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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2017-03-28 17: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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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处
编辑:陈骊骊

3月26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的年度社会保障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教授主持会议。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青年委员会部分委员等40多人出席会议。

来自民政部、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民慈善基金会等高校和机构的郑功成教授、卢德之教授、王延中研究员、丁元竹教授、杨燕绥教授、李玲教授、童星教授、关信平教授、申曙光教授、何文炯教授、林义教授、丁建定教授、王杰秀教授、青连斌教授、林闽钢教授、席恒教授、宋宝安教授、禇福灵教授、杨立雄教授、姚建平教授、高和荣教授、鲁全副教授、谢琼副教授、郭林副教授、华颖助理研究员等25位专家学者先后围绕“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一主题发言,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郑功成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人民主体论”和“共享发展观”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依据。他强调“治国必先安民,安民必重社保”,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无预期者难安心”,“强国必须聚民心,民心要靠建立社会保障来凝聚”。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让百姓有自豪感、有归属感、有尊严,并可以此为荣。他再次强调,“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首先要准确定性、明确定位并通过法制化尽快定型。中国的社会保障不是罗斯福模式,不是俾斯麦模式,也不是贝弗里奇模式,而应当是中国模式,要对整个制度的再造进行理性的思考。十九大以后,社会保障要从边缘地带走向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地带。社会保障的建设还要与中华文化、家国同构结合起来。

卢德之教授认为,社会保障与国家体制、国体、政体密切相关,建设好这一制度的难度很大。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要与发达国家比、与经济发展比,还要与人民群众的预期比,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远没有成为“社会保障奇迹”。他强调,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论,即要有中国理念、中国思路,提出中国概念、中国方案并讲好中国故事。他还阐述了“21世纪慈善”概念,认为就是以21世纪全球发展为目标,融合不同文明成果,用慈善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环保、太空等领域协同发展,推动全球用共享治理资本,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多数人所共享,为实现全球共享发展而不懈努力的现代慈善形态。

王杰秀主任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应从纵向即历史、现实、未来的视角和横向即国外情况的视角出发进行论述。社会保障是政治性、社会性、群众性、经济性的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关注度高、公众容忍度低的领域,有社保者也有恒心,社会保障要托住底线,必须做出系统思考,拿出整体框架来。社会保障要完成从学术向政策的转化,才能影响决策部门和高层。社会保障研究需要数据的支撑,特别是大数据、信息化的支撑,做到有事实、有数据、有资料。

杨燕绥教授认为,国家保基本、激励个人就业是现代社会保障的主流。国家要尽快确定《社会保障法》基本纲要,为老百姓提供稳定预期。建立社会保障总署应提上议程,以整合分散于各个部门的决策权,原有部门的决策权将更多的变成发言权。建立的下属机构应包括国民社会保障登记局、医疗保障局、地方社会保障项目指导局等。中央部门应统筹基础养老金,并直接经办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丁元竹教授认为社会保障体制是国家社会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要明确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并与十九大战略思想对接。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完善既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接,也要与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互接。因此,要在强国目标和强国战略中看待社会保障的价值和意义。他提出社会保障的现代化包括:体现社会保障的中国特色;分析中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与应对方法;以及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另外,要把依法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王延中研究员表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品,具有多元的特点。当前对社保体系的考察主要从保障对象角度出发,而以保障主体为视角的探讨不够。要从供给侧角度即从保障主体责任的角度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提出了社会保障的四个主体、四个支柱。四个主体是:承担公共管理职责的各级行政部门、市场、社会、混合主体。四个支柱分别为:一是国家财政型支柱,这是基础性支柱。二是社会保险型支柱,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覆盖,但社会保险制度无法覆盖所有人群。三是社会型支柱,主要是介入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家庭个人,它们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四是商业型支柱,主要适用于收入高的人群。

童星教授表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本质是发展和维稳。应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改善民生是治国理政之本”提升到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并立的位置。认为在经济还未景气时,80年代政策制定者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可见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在十七大之后重点强调了社会的作用,这是最鼓舞人心的。后来发现只给“东西”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故在十八大加入了“社会治理”,强调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主要是四个“加快进程”:第一,加快体制的建设;第二,加快公共服务的建设,即不仅要有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参与,还要有组织落实;第三,加快现代社会组织的建设;第四,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他认为十九大是要解决全面小康问题,并规划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计划,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是重中之重。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安全,他阐述了强国富民、改善民生等思想,同时基于历史发展发表了对于“去市场化”与“去行政化”的观点和思路,提倡要适当驾驭。最后强调无论治国与攘外都必先安民。

关信平教授认为,现在“福利”二字被“污名化”了,应为福利正名。中国的福利水平与OECD国家相比依然很低,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强国富国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高,福利提升、增加劳动力成本是必须要付出的,因为低价的靠劳动力成本不可能进入强国。福利在以创新技术带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扮演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需求侧,促进消费;二是增加人力资本,尤其是增大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他通过分析社会支出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性发现,发达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高福利才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他强调,欧债危机是经济拖垮了福利,而不是福利拖垮了经济。那种福利拖垮经济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因此,需要澄清事实、用数据说明问题。

宋宝安教授表示在改革发展中须发挥社会保障的基础作用,社会治理需要改善社会预期。根据各类社会调研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公众的社会预期并不乐观,如对收入的预期等。故应该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否则将会影响到成效。目前社会大众对医疗、养老、子女就业等多方面都较担忧,同时,制度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易引起群众的忧虑。对于消费而言,目前中国城乡消费差异大,消费高、存款也高,三驾马车中“投资,外贸,消费”,消费不充分不完全造成社会治理的滞后。第二,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团结。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团进,使社会团体感到凝聚力,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第三,社会治理需要解决主要社会矛盾,社会保障为解决矛盾奠定基础,社会保障的健全致使社会治理政策的执行更有成效。如东北社会保障的不断增强使特殊时期的东北地区较为稳定。第四,社会治理需要一定条件。现实社会的群体公平,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等都是重要条件。第五,社会治理需要解决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其原因也是多方面造成的。如农村的发展方式需要再改变,否则将容易造成难以摆脱的贫困问题。最后,社会保障的目标性与工具性要有效结合,方能推动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共同进步。

李玲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是理念、制度体系和人财物,其中理念是基础、重中之重。诚如最通俗的表达:“饭碗”是最好的保障。现代西方经济学理念的直观表现就是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大鱼吃小鱼”。必须承认,中国社会保障30多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需要深刻考量“最终用行动在现实中给老百姓什么”。中国13亿人目前还尚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国家向心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当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是在特殊时期通过建立社保制度凝结社会公民,将每个人的保障和现实链接起来。中国文化是家国天下,单位就是家,但我们的思维还是把企业社会功能统统剥离,使各方负担更重。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最好的国家治理,可以团结民心,我们需要制定长远的战略政策,减少目前的难题,争取民心。另外,长远来看,大数据、信息化也可为未来保障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何文炯教授表示,强国路上靠民心。治国必先安民,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至关重要。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不仅老百姓面临着个人风险,国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意识是必备的。目前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贫困仍然存在,区域、群体待遇不均导致基本保障待遇差距大,因此基本保障权益能够落实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艰巨而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强调,整体性治理须被重视。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制度质量与制度风险预防应对能力体现着国家的治理水平。目前中国的制度存在着既分割又矛盾的问题,缺乏长期考量与系统化的整合。未来权力职责需要划清,战略计划需要长视。

林义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思想战略的体系,要着眼于中长期社保构建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要从中国制度资源、文化资源挖掘社会保障定位,大的趋势要从国家长治久安来明确社会保障定位,只作为稳定器来着眼是不够的,需提高战略定位,不仅要从技术层面还要从道的层面,一定的高度才能更明确方向。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社保应从边缘进入中心地带。社保在风险社会中的定位不能忽视风险分析,风险共治和风险预警,这些均有利于近期、中期国家的过度、社会转型、老百姓拥护。其次,在信息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民生保障诉求的满足影响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社保有两重性,完善的制度有助于社会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则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导火线,所以内涵外延要扩大,要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几位一体看社会保障,加入多学科的视角,除此以外还要关注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方面潜在的影响因素。社会保障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历史传统文化,包括家国同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参与国家治理要把社保和家庭稳固起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应该强化家庭,明确强本固本的发展战略。文化发展、社会保障、国家治理的根源性地位作用一定要高度关注。

申曙光教授表示贫富差距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对于社会保障的探析必须明晰社会保障的现实依据,同时兼顾理论依据。众所周知,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拉大了社会群体的贫富差距,现实依据的明确将更有效地引起政府与社会的注意,从而,认清楚新的社会形式将至关重要。未来5年或10年将在各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社会保障本身也到了关键时期。首先,法制化。过去着力于建立大制度,这是必经之路;其次,保障水平。这要求明确基本保险与福利的关系,以及现实中可以保障到的程度,这理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需要学者不断的研究。另外,老龄化是全方位的,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结构等都会产生影响,其进程与变化比想象中还要快。而对于民生需求,各个年代人群需求不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新一代需求与国际接轨,给政府与社会保障也带来一定压力。大数据,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对社会形态、社会保障管理方式、服务方式都有深刻影响,故要求政策制定者与学者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丁建定教授认为,社会保障是政府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大国地位的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英国《济贫法》的出现就是宗教改革到民族国家诞生,权力从宗教转向世俗过程中,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根基。他强调,社会保障目标很重要,欧洲社会保障目标经历了被动选择单一政治、经济、社会的目标到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的目标。政治目标可能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但我国社会保障首选目标是经济目标,这就不利于达成社会目标。从英国、德国、美国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大国强国的地位,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内驱力,即百姓的认可度。社会政策能够有效的实现大的政治的变化,社会保障对上世纪90年代德国的统一就发挥了极大作用。他还提出,福利是人类命运的共同目标。人类的福祉不管在哪个社会,都是很重要的制度安排。

席恒教授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人类共同福利的提高。人类福利共同提高,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作为国家公器的社会保障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经历了稳定器、协调器、公正器等发展阶段。社会保障参与国家治理的机制,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是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和基本手段。他指出社会保障功能和目标的实现要有抓手,这是社会保障体系和项目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和手段,需要对项目功能相近、人群接近的项目和制度进行整合,并完善体系建设,比如建立长护制度。他认为,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委员会统一管理,在中国更有适应性。

青连斌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宜集中考虑定性与定型问题。一方面,要从学术话语转化成政策话语入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定性。另一方面,要从法制化角度促使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定型,只有定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

林闽钢教授提出了“大国社会保障”的概念,认为应从大国、强国视角出发,推动中国建立大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康中国”的提法就是从国家层面来提,很有意义。中国的经济奇迹成就了社会保障奇迹,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能给社会保障提供历史性发展。反过来,社会保障的发展又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推器和稳定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要把握好两个理论层面,一是大国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放到中央和地方的框架中,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要从大国的视角考虑大国经济与社保、大国人口与社保等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重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缺社会福利,以后要补齐福利服务这个短板。

褚福灵教授认为,社会保障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化。衡量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可以参考国际标准。比如工伤、生育保险等,有人认为要取消生育保险,但按照国际标准,它是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化要法制化。按照社会保障,应统一制度的框架,尤其是社会保险的缴费费率。第三,要实现社会保障管理的现代化。例如,征缴体制,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改革,即有必要进行一定意义的垂直管理。第四,有必要建立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保障信息管理中心,只有做到社会保障信息一体化,才能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终身,保障终身的目的。此外,有一些理念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梳理,例如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社会保障是手段,更是目的。

杨立雄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在农村,农村短板在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但可以通过社会手段解决。社会保障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城市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推广过程中,不一定适合传统的乡村社会。社会保障应适应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当前,农村现代化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仍是短板。因此,要加强对乡村、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有效结合方面的研究

姚建平教授基于扶贫的思想主要讨论了贫困治理的现代化,主题为稳定与发展。扶贫的本质就是发展,而稳定其实就是兜底。首先,对社会救助稳定性的认知与理解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对各类现实保障的理解很重要。同时,他指出媒体的理解共性较大,而学者立于不同视角与方法理解有差异,公众则一般无法获得政策状况的全貌。如前段时间的“地铁儿童乞讨”事件,深刻剖析这种现象,贫困不仅与经济社会有关,亦与群体文化有关,一旦发散开来根深蒂固之后处理起来将较为棘手。再者,社会救助经办机构与社会救助服务需要专业化。如目前社会救助暂定办法只涉及收入与资产,但实际上资格条件的认定在现实中非常重要。在现实中容易引起大众关注的贫困残疾人等都需要更为专业化的社会救助服务。需要更专业的。同时,需要引入第三方,如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程序一般为先经过认定机构认定,再通过政府解决。另外,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如失业、服刑人员等不仅是资金问题,更需要专业化的社会救助服务。

高和荣教授认为,应从世界强国发展的视角,看待社会保障的定位。他围绕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问题,提两个目标。第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第二是建成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围绕这个目标,第一要解决法律层面的整合问题,能不能在未来将社会保险法,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进行整合。第二要整合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社会保障项目。让它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和中心。第三,要理顺社会保险的缴费关系和机构,使之成为可持续的制度。第四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定型,将社会保障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

鲁全副教授指出,要认识现在处在新的时代,要从新的时空格局来考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10年前做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时主要考虑富民与安民,这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现在我们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在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下一个宏伟目标,研究对象自然也就从个体转变为国家。小康社会要富民、现代化强国则要聚心。在信息化的社会,互联网和社会保障是将人们连接起来的两个重要纽带。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要要历史的视角、国际的视角和系统的视角。

谢琼研究员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要以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为导向,从历史视角和全球视角阐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基本规律与大势的社会保障观点。第一,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包括两个“百年目标”,也包括建立在两个“百年目标”之上的更长远的目标。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应在不同阶段顺应不同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第二,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和社会保障的关系,从全球的视角论证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发展对国家治理的作用,总之,要古今中外全面、充分论证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第三,阐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国家发展大势的观点,要着重论证下一时期社会保障完善的关键任务,以为制度发展决策提供理性参考。关键任务忌随意创新,宜在现有基础上梳理、疏导和优化;社会保障现代化是下一个时期必须提出并认真对待的问题,其要素包括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制度理性和可持续性等。

华颖助理研究员提出,社会保障是增进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进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她通过分析德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要时点,即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统一伊始和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之时,社会保障所扮演的角色论证了这一观点。德意志建立之初,面临着内政外交的诸多不稳定因素;社会保险制度的创建,不仅立竿见影地调和了劳资矛盾,更是提升了各方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稳固了新生帝国。在两德统一前后,社会保障的东西德统一显著促进了国家之统一大业与社会团结。统一前,东西德即通过协议约定:原东德引入西德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全德建立基于社会平等原则的社会保障体系。此举无疑赢得东德归心。正式统一后,通过特别税种“团结税”向东部地区持续输血,用于养老金、失业保险、基础建设等。东部养老金平均数额从不足西部的40%大幅提升,目前已基本一致。西德虽付出了高昂社会保障成本,但德国以统一的民族国家姿态实现了持久发展和强盛。

郭林副教授认为,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愈加受到关注,社保的绝对规模越来越大,事关每一位国民。将其纳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使其有效发挥安定民心、促进社会团结的正功能,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规模增加,其影响会更加广泛,会逐步成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并驾齐驱的政策工具,甚至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将前者纳入后者,有利于民生工作的发展;前者亦可为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日可待,现在必须从强国之路和第二个百年甚至更长远的时空来谋求社会保障的定位与发展,必须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加以重点建设,社会保障理论学术界有责任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做出与大时代相适应的呼应。

社会保障理论务虚会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举办的最重要的理论学术会议之一,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每次围绕社会保障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形成相应的理论共识。此次“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务虚会是2016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理论务虚会的延续,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真正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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