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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专访吴晓球:构铸新时代中国金融的强健之基
2018-03-05 0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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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报
编辑:饶书馨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与大国相匹配的现代金融,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围绕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经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十九大报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新篇章。您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吴晓球:十九大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政策、发展理念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慢慢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从经济意义上说,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有很多的指标,比如,国际贸易规模、经济规模、人均GDP水平、制造业竞争力、经济的福利水平等。但是,从经济角度看,到最后,大国的竞争力都会集中表现在金融的竞争力上。金融竞争力是以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为基础的,以实体经济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为前提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实体经济进入一个结构转型时期,过去五六年的改革成效正在显现,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存量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我认为,中国金融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体上,我对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是谨慎乐观的。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比如,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各项指标,包括资产的盈利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等指标,以及对风险覆盖的能力都是比较好的。商业银行至少在十年内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作为中国金融的主体部分是可期待的。

记者:近年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务,如互联网支付、个体网络借贷等都拓展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半径,但部分新型金融业态内也暴露出一些风险事件。对此,您怎么看?

吴晓球:我们现在的金融业态是丰富的、多元的,新的金融业态是对传统金融业态的DNA的更迭,科技在传统金融体系里植入了一个强大的芯片,从而使金融的功能和效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金融业态破除了传统金融的时空约束,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金融科技的进步是整个中国金融变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金融科技的这个变化,我认为,中国金融没有像今天这么富有时代感。高科技对于金融的渗透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只有和科技紧密结合,中国金融才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

金融的进步,其推动力无非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来自于市场的力量,我们称之为传统的脱媒力量(注:“脱媒”一般是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传统的市场脱媒力量是中国金融结构发生变革的基础力量,没有传统的市场脱媒,那是完成不了中国金融的现代化的。但传统市场的脱媒要循序渐进,是一种缓慢的结构性调整,这一点仍然是我们变革的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增加了一种新的力量,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达到的,这就是科技对中国金融的渗透以及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现代科技对于金融颠覆性的影响,一般说来是指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像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等,这些都是金融科技的基础元素。由于这样一种新基因的介入,中国金融的风险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越是高科技,风险变得越难识别,正误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

我们不要把新金融业态的风险做过度的解读。它会带来新的风险,但也会带来更大的金融功能与效率,它所带来的功能与效率完全可以覆盖或超过其所带来的风险,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三方支付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用的,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金融支付的基本业态和方式,它便捷、方便、安全,而且低成本,的确非常好。这些都是金融创新的结果,金融创新不是金融的自我循环服务,而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种金融创新如果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低成本的服务,那就是最好的创新。或许它会增加某些新的风险,但是它消除了传统风险,提高了金融效率。所以,我们对金融风险要正确把握,精准理解,金融创新之后,我们必须要加强相应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应推动中国金融的变革。金融监管的目的不是消灭风险,我们不要以为金融监管可以消灭风险。金融存在的那一天风险就存在,除非把金融消灭掉,风险就没有了。金融监管最重要的目标是让风险收敛,不要让风险扩散,是使单个风险不至于蔓延开来变成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设计,其核心功能就是要收敛其货币扩张所可能带来的信用无限扩张,抑制信贷膨胀风险。

记者:中国正成为全球性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如何构建一个与中国大国地位匹配的大国金融,实际上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您认为中国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吴晓球:一个全球性大国有的金融一定是开放的金融,一定是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一定是有综合功能的金融,一定能够很好分散风险、化解风险、组合风险的金融。这是大国金融所必备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大国金融或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基石是资本市场。大国金融下的资本市场,必须具有强大的分散风险的功能。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安排有财富管理和分散风险功能?那就是具有发达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既有融资功能,更有财富管理功能,两者之间不可分割,只不过在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财富管理功能变成第一位的,融资功能成为第二位的。这与银行的功能不一样,银行的第一功能是融资,银行天生就是为企业和个人融资的,但是,资本市场天生并不是用来融资的,而是为社会、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可以自由选择的流动性好、有足够透明度的资产组合。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资本市场就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中国金融必须要开放,虽然今天我们有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但这些都不是全面开放的标准,全面开放的标准是在遵守中国法律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到中国资本市场来投资,现在应该说还不是自由进入,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币没有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所以,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化改革必须相关。没有人民币可自由交易这个前提,我们要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大国金融,一定内涵着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显然,我们现在离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且不说形式上没有完全开放,我们在金融市场的一些硬件上,在发展理念上是需要改革和调整的。

记者:如您所言,中国金融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正迈向常态化,其改革重点和发展目标正在发生转移。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吴晓球:我们必须推动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这要必须涉及债券市场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时候会狭义地把资本市场只认定是股票市场。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一定内涵着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很大,到2017年12月3日,中国债券市场的余额是72万亿人民币,股票市场余额大概在60万亿左右,这两者之间加起来在135万亿人民币左右。中国国债余额到2017年12月份大概是14万亿多一点,地方政府债也是14万亿多一点,金融债18万亿多一点。中国公司债类型很复杂,有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中期票据、短融债等等,这些构成了广义上的公司债,加起来大概也在14万亿。这四个品种加起来,超过了360万亿,剩下还有小品种。债券市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地方政府债这两年发展速度太快,超过了承受力,风险急剧加大。国债则相对稳定,公司债品种太复杂,门槛都不一样,交易起来非常困难。在品种结构里面,有两个方面要发展,一个是国债,一个是广义上的公司债,这两者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没有这两个债的发展,债券市场要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也是很难的。

债券市场中重要的是市场分割。中国的债券市场是央行主导的,银行间市场主导着整个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余额占到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90%以上。银行间市场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虽然规模很大,但是市场分割非常严重。改革必须打通债券市场使其一体化,要让债券市场不能仅仅成为商业银行的头寸调整机制,更重要的是要让其成为社会财富管理的机制,这就需要把银行间市场与场内市场即交易所市场打通,让它们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

我主张修改《证券法》。比如证券化的金融产品该由谁来进行批准和监管?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这个原则比较简单,但是这相对落后,它必然造成市场分割,标准不一。现在,我们应该改革掉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应该按照产品的性质来设计监管主体。实际上,证券化的金融产品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透明度。我认为,证券化金融产品应该主要由证监会来监管,在过渡期央行辅助,因为银行间市场是央行构造出来的,中间应有一个过渡安排。我们不是说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吗?减少企业发债不必要的壁垒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金融领域放管服改革。如果我们能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的一些“放管服”改革,距离我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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