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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结缘货币60年
2018-02-12 17: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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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编辑:赵禾

(黄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从1950年起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及有关课程。他的论著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图/受访者提供)

92岁的黄达,头发花白,身子硬朗,谈吐清晰,行走略有不便,需要借助步行辅助车。

少年时曾希望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土木工程师”的黄达,阴差阳错之下走上讲授货币银行学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多年。在这条路上,他成了我国“货币银行学”的“工程师”:参与编写第一本教材,奠定了整个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基石,参与搭建了我国宏观经济框架。

曾想和父亲一样做工程师

在黄达的记忆中,自己的家庭“传统但并不保守”,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更敬守中华的习俗。在这样的家庭中,黄达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谐温暖,无恒产,凭本领自食其力。这也让黄达构建了最早的择业观:当一个工程师。

“因为我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所以我也想做。”黄达回忆,中学毕业后,在考大学的时候得了很重的伤寒,大学没有考,命运随之变化,做了一两年事情,再想回头考试已没有太大把握,当时天津在日本的统治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获得一个机会去了华北联合大学。

但华北联合大学并没有土木工程,那里最吸引黄达的是校长成仿吾,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郁达夫共称为创造社三杰。

彼时的华北联合大学里,只有法政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黄达不想当老师,当时的观念是穷教师最可怜,文艺学院,黄达倒是有兴趣,但他自觉“文艺细胞”总是差一点,无法进入境界,只剩下法政学院,结果政治系名额已满。

命运之手拨弄下,黄达最终只能选择进入财经系。

打通金融教学的“东、西方体系”

黄达一直致力于“打通”金融教学中的东、西方两大体系,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中国金融学体系。这些努力,都凝聚在1992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货币银行学》中。

新中国成立后,黄达被分配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1950年秋季学期开学,黄达被指定讲授货币银行学。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虽开了课程,但没有教科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时仿照苏联,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黄达回忆,当时课程分为《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与流通》和《社会主义货币信用与流通》,两门课同样时间,但资本主义货币课程时间不够用,社会主义货币课程内容不够讲。

黄达随后提出来要把两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情况变成一门课,于是就写成教材《货币信用学》。1959年,由黄达及其同事集体编写的中国货币银行学教材《货币信用学(上册)》出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

突破“本本”讨论通胀问题

纵观黄达的学术生涯,他一直是个积极的思考者。

2011年6月1日,黄达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时任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达的贺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您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您总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从不是拿本本,或马列本本,或西方经济学本本等剪裁中国经济学现实。”

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也是黄达突破各种本本的重要议题之一。

“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黄达回忆。但是,基于长时间的理论思考、对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现实的理解,他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事实存在,剖析了改革开放后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确立正视和正确对待通货膨胀的思路。

正是对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宏观政策的反复研究和推敲,黄达逐步形成系统论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应包括的基本方面,分别就有关方面草拟出一些“模块”,并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模块”加以串联并作应有的补充,突击成书。这就是1984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在此之前,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黄达和五个同事一起写了一本书——《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学经济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唯一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著作。

时至今日,黄达虽已退休多年,但他最近打算继续从回忆中寻找积极的一面。

“比如说,为什么小时候在天津,大部分人都租房住,而现在人们都要买房子,为什么都对租房子有这么大的抵触呢?”他最近打算写一写自己的观点。

正确对待通胀的实质是,轻微的物价水平上涨是否是经济建设的障碍。今天这已不成问题: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实现产出潜力之必要;需要控制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 ——黄达

■ 对话

学生要求教师讲的是“道理”

新京报:你当时是如何顶住压力提出“通货膨胀”的呢?

黄达:当时认为社会主义不会有通货膨胀,但我们总觉得中国的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货币买东西越来越难,50年代还相对容易些,以后就开始计划经济,用粮票、本子来买。

不涨价,但买不着。假设当时供销社鸡蛋1块钱一斤买不到,自由市场上可能就得3块钱。所以我判断这是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就写了一篇《物价方针》,之后引起热议。接触社会,接触生活,甚至说过去经历的一些遭遇,都使得自己对人生有了深入的领悟,没有这些,恐怕经济理论的奥秘之区也是难以深入的。

新京报:在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建立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黄达:在缺乏专业基础的条件下,走向经济学讲坛,旁人称之为“自学成才”,我则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以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更能形象地说明自己成长的时代特点。

青年学生要求教师讲的是道理,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判断真假善恶的理性思维和一贯的标准。所以,面对学生,总会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必须坚持科学态度的约束力量。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但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任娇)

原文链接:

[新京报]黄达:结缘货币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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