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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纶:鹤发丹心负轭前行
2017-11-03 1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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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委宣传部 陈骊骊
编辑:赵禾

【编者按】王传纶,江苏苏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原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原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王传纶,一位永远轻声细语、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一位谦逊低调但学贯中西的大师。自1953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王传纶就与这所学校结下了世纪之缘。历经一个甲子轮回,他始终不忘初心,负轭前行。与年轻一辈科研工作者相比,王传纶的个人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从战争年代辗转求学于西南联大到远赴英伦留学海外,从计划经济走到改革开放,从热血青年到一代宗师,他的人生是一部活的学人奋斗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史。

书生常怀救国志

王传纶出生在富庶的江南,父亲经营老式银行、钱庄,生活优裕。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的家乡苏州曹家巷很快沦为日本占领区。民族危亡时期,全家逃难到上海,亡国奴的生活让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心中涌起无限悲愤。他不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立志于读书救国。第二年,王传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他怀着强烈的救亡图存愿望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历经周折,终于成为该校经济系的一名学生,也是年纪最小的新生之一。

在西南联大的经济系,王传纶接受了当时最为严格而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师从于经济学泰斗陈岱孙等大家,为自己终身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当时其他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学校一样,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堪称艰苦。学习用的桌椅只凑合用木箱,“两稀一干”的粗糙饭食中常常裹着沙石、糠屑;校舍不但是东拼西借而来,还多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有时候课程上到一半就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就紧急疏散,过后再抢修被炸毁的校舍。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王传纶和其他同学一样,靠做家庭教师、在书店卖书、做会计等来维系生计,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更磨炼出坚韧勇敢、百折不挠的意志,让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始终能够淡然面对低谷与挫折。

1942年7月,王传纶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留学,在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经济学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写信给王传纶,邀请他回国工作。收到昔日恩师的信后,王传纶毅然舍弃国外优厚的研究和生活条件,于1951年国庆前夕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

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刚刚开始创建。初到清华大学经济系,王传纶并没有走上讲台,而主要从事研究工作。随后,他又赴广西参加土改,回到清华的时候,已是1953年初了,此时的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工科大学,人文相关学科基本上分流到其他高校,王传纶就随着经济系的同事们去了中央财经学院的财政教研室,后来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调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与人大的不解之缘。

栉风沐雨心愈坚

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78年,中国历经了多次政治运动,“反右”“四清”“文革”,知识分子群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多年的动荡不安,对于任何一位学者来说都是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但更多的人选择坚守,走过那段黑暗岁月,迎来学术的春天。王传纶正是后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他的学术研究一度中断,但他仍尽最大努力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展开研究,译介了大量国外研究成果,尤以1957年翻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美英财政》最为著名。

在“文革”中,王传纶的生活天翻地覆,生存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学术研究更无从谈起。一家三口天各一方,孩子毕业到了军垦农场,他则第一批前往江西鹰潭余江县的刘家农场进入“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那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王传纶和经济系的教师一起在基建队劳动,他与后来的党委书记、当时的哲学系主任张腾霄组成劳动小组,承担了搅拌石灰和沙子的工作,每天要搅拌四五车材料供建房使用,这是基建队中最粗最累的活。在基建队劳动的教师都是文弱书生,还有很多人戴眼镜,在晚上劳动非常困难,基本只能摸索着干活,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再看书做研究,大家只能依靠收听广播了解外面的消息。

1972年,王传纶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停办。当时的副校长郭影秋做出一项富有远见的决定,就是教师队伍成建制地调到其他学校和研究机构去,以待复校。王传纶应组织安排在北京经济学院工作,后来应邀到中国银行的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他整理了大量国际经济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及业务资料,为中国银行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支年轻的金融研究队伍。同期,王传纶还参加了中央党校“外国外资问题”专题研究小组,给当时正在中央党校为全面改革开放做系统的理论与知识准备的党政领导人提供了最新的国际财经研究资料。

在艰苦的环境中劳动、在流离失所中生活、在无所依托中做学问,这些都没有磨灭王传纶心中的热情,他执着地坚守自己的学术梦想,等待着重新绽放。

改革开放后,年近花甲的王传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投入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中。1981年,王传纶的专著《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问世,在国内首次建立了研究西方财政的理论体系。80年代后半叶,他先后撰写了7篇统一以“结合国际经验的探讨”为副标题的系列论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我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汇率机制、利用外资和宏观调控等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在学术界和决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王传纶最早勾画了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理论框架与应用方法,在国内首倡开展“资金流量分析”研究。1990年,他集多年研究之大成,发表《“资金流量分析”的方法及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应用》,还亲赴中国人民银行为调查统计专业人员授课,直接推动了1992年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

将中西文化相结合、将财政与金融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王传纶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春风化雨育英才

2011年,王传纶获得“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新中国财政金融教育事业服务的最佳褒奖。他一生不离三尺讲台,主编的多部教材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材省部级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与他共事近60年的黄达教授以“真有学问,有真学问”八个字概括王传纶的治学境界。

学成归国几十年来,王传纶致力于搭建中外学界沟通的桥梁。初到人民大学,他就做了大量关于苏联财政制度的介绍性研究。1979年冬,财政部在大连举办了中国首届涉外税收培训班,由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授为全国高校教师和各地税务官员授课,王传纶积极参与教材翻译、课堂讲解、组织讨论、总结理论等各个环节,协助完成了中国国际税收界的一次启蒙教育。他还尤其重视对国外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先后主持译校《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94)、《货币金融学》(1998)、《货币经济学手册》(2002)等十余种论著。1999年,已近耄耋之年的王传纶还指导年轻学者翻译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他不仅精心校阅,还撰写长篇导论,对确定中国跨世纪的金融改革思路产生了指导性影响。

王传纶最为强调的是严谨治学的精神。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他对待博士生历来严格,但从不搞“一言堂”,而是尽量鼓励学生从选题、调查研究到论文写作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是一个互相交换意见、有准备地探讨问题的过程”。他总是字斟句酌地修改学生的论文,常常还附有写满数页纸的修改意见。

论及治学,王传纶身体力行地为学生们做出“严谨”的榜样。直到80岁高龄,他还精心备课,为博士生讲授财政金融前沿课程,因为他认为“作为博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只能有一个方式,即自己先学习然后方能帮助他们。这些年学术进展很快,知识老化不可避免,我虽也掌握一些书本知识,但靠这点‘本钱’是指导不好研究生的学习和论文写作的。经济学是艰难的科学,需要不断补充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娓娓的阐述、严谨的分析、工整的板书,让学生在获得知识启迪的同时,更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培养的无数弟子如今都活跃在各重要岗位上,为新中国的财政金融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王传纶虽是大家名师,却淡泊名利,生活极为简朴,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了教学和科研活动。年逾古稀以后,王传纶仍坚持每周给学生开课。由于家住校外,又不想麻烦学校,多数时候都是自己骑单车往来课堂。他们一家居住的北京电视台西门的厂洼小区内的住房只有50平方米左右,客厅和书房相连,总共也就15平方米左右,四周都是层层叠叠垒起来的书籍,但正是这间“陋室”,引导和感召着一代代莘莘学子。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回忆起这间简陋斗室时感慨万千:“那拥挤的书房,那昏暗的灯光,总是散发着温暖的力量,让人淡定,催人前行。”

(原文刊于《大师渊范——中国人民大学名师大家专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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