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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第一部宪法 全国上下讨论3个月
2011-06-16 0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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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编辑:人大新闻网

 

人物小传

许崇德,1929年生,上海青浦人。1951年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71年调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任教。1980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全国选举试点:为选民起名登记

我从1953年开始参加工作,已近一个甲子。期间,一直在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有幸亲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召开,参与过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现在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生。

我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战乱中间,对日本人的侵略从小就有一种国恨家仇的感情。抗战胜利后,我从报纸、杂志上看到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消息,感到很解气。更重要的是,我从中体验到了法律的威严,觉得掌握了法律也就有了伸张正义、主持公正的武器,这让我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1947年报考专业时,我选择了复旦大学法律系。

195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当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全部是从苏联舶来的,跟莫斯科大学里实施的内容完全一样,莫斯科大学怎么上课我们也怎么上课,莫斯科大学教什么我们也教什么。

1953年的夏天,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我被派到山东泰安城关乡,参与全国选举试点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和宪法有关的实践活动。当时,选举法刚颁布,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实践。同时,在没有选举意识的群众中间宣传并开展选举工作,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事情。我所在的工作队首先从培训当地青年团员组成宣传队开始,再一步步严格按照选举法进行实践,努力把选举和选举法讲得很通俗。

此外,在进行选民登记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另一个困难:可能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前来登记的农村妇女,大多不识字,又没有名字,只有“张大嫂”、“李大妈”一类的称呼。我们只好给这些人起名字,告诉她们,“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了”,待用大红纸写成的选民名单在街上张榜公布后,她们就请人帮忙念,听到自己的名字觉得有了光荣的选举权都特别高兴。

1954年宪法:寄托全国人民的渴望

1954年初,中央从人民大学及其他单位抽调一部分懂法律专业的同志临时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我有幸入选,并被安排到“五四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资料组工作,主要负责搜集世界各国的宪法资料。此外,由于我是学宪法专业的,所以还要以自己掌握的知识提供给领导参考。当时的领导们大多打仗出身,并不精通宪法学的相关知识,因此需要编一本类似于字典的名词解释小册子给他们看,向他们说明诸如“议会”、“议员”、“制宪”等法律名词。

随后,宪法的起草征求意见,在全国掀起了历时3个月的全民大讨论。民众一听到宣传宪法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拥护、情绪非常高昂,对这样一部民主宪法充满了渴望。虽然,当时我国淮河和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水灾,各地都在组织抗洪,但是并没有阻碍宪法的制定工作,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进行讨论。洪水冲坏了公路、铁路,讨论意见便用油纸包裹好,通过飞机空运到北京来,那真是让我很受感动,让我在政治思想上也受到很大的教育,通过此事,我看到人民对当家作主的愿望十分强烈。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1197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场顿时掌声雷动,全体代表起立欢呼, “万岁!万岁! ”之声响彻云霄。整个北京市几乎都像开了锅一样热闹,老百姓兴高采烈,鞭炮声回荡在全城。甚至,不少父母会给在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起名为“宪法”,以示纪念。想想看,几亿中国人民饱受数千年封建压迫,民主、立宪的梦想从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这一刻才成为现实!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刻。

1982年宪法: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先后接受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任命书

1985年,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又被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完成了港、澳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此后的1996年、1998年中,我又先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先后接受了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签发的任命书。

“一国两制”史无前例,基本法也同样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内容非常广泛,牵涉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权等各个领域如何落实“一国两制”的根本问题,既特殊又复杂。

当时的工作状况非常紧张而且非常艰苦,不仅在体力上不分寒暑,南北奔波,而且要与其他委员、特别是港澳委员们在千万条意见中求得一致和统一也很不容易。

1986年年初,尽管当时我因眼底大面积出血住院一个多月,医生让我保护眼睛,最好不要外出,可我依旧带着各种药物坚持去香港进行情况了解,因为我深知此行意义重大,必须以国事为重。于是便戴上一副太阳镜,遮挡红肿的眼睛。没想到,到达香港的第二天,香港的媒体就发表文章,并刊登了我的照片,标题为“许崇德:带着有色眼镜看资本主义”,搞得我哭笑不得,可见,当时有部分香港人对我们还是很不了解。但是通过不断地宣传沟通和“一国两制”的落实,港澳同胞终于相信我们是可以信赖的。

从1985年开始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算起,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后一共12年,以时间计算,我又读了三个大学啊!后来又经历澳门回归,一直到1999年12月,才算告一段落。

1980年9月至1982年12月,我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处,在秘书长胡乔木主持下参与调查研究、草拟宪法条文的重要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除秘书长、副秘书长外,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是4个学者,后来扩大为12个成员,在这27个月里,我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反复草拟条文,并为宪法草案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们一共起草了130多个条文。
有一个周日晚上,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来电话要我同另外一位同志去他的住处。当时已是深夜,我看到已有八旬高龄的彭真正拿着毛笔、带着老花镜修改宪法的序言草稿。周末大家都回家休息了,他老人家仍在挑灯夜战。我回到宿舍后,即兴写了一首诗——《玉泉山之夜》:“假日庭园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语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那时候,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地工作,经常稿子一写出来,领导就找人进行研究、修改,在稿子上加批注,然后再打回来、再讨论、再起草,秘书处那时几乎每两天就要印刷一次草稿,我们都数不清写了多少稿,底稿摞起来都有人那样高。

对我个人来说,通过这次伟大实践,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情况和事物。虽然为时仅两年半,但却受益至巨,若以“胜读十年书”来比喻,恐怕还远不足以说明我收获的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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