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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雷立柏:传播古典语言的使徒
2017-12-07 08: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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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卢涵泳

(雷立柏在中国人民大学  图 / 记者 梁辰)

“人类文明源头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们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维,失去原本的内动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这个人们陌生的领域”雷立柏(Leopold Leeb)奥地利人。1995年来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04年以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人大、北师大和后浪出版公司对社会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并开设中世纪文学史课程。著有《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以及上述西方古典语言和汉语对照词典、辞书约50本(少数已写成、还未出版)。2017年出版散文集《我的灵都》。

Parvulos sinite et eos prohibere nolite(不要禁止孩子)

Ad me venite, Jesus dixit ad discipulos(到我这里来,耶稣对门徒说……)

两个月以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杨喻琦在B站上看到法国音乐剧《摇滚红与黑》。节奏强劲的电子音乐一响,舞台上的于连泰然自若地对着将信将疑的贵族们唱起拉丁语的圣经,杨喻琦一下有些麻酥酥的。“那是用一种前所未闻的语言演唱出来的奇特感。”9月一开学,杨喻琦便报名了雷立柏老师的拉丁语课。

9月26日晚上6点,人大三教3406教室。杨喻琦正坐在我的前面三排右侧,再往前两排,便是讲台上那位戴着耳麦、顶着微微啤酒肚、手里拿着白色保温杯的文学院教授、奥地利人雷立柏:语速中等偏快,和眉毛同时上扬的,还有一股带着些微异国腔的普通话。白炽灯光照射下,隆起的头顶和光洁的前额越发显得光亮。他的微笑让人放松,但上课可不轻松。

“讲完名词,我们来看看形容词和分词的变格。拉丁语很重女轻男是吧,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是阴性……”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雷立柏的办公室内,几名古希腊语爱好者和他一起阅读、讨论《神谱》。左一着白T恤者为Danny   图 / 记者 邓郁)

从2004年开始在人大和校外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以来,雷立柏有数千个小时都在讲授这样的古典语言基础语法。他把这三门语言戏称为他的“三个代表”:古希腊语及其背后文化代表哲学、历史学、文学等辉煌瑰丽的人文科学,拉丁语及其承载的罗马文化代表法律意识、严谨思维和包容的胸怀,希伯来语和犹太传统则贡献了一神论以及他们独特的律法和历史观。

在北京居住了22年的雷立柏当自己为世界公民。从摇滚剧里产生好奇而来的求学者或许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若能通过古典语言这门工具,从世界的源头去理解文明的本质,何乐而不为?

上课那天夜里,雷立柏一如往常穿着自己印制的标志性黑T恤衫: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前5个字母之下,最后一排用中文写着“精神使人活”。

看到雷立柏,会忽然想起明代以来西方学人与国人的互动。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玛窦等人的传统,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文化进化里重要的内驱力。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国的学人很像,独立的精神弥漫在字里行间。人类文明源头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们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维,失去原本的内动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这个人们陌生的领域。——人大文学院长孙郁

人大的伯利恒

从3406教室出来,雷立柏行色匆匆,三步并作两步。

“您去哪儿?”

“接下来有个读书会,读古希腊语的《神谱》。你要去吗?”他边走边说。

我跟着他来到斜对面人文学院办公楼的211室。没成想发现了一个安宁如伯利恒(据圣经记载为耶稣降生地)的奇妙新世界。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除了书架、书柜、书桌,别无他物。书架对面桌子上立着一个小尺寸的白板,雷立柏每每讲到要解释处便直接把手抬过去书写。

坐在雷立柏身边的熊啾啾,北师大学生,刚刚来三次。张洁,研究生在读。田老师,几人当中年纪最大,语言功底也最深厚,和他旁边的IT人Danny常常就语法问题“舌战”。

当晚读书会的文本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经典著作《神谱》,厚厚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是最主要的工具书。然而,古希腊语语法繁复、词语变化灵活,即便手头有词典,看到一个词很可能也难以获知原型。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文学院雷立柏的办公室,四名古希腊语爱好者和他一起阅读、讨论古希腊语的《神谱》。这既非必修也非选修课,纯属一种共同兴趣。但阅读者来之前都要做扎实的功课并在读书会上发言。古希腊语语法繁复,几乎每个单词的原型都需要辨认(有词典在手也不一定能查到),在句子当中的功能也颇费思量,使得这种阅读更像是一种曲径通幽的解析。)

做课前预习时,Danny会在打印的纸上画无数的横格。“第一行原文,第二行是词的原型,第三行是语法形式,第四行是句意,第五行是备注。”薄薄不过百页的《神谱》,阅读笔记做五六本很正常。“需要看每个词的词尾变化推断出它的语法功能,再想办法梳理成一个完整的句子。”难怪知乎上的自学者王乐天感慨,整个过程有种做数学题的感觉,在其他语言学习中是很难体验到的。

独自做“数学题”也许像黑暗里的摸索,来读书会参加小组讨论,往往能让人茅塞顿开。

当天的内容涉及福柏孕育生下赫卡忒,宙斯如何对待。不过二三十行内容,五个人逐字逐句解析、交流花了一个半小时。“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直陈式、虚拟式、主动态、被动态……”旁人如听天书,他们乐此不疲。

为了参加读书会,在南五环外上班的Danny,每周二下午6点下班后,一共要辗转29站地铁,赶到西北三四环间的人大。读《荷马史诗》,Danny发挥自己的搜索优势,下载过牛津校勘本的原文,从Goodreads上发现新的英译本,然后在Amazon.com上买电子版。

每天去公司13层上班,别人坐电梯,Danny却要走着上去——无他,可以背经典。他张口便用古希腊语来了一句《伊利亚特》的开篇:

µῆνιν ἄειδε θεὰ Πηληϊάδεω Ἀχιλῆος(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

他说第一次读到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自己激动得有点发抖。“雷老师给我们安排读《伊利亚特》的第二十三卷和第六卷,还有《奥德赛》的第十一卷,我想他是很有深意的。赫克托尔和妻子告别,这样一个英雄知道他出去必死,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出城,后面就是他战死的场景。”Danny有点羞赧地说,自己可能比较敏感,会设身处地地想象书中人的处境。“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用生命写出来的。如果不投入情感的话,理解不了。”

“读译本,不会有同样的感动吗?”

“读翻译时,总还是隔了一层。”Danny回答。“古希腊语、拉丁语有些词本身包含的意义很丰富,原作者使用时有双重甚至多重含义在其中,但不管罗念生还是王焕生,他翻译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中文词。这里头对于理解和判断是有损伤的。”

立体的人

通读经典,在文学和审美的收获之外,雷立柏更对词源津津乐道。“学生可能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了这些词,然后你突然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举例:

伊斯坦布尔附近有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很奇怪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希腊语里,bos是牛,porus是一个渡口、一条路,所以这个单词本来的意思就是“牛津”,哈,世界上至少是有两个“牛津”的。比如famous,有名的,还有一个词fate,命运。这两个词有什么关系呢?fa在拉丁语里是说话的意思,famous意味着很多人来说你,你就很有名。Fate是神的话,也就是预言,即是人的命运。还有小孩子infant,in是否定的,不说话的那就是小孩,fa和ph有关系,pro是提前,prophet是提前说的话,就是预言家。一个词根可以记住很多有共同词源的单词,所以词源学是有很大乐趣的。

梁启超在百余年前便说过:“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

16岁的天津高中生焦浩洋是读书会最年轻的常客,刚刚学习两年便能啃下一些初级经典。为了来参加周五的阅读讨论,过去一年里他每每坐着高铁赶来人大雷立柏的办公室。但提到外人对这些付出的咋舌,他和Danny一样不以为然。

(办公室书架上摆着雷立柏这二十多年在北京完成的部分著作。他不打算结婚也不想要孩子,他总是说“书就是我的孩子”  图 / 本刊记者 邓郁)

“以前见到英语的单词,没有能力分析。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很多英语词根是从这两个语言来的,就有能力去分析欧洲的语言。比如生病时看到很多药、人体器官,英文词很拗口。大脑与延髓之间的连接处叫pons(脑桥),学了拉丁语便知道,这个词本来就是桥的意思。”

采访前两天,他也充当了一回老师。当课堂上讲到意大利等国嘉年华(carnival)的由来,老师囫囵两下便过去了,同学也没人多问。“就像我以前一样,没有好奇。”

焦浩洋不干了,“不能保持沉默,要给大家打开一扇窗户。”

他上台给同学们讲了一下词根。原来carnival来源于拉丁语,最初的含义就是“告别肉食”。源自耶稣在复活节前40天中的荒野禁食,为了纪念和忏悔,这40天中,人们不能食肉、娱乐,生活肃穆沉闷。演变到后来,在斋期开始前的一周或半周内,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

“看到同学们听的时候眼神里放着光,他们是很有兴趣的。”焦浩洋感到了播种式的欣喜。

最近一次见雷立柏,是几周前去北外图书馆听他关于中世纪教育的讲座。那天骑着小黄车到图书馆门口,我下意识地把锁一拉,将车停在一边。

“不要停这边,那边是停车的地方。”正站在门口等人的雷立柏指指我身后。

我顿生惭愧,依言而行。

要知道,“乱停车”可是课堂上雷立柏最爱讲的一个例子。

路过人大附中的大门口,经常有人在人行道上停(汽)车,有的还为自己行动方便而留下一点儿空间,使人行道只剩下半米或更小的空间,行人必须绕过去。为什么那些司机能够如此肆意侵犯别人的权利?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儿难理解。它是一个拉丁语单词,被称为ius,意思是“合法的权利”。在西方法学上,这个词非常重要。如果不做关于“合法权利”的反省,北京交通的“霸道行为”永远无法解决。

雷立柏认为,拉丁语是所有古代语言当中最现代化的语言。在拉丁语里面有“投票权、竞选、共和国、委员会”这样的单词。他因此得出结论,现代(中国)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观跟拉丁语的关系比较近,而跟古汉语的关系很远。

这固然是一家之言,但在研读过罗马法和中世纪历史的大学讲师、雷立柏的学生、挚友孙怀亮看来,这并不偏颇。“罗马人尝试了我们迄今为止(除总统制外)所有的制度。但我们今天对罗马法的理解,和日益崛起的经济地位不相配。如果不了解帝制是终身制,我们就不太理解美国的联邦党人防范什么。也不了解苏联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内在的制度机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罗马人对此考虑得很精深了。”

追根溯源,会带出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与后来的沿革。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丽华跟雷立柏学习三门语言近10年,渐渐学会了“雷式思考和联想”。

有一个词virtus,它在拉丁语里面第一个意思是“力量、能力、才能”,第二个意思是“德行”,意义是重合的。因为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认为精英是力量与德行合一,社会应该交由这样的人主导。但后来这个词就慢慢分化,只有“德行”。今天我们不管你身体好不好,有没有财富,是不是天才,你只要有德行,大家就基本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但是在古代不是。古代对人的要求是特别完美的。从这个词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政治学的变化,以及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带着古典语言的基础,刘丽华再看日本戏剧巨匠铃木忠志导演的《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读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便越来越看出门道。“这本书讲的是苏联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也是信仰、宽恕、宗教的问题,他也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似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是你再读一遍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脑袋掉了,撒旦怎么怎么样。你的知识立体之后,这个人就丰满了甚至是完满了。成为一个立体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追求的境界。”

啄木鸟的催促

也是在如同刘丽华们的不断求索和验证里,雷立柏立下并实现了儿时的志愿。

本名Leopold Leeb的雷立柏生在奥地利的小山村。父亲是建筑工人,没上过大学,却懂得很多中世纪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并不富裕的父亲花重金买了厚重的20卷百科全书,每一卷厚达七八百页。所有人把书摊开摆在地上,一页页、一卷卷翻开,成了全家一桩很大的欢喜。“纸张很光滑,色彩鲜艳,有不同的字体,印刷也很清晰,这样的书很让人喜欢看。”

三年级放假时,小Leo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10页左右的故事。上课时老师让他读,他因此觉得自己很会写“故事”,立下长大要写书的宏愿。后来父母去非洲当志愿者,他一度想过要和他们一样。但在台湾辅仁学习汉语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刚刚学半年,他便自己买了《论语》《中庸》,跑到树底下去背诵。一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目,他发现每一个字都能明白,“比柏拉图都容易多了。”成就感满满,也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1996年春,他在北大哲学系师从汤一介。“汤先生对我说他的长期目标,就是让西方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西方。这也是我的愿望。”

(1999年6月雷立柏与博士导师汤一介先生合影)

经过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卓新平和人大文学院杨慧林两位师长的举荐、提携,他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外国学生、访问学者,终于拿到了人民大学的古典语言教职。

2005年,他申请开古希伯来语课,头两周来听课的学生只有五个,教务处通知还不够格开课。“能来的这些学生可是真正要听课的。”怎么办?当时的雷立柏连独立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把学生都叫到人大林园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大家就坐在他客厅的桌子和床边,摆几张凳子椅子上了两年。

他常把在人大、北师大和校外讲课比作“小学老师的基础教学”,而无偿的读书会交流,更有点“精英”层面的共鸣。是做大众普及,还是专注于精英培养,有时他会有点矛盾,在没有答案之前,还是两者并举吧。他这一干,便是十多年。

学校分给他林园的这套房子,似乎还保留着15年前的模样,从外到里没有任何现代装饰,他住得很满足。稍微熟悉雷立柏的人都知道他的严格作息:早晨6点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体操——用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读《圣经》;七八点开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饭(多半是炒胡萝卜或者番茄鸡蛋),打个盹儿。下午两点半继续工作,6点开始上晚课、读书会。10点必安然入睡。

他说人大校园里有一只啄木鸟。尽管很少看到它,但经常听到它的声音。“一听到它‘笃笃笃’的啄木声,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懒!”

他不用微信,和学生讲课、同行交流之外互动极少。与他见面七八次,采访问答之外绝不多寒暄。“吃饭、睡觉、看电视这些都浪费时间”——他给自己安排的写书、编词典任务已经排到了至少三五年后,乃至漫漫的后半生。

孤独,自然有。可是他时常以西塞罗、哲罗姆这些先贤为目标。“越身处孤独,越沉浸于经典和你的工作,也越不孤独。”

灵都之爱与惜

不结婚、不生子的雷立柏,在北京一住22年。今年,他出版了自传体的散文集《我的灵都》,写尽了一个奥地利人对这座城市的赤诚。

1995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时需要填写“民族”一项,他在这一项填写的是“匈奴族”:“从血统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

在他眼里,北京是一个“学城”和“文都”,但“学”和“文”都是为了建立友好关系,为了“辅仁”。他给北京起的新名便是:“桥都”。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问:这个房子是谁建的,历史有多长?《论语》里有一句话“子入太庙,每事问”,他说他和孔夫子一样:“每事问”。

他曾经从通州骑自行车去盘山爬山,盘山下来就是河北蓟县。看蓟县市中心的独乐寺,他感慨:好一处辽代老建筑!下面一句紧接着——北京市里这样的老房子还有几处?!

“我知道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把北京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我在感情上跟北京有很多关联,这些关联是别人可能产生不了或者表达不了的。”这些关联,来自于对他友好的capital(首都)居民——他说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capital(资产)!也来自于那些充满历史感的墓园、石刻、碑文,和一个个充满人道关怀,却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名字。

“我觉得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中国人回忆、想起来这些人,他们的文化贡献,作为一个文化的桥梁是抹杀不掉的。”

例如第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郑玛诺。旅途的困难、西方世界的分裂、外国语言的多样性、中国传教士在华所受的限制、中国教会的需要、疾病的可怕以及当时医学的落后,都没有影响到他远赴重洋传播经学。雷立柏忍不住问,北京什么时候会建立一座郑玛诺纪念碑或一个早期留学生博物馆呢?

好在,他在车公庄和五塔寺耶稣会士墓群寻得了些许安慰。前者让他见到了利玛窦等人的安葬之所,也发现了郑玛诺的墓碑拓片和照片。后者则收藏有白晋等数十位在雍正、康熙年间传播过各种自然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西方人(含华人)墓碑。

(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的利玛窦墓,雷立柏说这里能让他感觉到北京是自己的故乡)

法国人白晋曾教过康熙皇帝数学,进行过汉学研究,前后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是最早将拉丁语和汉语做比较和意义联想的西方人。三百多年后,雷立柏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拉丁语桥》的小书。其中举出了很多这样的“桥梁”:比如“手”在拉丁语和汉语都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你完全在我的手里。”

他因此将自己唤作白晋的门徒:“我也在现代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不断寻找着共同点和桥梁,让更多中国人对西方语言产生兴趣,同时让更多西方人对汉语产生兴趣!但愿我们的‘搭桥工程’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生长的树

还在社科院读中古史的研究生时,孙怀亮便对当时的访问学者雷立柏提出,“能不能教我们拉丁语?实在找不到人教。”那成了雷立柏教书生涯的开端。也是卓新平、孙怀亮等人建议雷立柏,多做一些中国学者不愿或者无力做的工作——例如编撰词典。

“中国大学教授的考评体系里,教课、编词典和职称没太大关系。国内学者,如果不是国家项目,个人几乎没有编写辞书的。又费力,又不能带来直接价值。”孙怀亮指出。

雷立柏却甘之若饴。他平生最佩服那些能编写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人,“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传播者。一百年前中国很缺乏高级的双语词典,而在今天,中国仍旧很缺乏好的词典。”

他以司徒雷登为榜样,这位教育学家在古典语言上的成就在他看来被大大忽视。“司徒雷登在20世纪初便编译了一部《新约希腊语语法教程》和一部《希汉英新约词典》,在他以后大概没有人再编过一个三语希腊语词典。约摸100年后(2015年9月),我自己的小《希汉英词汇表》在北京出版。天上的雷登叔叔,你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呢?”雷立柏向自己的偶像、戏称为“亲戚”的司徒雷登发问。

两年前,他编写的《拉英汉词典》终于完成,校对工作至今还未结束。这三种语言都不是雷立柏的母语,所以他参考了吴瑞金、谢大任的拉汉词典和十多部拉英、拉德词典。编写这部200万字、1000页上下的中型词典成为雷立柏这辈子目前最大的翻译项目。尽管如此,他说这已经是极力压缩篇幅、减少例句后的结果:只为方便读者使用和携带。

(雷立柏在演示“雷体字”,他自创的汉字造字法:左半边保留汉字的偏旁,右半边标注拼音与音调,目的是“方便外国人学习汉字”。他的这个建议影响不大,他也不以为意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如今,清华、北大、北外、人大这些高校,在哲学、古典学等学科之外,法学等学科也开始注意到拉丁语的重要。

“但并不是每学年都有合适的外国老师,常常是待个一年半载便换人。找中国老师?原则上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教授不愿意教。他们认为教语言语法too simple(太小儿科),找个博士便能去教下。老实说我也是。偶尔去教教学生要么是怕自己忘了,要么是想再有提升。但这事本身没有专业含量。你便知道雷立柏内心多强大。”孙怀亮说。

“对语言兴趣并不大、职业当中也用不上的人,会说,学这些‘死了’的语言究竟意义何在?”我问孙怀亮。这种争议,在学界和民间至今都存在着。

“是的。这些古典语言到今天最主要就是阅读典籍,不再适用于交流。从实用角度,可以说学了有个屁用?”(笑)紧接着,他正色起来,“但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好,雅典、罗马、麦加也好,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是要回身去学习我们人类以往璀璨的东西。”在孙怀亮看来,这么多年中国的外语教学,越来越倾向于所谓“快乐法、激情法”,仰视却没有了。“这些不是主干。缺乏对于古典文明的敬畏。而在雷立柏的事业里,你能看到一种生命的进展感。”

这几年,雷立柏每周在人大、北师大上课,有时也会为人大附中的学生讲课,按每所大学每个学期100人学计算,两所学校才200人,一年400人,10年4000人。他始终觉得少了一点,“你看学英语的人有那么多啊。”

2012年,雷立柏萌生过一个想法:创办一所小型的语言学校,专门教授那三门古典语言。出书尚且不易,更何况办学校?他因此更敬佩《大公报》和辅仁社(辅仁大学前身)的创办者英敛之。

没想到,给他出版辞书的民营出版公司后浪很积极,老板吴兴元说愿意提供教室。他从此每周六上午在后浪南锣鼓巷办公区域提供的教室上课。“虽然不是我的语言学校,但还是部分实现了我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学习古典语言。”他因此觉得,事不易,知音和贵人却总能遇见,也是福祉。

学习外语是学习平等的一种方法,就是能够更好,更平等地与世界上的人沟通。

我们喜欢自己的传统,好,但是更平等对待周围的人,包括周围民族,比如菲律宾人、印度人、日本人,有没有这个情怀?现在的中国人就像一棵树,中国人的意识是很稳定的,而且在不断、快速地生长。原来没有人对非洲,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感兴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对这些感兴趣。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会越来越全面、深入、有感情且客观的。但是也需要更多的老师、书、旅游。也需要更多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被忽略了,是不是应该被忽略。

和雷立柏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近代史写作者沈迦,在加拿大定居多年。雷立柏译介过的韩宁镐,沈迦研究过的苏慧廉,都身处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乱世。在沈迦看来,今天的中国虽处在国际地位上升的繁华盛世,却有着“人心如兵荒马乱”的现实一面。“整个世界都在世俗化,西方校园里的学者也很难见到纯粹如雷立柏者。90年代初,他在中国经历的岁月到现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自己没有变。”

(参考资料:《我的灵都》,感谢所有受访者以及新星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张宇欣、郭雪岩、付端凌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链接:

[南方人物周刊]雷立柏:传播古典语言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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