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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陈先达: 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
2017-09-29 0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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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特区报
编辑:文盈盈

陈先达,1930年12月30日生,原籍江西省鄱阳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代表作有《走向历史的深处》《处在夹缝中的哲学》《问题中的哲学》《我的人生之路》等收入《陈先达文集》(14卷)。2016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陈先达文集)

客厅整面墙是书,沙发间不大的空隙里,也是书,就是书房中休息的小床都被书“霸占”了一半。这是本报记者走进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陈先达家中的最深印象。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人物,从1956年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陈先达传道授业,潜心学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更被学生称为“行走的马列字典”。今天,已然87岁高龄的他仍然带博士生,仍然每天笔耕不辍,在电脑上敲出一篇篇学术文章。

9月的一天上午,记者在人民大学宜园一住宅楼拜访了陈先达。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谈得兴起时,他会双眼炯炯有神,洋溢着兴奋的神采,站起来打开电脑请记者翻看他的文章,或熟练地用微信发资料给记者。“我很平凡,一个普通人,一生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但比较用功而已。”他很谦虚地说,“在哲学的海洋里,我只是浅水试步。”

“我与哲学是旧式婚姻”

记者: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

陈先达:中学时,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梦想当作家,在昏暗的豆油灯下读唐宋诗词是我最大的乐趣。1950年我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昌大学都录取了,但复旦的录取消息登了报,我先看到了,就进了复旦,学的是历史(笑)。当时复旦有两届学生是三年毕业的,我那届就是其中之一。1953年我被直接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哲学。我们那代人,国家让学啥就学啥,我就这样与哲学终身结缘。

记者:您曾不无诙谐地说:“我与哲学是旧式婚姻”。能解释下吗?您觉得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陈先达:我与哲学就像“旧式婚姻”(笑),先过门,后恋爱,逐步培养感情。我们那个研究班没有一个原来是学哲学的,我读中学时都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在复旦读的是历史系,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学历史对我学哲学帮助很大,我的哲学文章不空洞,历史感强,得益于学历史。学哲学需要文史哲兼通。

1956年毕业后,我留校在哲学系工作,那年人民大学哲学系刚建系。

记者:您曾说过,以哲学为业就是以思考为业。这决定了从事哲学研究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人的职业,它不断地拷问自我。偶然闯入哲学领域的您,是怎么爱上哲学的?

陈先达:当时我刚工作,就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张东荪哲学思想批判》,拿了100元稿费,当时就像中了大奖一样,请朋友“搓”了一餐,买了双皮鞋,还剩下不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它引发了我哲学写作的兴趣和自信心。

记者:您认为,哲学应不晦涩、不堆砌,要让哲学以更清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您能谈谈哲学通俗化的意义吗?怎么让哲学变得通俗易懂?

陈先达:晦涩不应该是哲学的本性。连康德这样以晦涩著称的哲学家都主张文章应该通俗。我多次引用过康德的这段话:“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不能认为凡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

哲学文章要通俗易懂,要有思想,要有文采,要让读者易懂、爱看。

记者: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哪一位?

陈先达:我们哲学课开始是苏联专家教,但大部分哲学原理课还是萧前老师讲。萧前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他也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

“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

记者:1964年您发表的《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一文中明确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这是我国学术界最早探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您能介绍一下吗?

陈先达: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论述中的观点,我只是在文章中把自己理解的全面展开,论述了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关系,说不上创造性,只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已。

记者:您早期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把研究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先达: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我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藏丰富的矿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矿山中采出来的宝石。而且当时,马克思的早期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理论分歧也很大。我觉得不从历史着手,很难说清楚。

所以1981年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又写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记者:您1987年出版的著作《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被誉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学术进展和学术成就”的“最重要影响”的六本哲学论著之一。能谈一谈当时的思考吗?

陈先达:这本书再版了五次,被译成英文,评价较高,获得过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学特等奖等。当时,我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这是全国最早的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探讨的著作。

记者:回顾您哲学研究历程,还有哪些重要著作?

陈先达:1982年,我与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作为整体,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

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作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学术专著,曾获得多次学术大奖。

1990年8月,合著的《被肢解的马克思》出版。这本书我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也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对当代西方各种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获得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记者:您后来为什么将研究重心转向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晚年开始写作哲学随笔?

陈先达:哲学应该是可爱且可信的,我不同意把哲学搞得高深晦涩,完全由概念到概念。我喜欢具有生活气息。尤其到晚年,我自己的哲学思路和文风都有点改变。我逐步意识到,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扎根自己的灵魂深处,是自己最有深切体会和认识的东西。

我开始思考哲学有没有另一种写法?于是有了《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漫步遐思》《静园夜语》等七本随笔,用清新活泼而又幽默风趣的语言,使枯燥深奥的哲学变得鲜活而生动,成为畅销的哲学读物。我试着用这种方式回答人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倡导哲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关注民族和时代的命运。为什么?

陈先达:我写的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摆弄纯粹的哲学概念,当超凡脱俗的哲学家。不能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绕着走。我们的专业不容许我们当社会的旁观者。

哲学不能空对空,要关照现实,关照问题。哲学家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躲在由概念和范畴建成的哲学堡垒中,智慧之花就会枯萎。

在哲学研究领域我最早提出以问题为导向,我写过《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提出要以问题为导向,要把问题中的哲学变成哲学中的问题。

“养心要静,养身要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

记者:您一生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桃李满天下,对当前的年轻人,您想说什么?

陈先达:哲学是个无底洞,有庞大的领域,在里面得到一点点智慧就了不起了。尤其现在哲学的领域多广,而且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如信息问题、人工智能,哲学怎么看?

年轻人选择专业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符合的,能发挥自己才能的专业,而不是赚钱最多的专业。后者那叫谋生,而选择自己爱好的专业才可能作出贡献。

学哲学,我主张专业外的书籍要“杂”,经典著作要“精”。我自己看书就很杂,医学书、心理学书、小说、史记、唐诗宋词等都爱看。

记者:您60多岁开始学电脑,现在还用电脑查资料、写作吗?好像您现在还学会了用微信,您的最大爱好是什么?

陈先达:我1995年开始用五笔打字,现在不用电脑都不会写文章了(笑),微信也用得很娴熟,我愿意接触和使用新生事物,哲学传播也要用现代手段(笑)。

读书看报、写作、讲课是我最大的爱好。我如果去京西宾馆开会,总要翻阅你们的《深圳特区报》(笑);我还爱听评书。

记者:您80多岁了,还在招收博士生,而且至今仍进行哲学研究、笔耕不辍。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作息的?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陈先达:我一般6点半起床,早餐后开始散步,差不多走五六千步,回到家后开始工作,12点午餐,中午休息会,下午2点多开始工作,一般工作3小时左右,晚上就看看电视。不过我不看电视剧,只看新闻。过去每天至少写1000字,现在没这么严格了(笑)。不过因为我一写文章,经常是不写完最后一句不停下来,老伴就总催我:“饭都热三次了,先吃饭(笑)。”

养生秘诀?我每天早餐前要打太极拳,好几十年了,不过很多动作学过忘了,只反复做几个记得的动作,有些还是自造的动作(笑);打完太极拳,我还会静坐20分钟,完全放松和放空自己,有时工作累了,也会如此;每天上下午我都会散步,一般每天走万步;另外就是心态好,把名利看得很淡泊,一些荣誉证书、奖状,压到哪里我都不知道,找不到,说句实在话,我不太重视这些东西。

我遵循两句话:养心要静,养身要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

记者:目前,您还在关注什么问题?

陈先达:我关注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我认为,哲学家不应尽搞些抽象的理论研究,而应关注现实,关注问题。有名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康德等,他们研究的内容可能不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但他们研究的问题本身都高度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所以给后世以智慧。我们达不到他们那样的水平,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哲学思考中,看到它与现实的联系。

记者:您觉得人生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陈先达:欣慰的是教书一辈子,学生们很好,青出于蓝,有三位是长江特聘教授,还有一些成为学科带头人。也有大学校长。遗憾的是,读书没有止境,我做的事还是很少。

记者: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您如何评价自己呢?

陈先达:我没出过学校的门,我很平凡,是一个普通人,人生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但比较用功。虽然现在87岁了,但我从来没有颐养天年的想法。我的很多著作论文都是50岁以后写的,这一两年文章写得多些,我从不偷懒,除了过年没有什么周末、节假日。我说过,我把别人旅游、饭局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我少了很多我并不认为是“享受”的享受,但多了许多我自己喜欢的快乐。

如果说我人生有什么体会,那就是做人要谦虚,做学问要执着。在哲学的海洋里,我至今仍然是在深不及膝的浅水中试步而已。生命不止,思考不止。这就是我的哲学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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