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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的担纲者
2017-11-28 15: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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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委宣传部 张强
编辑:王毅博

【编者按】郑杭生,浙江乐清人,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198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87年9月至1997年5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另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名誉院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奖。

“求学与为人并重”,“方向要正确,人品要高尚,学问要扎实,身体要健康”,这是陪伴郑杭生一生的两句座右铭,也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准则要求。

社会学界家喻户晓的学术泰斗、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从教50余年来,郑杭生始终秉承求实创新的学术态度、为人师表的育人原则,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及传播领域卓越耕耘,滋养了一代代莘莘学子。

“嫁”给人大 初识哲学

1936年,郑杭生出生在杭州,得名“杭生”。中学时代的他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学习钢琴练习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多次获得作文比赛一等奖,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高中毕业时,郑杭生顺利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笑称“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郑杭生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聆听校内外名师的讲课,还得到了何思敬、萧前等诸位前辈的指点。本科毕业后,他以萧前助手的身份留在人大哲学研究所。郑杭生曾回忆说,萧前老师留他做助手主要是“他觉得我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为人不错”。
留校后,郑杭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在哲学领域。1961年到1962年期间,萧前、吴传奇、关锋、陈先达主讲“辩证逻辑”,郑杭生担任他们的助教。此后不久,他先后为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本科五年级独立讲授这门课程。教学工作之余,郑杭生常常撰写文章、翻译著作,曾参与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的翻译工作。
此后,郑杭生经历了“四清”运动的艰苦锤炼,度过了“文革”期间“五七”干校的三年石匠生涯,因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他随同整个哲学系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1972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郑杭生在北师大逐步恢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面向北师大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大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反杜林论”课程,还编写了《〈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

粉碎“四人帮”后,郑杭生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在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在此之后,他的兴趣部分转移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开始参加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

留学归国 另开生面

“哲学看待问题的视角、透视思想的深度,以及对待各种思潮的态度、所提出的方法论,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洞察力。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社会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就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郑杭生一直要求自己开设的课程既要有哲学的深刻性,又要有社会学的现实感。

1979年,依据邓小平做出的关于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开始陆续向不同国家选派学者留学。值此机遇,45岁的郑杭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进修哲学,后来,因为英国伦敦大学哲学系需要交学费,他便转到免收学费的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系。那段时间,他一边学习社会学,一边进修分析哲学。归国后的郑杭生,受学校所托,主持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

1984年3月12日,郑杭生被正式任命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在广纳贤才、招兵买马的同时,教研室于1984—1985学年第一学期正式开课,面向哲学专业本科四年级(1981级)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这门课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后来以专业必修课的形式固定下来。随着教研室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教研室陆续开设了“存在主义”“萨特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解释学”等选修课及系列讲座。

时隔6个月,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那时,成员只有时任所长的郑杭生一人。1986年,研究所设立社会学硕士点并开始招生,随之又一步步建立博士点、建成重点学科、成立博士后流动站。郑杭生一边培养学生,一边专心治学,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会学研究》上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郑杭生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社会学领域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给予这样的评价。多年来,郑杭生带领社会学研究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著名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五论”从这里发端,社会运行学派由此创建。由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已先后出了4版,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会学教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也多次实现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一。

立足社会  耕耘卓越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是郑杭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长期以来,郑杭生率领学术团队在中国城市及农村各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郑杭生借鉴严复用治乱兴衰来定义社会学的相关思想,提出了社会运行的概念,把社会运行分为良性、中性和恶性三种状态,并着重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运行的条件、机制,由此形成了“社会运行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在1987年率先使用“转型”这个术语,并于1989年提出了“社会转型”“转型社会”的概念,以此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做出社会学概括,更进一步提出了“转型度”“转型势”两个概念并分别设置了次级概念,为量化地研究社会转型提供理论基础。此外,他把社会的发展困境梳理为: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逆发展困境,用以解释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几次全国性调查的支撑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深化,社会转型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转型”这个术语也和“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一样成为大众用语甚至政策用语。

为了回答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是不是有完全的“普适性”这一问题,郑杭生总结百年中国社会学的轨迹,提出了“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的学术路径,希望以此引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推进,使中国社会学成为一门有根的学问。他在“理论自觉”的目标指引下,提出并论证了“学科本土论”。

为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回应,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提出了“社会互构论”。他们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差异和区别是消解不了的,关键是要揭示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即互相建构的关系,“社会塑造了个人,个人也在塑造着社会”。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协调整合,中间还有群体、阶级阶层、社区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

在整个人类世界风险突现、急剧变迁、转型提速的结构性巨变背景下,郑杭生及其研究团队以“实践结构论”提出了当今中国八种代表性发展趋势,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形成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新探索,进而提出了研究中国经验的“两维视野”,倡导进行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应当树立一种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不能走极端,搞单极思维,应当既具有国际眼光,又注重本土特质。

伴随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郑杭生始终坚守在教学工作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教50余年来,他直接指导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等200余人,其中多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及提名奖等重要奖励。他创办的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实施学子项目和学者项目,共资助硕士生30名、博士生34名、青年学者90名,为社会学青年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年,郑杭生与陆学艺共同获得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词这样评价他:“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的经验调查资料的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进行理论探索,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话世界 推进交流

“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在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同时,郑杭生也积极推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走出去”,在提升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性、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教期间,郑杭生多次应邀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受聘为秘鲁卡西拉索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等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他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等多种学术论著也被翻译为英文、韩文、波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在郑杭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10年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那时,郑杭生与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杰姆斯比较熟悉,他借机“批评”杰姆斯说:“跟一个大国的联系,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环境这些才是主要学科。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你们应该支持北京高校的发展,并且不仅仅是语言类学校。”郑杭生也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愿意保持与美国和欧洲交流的平衡,也希望欧洲能有自己的影响力。这番话获得了杰姆斯的赞同,此后,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资助中国人民大学3万英镑,人民大学5个学科每年获得2个赴英留学名额。三年间,40位教师走出国门。继此,人民大学先后成立英国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后来又与爱丁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等5所英国高校建立联系,一批人大学者拓宽了学术视野,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力量。

忆及郑杭生教授的一生,“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刻的理论见解、不懈的工作追求,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郑杭生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时所说:“郑杭生教授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将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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