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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立治国之法典育济世之英才
2017-11-01 16: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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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中心 学生记者 王煜熙
编辑:赵禾

【编者按】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国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1951年8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成为较早地系统学习和研究苏联刑法理论的中国青年学者。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截至2012年6月,已培养出刑法学博士51名,受国家有关部委委托,先后主编刑法学教科书达11种。自始至终参加新中国1979年《刑法》的起草和1997年《刑法》的修订工作。作为“刑法学泰斗”“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之一”,高铭暄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

2016年11月22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授予 88岁高龄的高铭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多年来为中日刑法学术交流做出的贡献。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首先是属于我的母校和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还属于中国的刑法学界,乃至中国的法学界。”回到人大,面对采访镜头,高铭暄谦虚地说道。

他是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和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他曾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这些,便是这位“最年长法学博士”的履历。

战乱时求学,革命中新生

高铭暄的求学时代正值多事之秋,刚刚摆脱国民政府、走向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方兴未艾,国民党在白色恐怖中迎来蒋介石掌权的时代,统治了北方广大土地多年的北洋军阀即将走向终结,而遥在海对岸的野心家日本开始了它新一轮侵华的谋划。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动乱的时代背景,让高铭暄在青年时期便见证了无数人间疾苦,法条纲纪的崩坏催发了他心中对法治社会的向往。

高铭暄的大学是在两所大学里读完的,前两年在浙江大学,后由于解放战争转学到北京大学。因此,高铭暄的大学生涯汲取了新旧两个时代的法学精华。

除了学识的收获,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结缘也在此时。1950年,党中央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由“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担任校长。

“我想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既然是正规的,可以学到很多革命的道理、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可以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出于对革命的敬意和憧憬,

高铭暄毅然决然地在毕业分配志愿栏写下: “去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的学习中,四位苏联刑法学专家的讲授使高铭暄对刑法有了更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研究兴趣也越来越浓,为他的专业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高铭暄被留校任教,这一干就是50多年,直到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已是年近九旬的高铭暄才光荣退休。
正所谓“学无止境”,即使从工作岗位上隐退,高铭暄也没有停息自己刑法学研究的脚步,不断开拓进取,赢得了全世界学界的认可,享誉国际。这次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授予就是最好的证明。

厚重刑法典,悠悠四十年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代法学毕业生,高铭暄在新中国法律界最显著的贡献便是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任务艰巨繁重,刚刚留校任职的优秀毕业生高铭暄受人民大学的推荐和委派,加入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从1954年开始,直到1979年结束。历经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特殊时期的强制暂停,高铭暄和同僚们克服困境,迎难而上,经过无数次讨论研究,终于如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的起草工作,而高铭暄本人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学者。

第一部《刑法》正式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众多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刑事法律的草创活动,包括提意见、发表立法建议、要求纠正不当条文等,受到了立法工作机关的高度评价。

近20年的立法实操磨砺了高铭暄,使他从一名法学院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位立法战场上的“老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吐故纳新,高铭暄开始了新的征战,无论是原有法律的修订、新《刑法》的编写,还是《刑法总则》的归纳创制,高铭暄都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的一线。

从1954年第一部《刑法》开始起草,到1997年第二部《刑法》颁布,可以说,40多年的立法生涯,高铭暄鞠躬尽瘁,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刑法建设的进程。

一甲子岁月峥嵘,守初心老骥伏枥

66年,这是高铭暄留任人民大学至今的时长。

66年,弹指一挥间,研究立法、教书育人即是高铭暄生活的全部。对于传道授业这项工作,高铭暄有着深深的执念,即使是在立法工作错综复杂的困境下,高铭暄依旧没有中断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执教工作。

“无论社会活动如何繁忙,我都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我认为教学是老师的神圣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高铭暄是我国刑法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

从教多年来,高铭暄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如今桃李芬芳遍天下,他的学生们也逐渐成长为国之栋梁。

除了教育学子以外,作为兼有刑法才学和立法实践的难得人才,高铭暄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编写刑法学教材。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刚刚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法学园地几乎一片荒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号角,面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以及全国各地相继恢复的政法院系和政法机关,急需一套法学教材来满足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年近六旬的高铭暄临危受命,先后主持编纂了《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等高等教材,又针对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进行了全国性刑法学教材的编纂;1997年,新的《刑法》颁布以后,高铭暄立即投入新教材的主持编写中。一系列新教材的出世,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瞩目和读者的赞赏。

在人大的66年里,无论是站上讲台传授知识,还是伏于桌案编写教材,高铭暄始终无所保留,将毕生所学和40年的立法经验倾囊相授;无论是在教书育人的一线战场,还是隐退于幕后潜心研究,高铭暄始终谦虚谨慎,不断开拓,力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高铭暄对新一代学子的成长寄予厚望,也对新一代从教者充满期待。在早稻田大学会见该校校长时,高铭暄用毛笔写了16个字:“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肯定,也是他对后辈语重心长的教诲和期许。

(原文刊于《大师渊范——中国人民大学名师大家专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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