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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王大广:华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历史贡献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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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教育(高教)
编辑:赵禾

【摘要】作为一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大学,华北联大在短短9年的办学期间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并实行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统一,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继承和发扬华北联大的优良办学传统,对于我们走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坚持教育自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联大的诞生与发展,是适应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必然要求

1939 年春夏之际,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巩固其占领区,日寇向华北军民实施大规模“扫荡”,并且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实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一共办了17 所学校,有师生数万人。在战火逼近陕甘宁边区时,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学校,减少非战斗人员。但这些学校去哪里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日寇战火迫近、顽固派封锁加紧的形势下,我们有些学校是向后退到甘肃去呢?还是向前挺进到华北前线去?如果退到甘肃去,那里有顽固派困扰,是死路一条。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的大学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于1939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举行了成立大会,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毛泽东同志亲自到场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为华北联大确立了明确的办学宗旨和方针。

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关怀下,在9 年多时间里,华北联大全体师生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教育方针,坚持在敌后办学兴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晋察冀边区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总体而言,华北联大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正规化发展时期。华北联大成立后,按照中央既定方针,1939 年7 月12 日开始从延安出发,在成仿吾校长的率领下,跨过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层层封锁线,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累计行程达三千多里,最后抵达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办学。1940 年下半年,面对人才培养的紧迫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华北联大逐渐扭转战时教育模式,从机构建制和教学体系上加大完善力度,开始向着正规化方向发展。在学制上,除原有的专修科外,还增设了本科和预科教育,使得学制更加完善。在院系设置上,将原来各部改为学院,其中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院长由江隆基兼任,下设法政系和财政经济系。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院长由沙可夫担任,设有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工人部改为工学院,院长由成仿吾兼任,下设机械系、探矿系。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院长由成仿吾兼任,下设教育系和中学班。到了1941 年夏,华北联大学生超过了3,000 人,全校教职员工1,000 多人,华北联大处于鼎盛时期。1942 年,为了粉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图谋,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华北联大缩编,只保留了教育学院,坚持小规模办学,准备在形势好转时再复校。

第二,全面恢复时期。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8月底,华北联大随着我军进驻张家口,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华北联大在张家口复校,由成仿吾主持华北联大的全面恢复工作,并将一度迁往东北办学的延安大学大部并入华北联大,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担任华北联大副校长。1946 年上半年,迫于各方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战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客观上制约了蒋介石的军事挑衅行动,推迟了内战的全面爆发,国内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华北联大扩大了招生地区,除了在解放区招生外,还利用有利形势以半公开方式在平津等大城市招生。一时间,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向张家口涌来,华北联大的规模迅速扩大,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转移办学时期。1946 年6 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华北形势骤然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北联大不得不撤离张家口,迁往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广灵县山区。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华北联大及时缩短了学制,培养战时急需的党政干部。1947 年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部和华北战场不断取得胜利,整个解放区的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华北联大再次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原有院系也逐渐恢复。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日新月异,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区内的教育机构也因此进行大规模调整。根据中央部署,1948 年8 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联大就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华北联大体现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是我们党探索新式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华北联大虽然办学条件简陋,而且多次迁徙,机构设置也几经调整,但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向着革命化、正规化、知识化方向发展,逐渐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战争需要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有效模式,使之成为当时全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所十分令人瞩目的高等院校。

第一,在办学方针上,强调为革命斗争需要培养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寇进犯的国土面积不断扩大,国内许多知名学府遭受了劫难,大批高校迁往大后方坚持办学,“至 1939 年春,国内100 多所高校已经有 90 多所内迁。”剩下的高校也基本处于停课状态。然而,面临这样严峻的战争形势,华北联大却临危不惧,不仅没有撤到后方,反而挺进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坚持办学,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华北联大之所以始终坚持斗争在民族独立和解放战线的最前沿,是由这所学校的办学方针所决定的,《华北联合大学章程》鲜明指出,“华北联合大学应该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一支文化纵队……帮助华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各界培养、提高各种干部,推动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就是华北联合大学最主要、最实际的任务。”这一办学方针的制定,与党中央确立的坚持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在整个存续期间,华北联大始终坚持这一办学方针,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对象、学习期限等,一切都服从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只要抗战需要,即便学校暂时缺乏条件去办的事情也要创造条件去办,而抗战不需要或者不急需的事情则不办或少办,实现了对敌斗争和办学工作的有机结合。

第二,在办学方向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华北联大的一个优良传统。由于是在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办学,学生生源的来源十分广泛,他们的政治素质、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客观上需要时刻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华北联大十分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学校行政上设立了政治指导处,负责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院系设立政治指导科,一般由各部(院)党总支书记兼任科长,负责全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学校还高度重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主渠道作用,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建设”专题报告等,政治理论课的比重约占全部课程的 20%。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帮助学生消除旧中国的教育和生活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培养良好的政治品格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营造民主讨论、平等交流的氛围。为了让学员在较短时间内学习掌握各门课程,并且能够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华北联大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学员自由讨论,教师都十分注重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科学结论。学校根据实际探索了一套有效的教学程序,即引言—阅读—讨论—解答问题。自由讨论是华北联大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一方面,通过自由讨论调动全体学员的积极性,使得每个人都认真思考疑难问题,积极投身到的知识学习之中;另一方面,也注重发扬学习民主,鼓励发表不同见解,让正确的观点在思想碰撞中应运而生。成仿吾在回忆华北联大时,特别对学校的自由讨论教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之所以提倡自由讨论式教学,主要是灌输式教学不易开动学员脑筋,不能深刻地了解问题,特别是“讲授容易有教条主义的倾向,难以符合实际要求。”

第四,在课程设置上,注重文理并重、综合发展。虽然是在抗战的最前方,但华北联大在课程设置上却按照正规大学来设立,开设的课程不仅包含社会科学,而且包含自然科学,涉及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艺术学、理学、工学等几乎所有学科门类。丰富的课程设置,强大的师资是保障。在华北联大的教师队伍中,云集着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如俄语教师赵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在上海从事俄语翻译工作,是俄国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第一位中文译者;英语教师张帆来自燕京大学;物理教师傅大陵原来任教于南开大学;化学教师董晨原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地理教师孙敬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王文克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教师林子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讲师、校务委员会委员等。

华北联大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为探索新式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创新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善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校的根本领导制度,对于保障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陕北公学时期,陕北公学实行的是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华北联大组建后,在管理体制上沿用了陕北公学的领导体制,党团是华北联大的最高领导机构,党团下设党委,党委负责管理学校的党务工作,对学校完成各项政治任务起保证作用,校长在党团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党团领导体制渐渐被党委领导体制所取代,学校的管理制度也由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过渡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改变了党团和党委职能交叉、分工不清的弊端,使得学校的领导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华北联大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第二,注重育人为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短暂的办学期间,华北联大始终坚持把培养各方面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共为各地各级党政军部门培养了一万多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外语、新闻等专业干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的最高学府,华北联大共培养学员八千多人,其中培养行政干部三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两千多人,文艺干部一千多人,其他,如群众工作、党务工作、生产建设干部逾千人。许多学员建国后成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佼佼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黄达、苏星、塞风,著名历史学家刘佩弦、彭明、程秋原,著名文学家杨沫、秦兆阳,著名作曲家王莘,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王昆,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孟于,著名画家李琦、冯真夫妇等。华北联大培养的大批优秀学子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华北联大的优良校风,他们把华北联大的精神印记深深地刻在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丰碑上。

第三,坚持学术理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华北联大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虽然都是投笔从戎,但却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即使在严酷的战斗间歇、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生活中,他们仍然不忘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例如:著名学者李凡夫于1940 年发表了题为《沦陷区的土地问题》的文章,详细阐述了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土地问题。著名学者江隆基于1941年发表了题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以及文化事业在对敌斗争中的重大作用等问题。著名学者何干之于1940年出版了《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对什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进行了科学的论述,批判了曲解、阉割三民主义的种种论调。著名学者、翻译家沙可夫编译了许多外国名著,如高尔基、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经典作品。著名学者于力于1942 年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军在北平犯下的滔天罪行,热情讴歌了北平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除了个人研究外,华北联大的学者还积极倡导和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如成仿吾、江隆基等在 1941年发起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新哲学学会和新教育研究会;何干之发起成立了鲁迅研究会;于力等发起成立了燕赵诗社,这些知名学者为繁荣解放区的学术文化活动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第四,始终扎根民众,宣传和普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利用文艺的力量团结组织群众,是我们党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华北联大在办学期间,在繁荣新文艺,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将冀中铙钹舞蹈、陕北腰鼓、东北秧歌进行创造性融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舞蹈形式,受到了群众们的喜爱和欢迎。1949 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中国代表团演出了这一节目,受到了高度赞扬,获得一等奖。再如:华北联大平剧研究院坚持文艺为群众服务、为党的政策服务,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新剧目,如《逼上梁山》《河伯娶妇》《中山狼》《红娘子》等,在各地巡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另外,华北联大师生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不仅培养了一批青年艺术家,而且推动了文艺与群众运动的有机融合,起到了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华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她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却由中国人民大学等有着红色基因的高校所继承和发展。正如1941年 7月4日《晋察冀日报》所评价的那样:华北联大为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开辟了道路,“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并实行思想自由与学术研究自由,他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实行政治指导与教育作业合一。和中国旧教育相反,联大是实行抗日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兵团,是自由幸福的乐园。”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走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宣传思想工作一般课题“增强教育自信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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