新闻网首页 人大主页 数字人大 校长信箱 广角 部处 院系 校园 校务 交流 学者 学生 学术
返回首页
您的位置:人大新闻网>学术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研讨会 新形势下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机制与理论
2015-05-16 18:00:18
9,493 次浏览
来源: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编辑:刘 慧

为探讨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于5月10日召开“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机制变异与理论创新内部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银监会、人民银行、商务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就会议主题进行了研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参会并致辞。会议由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主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已显现出局限性。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及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积极探索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并重新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架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宏观调控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的变化,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及预期政策效果的达成。

001

陈雨露校长指出,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我国宏观调控的机制和理论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过去仅仅依靠“三架马车”作为实施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需要。2015年是我国经济大改革和大调整全面铺开的一年,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包括: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框架下的变化、对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干预边界问题的讨论、复杂形势下宏观调控方式创新的挑战、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中央银行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必须充分认识经济新常态,重新定位宏观调控的作用;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向结构调整转变;破除传统教条,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的功能;重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有效组合,强调社会政策托底的作用。

刘世锦副主任认为,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研究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发生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改革,不但具有现实意义,也有潜在的理论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渐迈入中速增长阶段,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方式和长短期预期目标的设定都应随之调整。例如近期宏观经济运行中,大家最为关注的通货紧缩问题,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应对通缩的有效办法就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但我国通缩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和成因,仅仅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通缩会收效甚微。如何真正治理通缩,如何把泡沫过渡的投机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如何通过宏观经济的调控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这些无疑都需要宏观调控机制和理论的创新。

与会的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机制变异与理论创新发表独到见解。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提出,过去研究经济增长,没有考虑金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估算潜在经济增速时,应引入金融因素。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下得出的关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认识,目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释金融危机的调整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等问题上,这些原有的理论框架都已不适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范建军研究员认为我国宏观调控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少非常科学的分析框架,政府部门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找不到非常清晰的思路。二是缺乏科学的宏观调控统计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认为不能就宏观调控本身谈宏观调控,虽然在宏观调控思路和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和创新,但总体上,短期宏观调控的基调是给经济吃药打针,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平稳运行的方法。从中长期看,宏观调控应着重培育两种能力,即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宪教授认为,就宏观调控的目标设定而言,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期,单一目标不现实,过多目标又等于没有目标,目标越多冲突越多,且容易被央行和政府作为征集自我肯定和推诿责任的理由。建议分别设定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应以构建“核心通胀率”、“GDP增长率”和“金融稳定性”三个“名义锚”为基础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架构。中介目标要分阶段考察和确定,在以利率对经济主体的“硬约束”没有形成以前,以数量型M2、修正M2为主,利率为辅,积极探索“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行性,逐步向价格型目标-利率过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国际上的宏观政策不是同一概念,内容、表述都存在很大区别。中国宏观调控架构的演变,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实施全程干预,基本没有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现微宏分开,1987年十三大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确立宏观调控的概念。如果宏观调控的内容过于宽泛,在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难以根治的体制扭曲,造成政府干预市场过多。现在是宏观调控改革的一个好时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太可能用完美市场的前提下,财政政策应该干什么,货币政策应该干什么,去理解现实中的宏观调控,出路只能是兼顾短期和长期,兼顾总量和结构。实际上在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中,尽可能用一些结构化的工具、手段,做到总量不要过快的扩张,同时又能够使结构有所改善。某种程度上,现在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不健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教授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是两大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本身是结构性措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总量性措施。西方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出台时间很长,要通过国会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但在我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我国财政政策出台时间短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非常快。但现在的确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财政政策面临两难取舍,一方面现在民众期待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于民生,但民生是结构性的、漫长的历史过程,短期对经济的收效甚微,而短期的调控将财政资金投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又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陈昌盛指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政策要尽量与财政分离,当然二者之间有配合,但货币政策不应该推动和收缩政府的杠杆。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影响政府的杠杆的现象在回溯。在新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政府杠杆之间的传递,怎么看这种回归。这些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下没法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快速追赶型的国家,但从来没有建立一个适应快速增长条件下的宏观框架,在现有国际条件下,政策外溢的迂回路径比以前更复杂,如何构架下一轮中国宏观政策的框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刘锡良教授提出,研究好“微观基础”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果不理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关系,政府职能不做相应调整,对市场干预过多,则宏观调控再调整也都是无本之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认为,分析2010年到2013年我国产能过剩调控数据可以看到,2010年到2013年确确实实通过政府的手段对相关产能过剩进行了压制,但2011年到2013年通过政府审批对这些部门又增加了投资,增加的投资远比压低的投资多,这背后是政府之手和要素价格扭曲。这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为什么结构管理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如果把政府导向下结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管理体系,可能结果是适得其反。因此,结构管理一定要引入改革,调结构如果不能和改革相匹配,结构调整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项改革要更多的在结构管理过程中引入市场要素,清楚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界,在相当多的领域恢复市场作用,完善市场特别是完善要素市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徐现祥教授指出,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中央、省、地级市三个层面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可以看到,我国政府一直有很强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而且是层层加码实现,实现经济增长背后的机制最核心的是地方官员的积极性。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同志指出,地方竞争一直是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我们看到地方竞争既带来了很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带来了很多麻烦,很多问题是得之于此,失之于此,在迈向新常态过程中,怎么把地方竞争的力量趋利避害,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帮助他们提高,划定一个好的行为边界,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相关链接:

[中国经济时报]“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机制变异与理论创新”内部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

[新浪财经]人大校长陈雨露:宏观调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