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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在党的教育事业中“长征”
2017-04-17 1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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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报
编辑:赵禾

【编者按】成仿吾(1897—1984),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10年东渡日本,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冈山第三高等学校二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7月底,成仿吾担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7月,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1949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协助吴玉章工作。1953年以后,他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春,成仿吾受命主持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任党委书记、校长。

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

 成仿吾早年受国富强兵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兵器制造工程。留学期间,成仿吾深感革命文艺对启迪国民觉醒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在这期间,成仿吾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小说、诗歌,对启迪人民的思想、向封建愚昧进军、推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他在《从革命文学到文学革命》、《全部批判之必要》等文艺批评文章中,已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

1924年,成仿吾受聘任广东大学理学院力学教授兼德语教授。1928年,成仿吾前往欧洲,在那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国后,他在鄂豫皖和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直接投身于艰苦的革命洪流之中,锻炼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1934年10月,成仿吾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同行,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和马列经典书籍的挂包,这位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就这样和每一个普通红军士兵一样,踏上了漫漫征程。

飞机场上的教育史奇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那些急切地寻找抗日救国方法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成批成批地奔向延安,他们把延安看作照亮中国抗日救国的一座灯塔。为了把这些来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并吸引更多的人以壮大革命队伍,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被任命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团书记。

“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成仿吾在回忆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陕北公学校校址设在延河之滨的飞机场上,原是汽车训练班用的一些平房。成立之初只有十几名干部,成仿吾就在朴素的条件下创建和领导陕北公学,肩负起为抗日斗争壮大力量的重任。

成仿吾领导陕北公学,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创造了一整套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准则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计划于教学措施,取得显著成绩。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他们被分配到各个抗日前线去,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那样短的时间内,造就出这么多优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

1939年春、夏两季,日军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陕北。党中央经过会议决定让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近,其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一起开赴敌后,坚持在华北抗战,并开展国防教育。“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成仿吾曾回忆说。

考虑到身处敌后,经常有日军的扫荡和围剿,成仿吾立即采取新的措施。当他们踏过胭脂河上的薄冰,靠近较为平静的边区的西南部分时,成仿吾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白天,行军休息时,学生们就聚集在隐蔽的树林里上课;晚上,睡觉前,学生们就热烈地进行讨论。《哲学概论》、《音乐概论》、《戏剧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就是在边行军边学习的战斗生活中学完的。就这样,学生们在行军过程中依然完成了重要课程的学习,而且学得扎实,学得生动,同时这一学习方式也为敌后教育开辟了新途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英雄事业,成仿吾等共产党人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1941年8、9月间,日寇集中七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中心腹地阜平、平山地区“扫荡”,华北联大被迫停止集中教学,化整为零,转移到山区,在群众掩护下,分散住在小山村里。敌人迫近时,就躲到山洞里。尽管生活十分艰苦,还不时有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乱投炸弹,成仿吾心中始终装着全校师生,经常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看望教师和学生。有的点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走到,给大家发银元,付给老乡生活费。有的学生当时见到成校长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顷刻间像看见亲人一样痛哭起来。成老带给学生鼓励和关怀,告诉大家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师生坚持反“扫荡”的斗志和努力学习的热情。

“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

1949年12月1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任命吴玉章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由胡锡奎和成仿吾同志担任副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过程中,成仿吾显示出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造性和坚定性,对办学中面临各种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政务院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成仿吾反复强调,学习苏联要避免生搬硬套的弊病:“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起来。”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成仿吾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理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仿吾坚持的观点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

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时,成仿吾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迅速掌握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与管理条例,他开始努力学习俄文,以便直接阅读苏联有关文献。他译校了不少学校的条例,比如现在全国通用的“教研室”这个名词,就是经过他反复考虑翻译确定下来的。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建立起了41个教研室,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探索。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启示下,全国高等学校纷纷成立了教研室,这是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科学管理的一大成果。

复校不是简单的复原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复校,成仿吾被任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已是八十高龄的成仿吾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把分散到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找回来。他英姿焕发、全身心的投入,让不少干部和教师敬佩道:“成老不怕困难、征服困难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丝毫未减当年。”

“恢复绝不是简单的复原!”在7月26日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会师大会上,成仿吾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总设计师,他对整顿、复校工作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恢复整顿,树立骨架,建立保证教学科研活动正常进行所必要的秩序;第二步,迅速向前发展,使中国人民大学在各方面都作出突出成绩,在较短时间内能较好地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新水平。

成仿吾是一位说得少、做得多的领导干部。他宣布了分两步走的计划以后,立刻抓紧落实,使纸上的东西成为了现实。

开学后,成仿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教职员工解放思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在讨论会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力求解决问题。1979年4月,成仿吾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为当时正在酝酿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此后几年,成仿吾同志撰写了《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校译了《反社林论》,并主持了《成仿吾教育文选》的编辑工作,直至去世前夕,一直笔耕不辍。

成仿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教育工作时间最长的同志之一,他对党的教育事业具有十分浓厚的感情和非常执着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本文由刘宜卫根据相关书目编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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