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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干部学刊]陈先达、臧峰宇: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探索与新时代哲学的现实关注
2018-05-08 16: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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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政干部学刊
编辑:蹇佳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解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探究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实际需要,应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及其内蕴的实践逻辑,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近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深入讨论了上述问题。陈先达先生回顾了学术生涯中的一些细节,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实质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问题,很多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臧峰宇:陈老师,20世纪70年代末,您与靳辉明先生合写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探究马克思如何真正“成为马克思”的问题。后来有10多年时间,您一直走向马克思主义史的深处,这与您之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比较而言,可谓发生了一次研究转向,转向思想史研究。记得您说过,发生这个转向的原因与您当时对国际国内哲学思潮的看法有关。这次转向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您分析了“青年马克思热”的深刻社会政治原因,对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陈先达:情况确实如此,此外也与我这时到人大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有关。当时,马列所还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这些书都是从整体性角度写的,就是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思想整体。我不同意一些国外学者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关系的看法,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于黑格尔哲学,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或以异化为核心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这样会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当反思过度强调单纯以文献手稿为依据的研究方式。从常识角度看,人的思想一定是越来越成熟的,不可能到老了反而没有年轻时思想成熟。著作也是一样,出版文本一定比原始手稿成熟,手稿第二稿一定比第一稿成熟,否则何必修改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史与现实问题研究

臧峰宇:通常来说是这样的,研究文献手稿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对这种价值的强调不应基于过度解读。马克思在大学学的是法学,喜欢研究哲学和历史学问题,后来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对政治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广泛涉猎。他关心的是如何解决问题,从思想整体的角度分析问题。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思想不断形成的过程,在逐渐“成为马克思”的过程中确实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后来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

陈先达:比如人类解放问题,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认真思考过,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但马克思最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这时马克思思想还不成熟,后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使他的观念更加现实。正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形成。所以,恩格斯晚年说,他和马克思年轻时候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不充足。仅仅强调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关于个体与类和人本主义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比历史唯物主义更重要,显然是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的一种曲解。

臧峰宇:走向政治经济学确实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化,自巴黎时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马克思的研究重心也发生了转化。从撰写《哲学的贫困》开始,直至完成《资本论》四卷和三部手稿,马克思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他将《资本论》的副标题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谈过《资本论》的逻辑,但《资本论》及其手稿毕竟不是哲学著作,当然其中蕴含很多哲学思想,理清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很有必要。

陈先达:从《资本论》作为大写的逻辑来说,当然是包含丰富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但它的主题不是哲学著作,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运用了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能看到马克思丰富的哲学思想毫不奇怪。如果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发现不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倒是令人奇怪的。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他运用很多学科的思想资源来解决问题,应该说哲学方法在这些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结合在一起,他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研究个体和类的矛盾,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探讨历史的辩证运动,研究人们的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全部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一致的,后人不应该将他的研究割裂成各种碎片。

臧峰宇:我记得前些年您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内部要加强对话,过度强调学科差别、制造学科壁垒,实非学术研究之良策。马克思从未将自己的理论分为几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恰恰是整合各种学科资源,真正从问题出发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

陈先达:对,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指的是最核心的部分。马克思从来没想过要将这些部分分开,但后人研究当然可以从一个方面切入,以便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某方面的思想,但决不要忘记了总体。搞哲学的对经济问题完全是门外汉,哲学只能变为教条,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对话与合作很重要,这与马克思学术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当然有差异,但只是沉湎于某一学科的研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前沿成果,恐怕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割裂开来,割裂式的研究说明后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臧峰宇:写完《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之后,您在1987年出版了《走向历史的深处》。这两本书的主题有很强的相关性,您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中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更系统,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而且深入解析了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一直谈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这本书对国内很多学者的青年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与发展史,提出了历史观研究领域的创见。

陈先达:这本书其实是1983年底完成的,在一个出版社耽搁了三年,这个出版社的编辑是研究其他专业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不太内行,后来就退稿了。我又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一位哲学编辑看过这本书的前言之后就决定出版。书是1987年出版的,但写作时间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研究主题都是相关的。当然,这本书基本上贯穿了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思想,从马克思早期思想一直写到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结合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分析等问题。但由于当时的水平,很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笔记没有很好研究,至今仍然非常遗憾。

臧峰宇: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这本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几乎是国内其他作品不能替代的。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要义,需要走向历史的深处,探索人类历史的规律,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更好地认识时代的问题,更好地把握时代精神。最近,我重新理解哲学研究的历史向度和现实向度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没有历史视野的哲学研究是浅薄的,没有现实关怀的哲学史研究很可能继续沉寂在历史的烟尘中,历史研究有时就是现实研究的一种方式。因此,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是贯穿的。

陈先达:历史和现实不是对立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现实。没有现实眼光,也不可能有历史眼光。我觉得对眼前的事情都分析不清楚,不可能对几千年前的事情分析清楚。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分析历史的主义。很多人都弄错了,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并且只是用来指导研究历史。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中得出来的,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他总结出一般规律,总结出社会历史形态更替的历史规律,就成为我们指导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不会重复历史现象,但会有相似性。历史中会包含理解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历史的规律具有重复性。思想家要学会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发现规律,人类历史重要的事变几乎都是具有规律性的。其实,走向历史的深处和从历史的深处走向现实一样,都需要有停留在事物的现象,而且必须把握规律。

臧峰宇:后来您主持撰写了《被肢解的马克思》,这本书对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完整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论,评论者认为您在回应西方学者的观点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本书记载了您的很多有力的思路,也留存了郝立新、刘建军、张康之、刘怀玉等学者青年时代的思想印记。这是您当时主持的一项课题的结项成果吗?

陈先达:当时没有什么课题,也没有课题费,就是自己搞,用不着申请,也用不着批准。我当时还在马列所工作,参与的作者都是我的研究生或马列所的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由导师组培养。我制定了全书写作大纲,写了导言、第一章、第九章和结束语,郝立新和张康之协助我整理了书稿。这本书的主题与前两本书一样,也是为了回应“青年马克思热”思潮中的一些观点,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变形。某种学说创立者的形象的变换,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引起广泛持久的、世界性的争论,分歧如同冰炭,是很少见的。批判肢解马克思的做法,目的是恢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

臧峰宇:从写作时间看,《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与文化》是您后来陆续创作汇编的三本论文集。其中,《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与前三本书有很强的相关性,仍然关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和历史观问题,问题域进一步拓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生命力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许可以将这本书视为您再次从思想史研究出发,转向现实问题研究的开端。这次转变是否与您这时到哲学系工作有关?

陈先达:确实有这方面的关系。我是1987年离开马列所,到哲学系当主任的。当时我在原理教研室。在我的学术思想中,大致经历了你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做思想史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来,这是重要的基础研究。但我自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文本研究,需要外语功底,需要翻译和搜集外文资料。我外语不行。当然,我对现实问题更敏感一些,或者说我的主要兴趣是研究社会现实中的理论问题,希望能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

臧峰宇:《问题中的哲学》汇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周期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评价的主题与评价标准。其中,《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是人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必读的主文献之一。哲学研究需要问题意识,应当从问题开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哲学所解决的问题是思维方法问题,因为实际问题要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这实际上涉及到对哲学有用性的确认。

陈先达:以问题为导向,是学术研究的方向性思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要靠各个学科、各个行业。问题从来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哲学主要是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哲学当然有用,如果哲学没有用,为什么自古以来,无论中西都产生了那些有名的哲学家,哲学思想一直被视为人类的智慧。一个没有用的学科能几千年传承不断吗?就像人的器官一样,没有用的器官早就退化了。社会各行各业也是一样,凡是没有用的行业就慢慢消失了。现在谁还看见过补锅的行业,早淘汰了,能够存在与发展的都是有用的。哲学不能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但各个行业都需要哲学思维,都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当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就离不开分析概念了,因为哲学思维就是概念思维,艺术是形象思维。因此,科学与哲学、与艺术都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其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是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的问题。虽然是老问题,可在当代,这个问题还有很强的现实性。

臧峰宇:确实,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性。比如人工智能问题,如今深受学界关注。我最近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接触到很多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都是从人工智能角度理解当代人的生成和信仰问题,这些显然都不是自然科学能够解答的问题,而是一些耐人寻味的宗教学—哲学问题。

陈先达:科学昌明给人们带来很多哲学问题,人工智能就反映了很多伦理学问题。很多科学家运用哲学思维分析具体问题,像爱因斯坦、马赫,都是很有哲学见解的科学家。我在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的时候,很多给我们授课的苏联专家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我当年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虽然都是些皮毛,但是终生受益。现在我们搞哲学,分工太细,壁垒太严,非科学技术专业的学生一般自然科学修养不太好,极大地妨碍了哲学思维发展和研究深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臧峰宇:如果长期忽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研究者很可能落后于时代。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但哲学研究不能违背自然科学的常识,否则很可能沦为没有现实内容的臆想。

陈先达:是啊,就是这个问题。哲学不能变为实证科学化,不能变成实证科学,但是哲学论断要有科学根据。哲学不能违背科学,哲学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例如,中国的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强调的理在事外、天理良心,或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从主体道德修养角度看,有道理。我们应该重视其中的智慧,但不能取代关于世界物质性和规律客观性的科学世界观,因为实践和科学证明,理在事中,物在心外。当然,这不能否定理学和心学在人类道德自我约束和修养方面的作用,因为探讨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臧峰宇:关注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没有人的世界,对人来说是否等于无,反映的其实就是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人在与不在,对象都在那里。但人在与不在,究竟是不同的。

陈先达: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当然没有问题。可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有问题了。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从生物进化角度看,人的产生是很晚的。人总是以主体的角度看待客体,所以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样的看法。主体不一样,个人眼中的世界就不一样。但个人眼中的世界不等于眼外的世界,不能否认世界的客观性和共同性,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可以说,人的眼中的世界往往是个人的世界,而外在世界是人类共同的世界,它的存在不以个人眼中的世界为转移。无论你来看花与否,花在山中自开自落,不以看的人为转移。可你要知道山中是否有花,是开了还是败了,只有来看的人才知道。因此,来看,花在心中;不来看,花在心外。这里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涉及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

臧峰宇:看与不看,花还是花,但究竟是不同的。您在《哲学与文化》这本论文集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其中也包括《哲学三论》《人生三论》《哲学与人生》等生动活泼的短文,我把它看作介于您的理论著述与学术随笔之间的一本书。

陈先达:大概是这样,这也体现了编辑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使用何种文章体裁来表达观点,往往取决于内容的需要。我这些年对文化问题谈得多一些,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问题,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作的思考。

臧峰宇:自1899年2月马克思的名字(时译“马客思”)出现在《万国公报》,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逾百年。百余年来,马克思思想得到系统翻译、研究与传播,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马克思主义由此获得了中国文化形式。

陈先达:对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出现的考证是一种必要的历史研究,但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是思想的过滤器和移植能否存活的土壤,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实事求是体现了中国特色,毛泽东注重用中国文化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两点论、重点论的提法都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但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例如,用阴阳取代矛盾,这种词语的转换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实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反映并更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当今时代,人们对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的分析,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认知和评价的研究仍然要借鉴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只要存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就会持续发挥作用。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站,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仍然有生命力,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少数人占有社会大多数财产的问题始终使人们感到不平和愤怒。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是既成的社会,社会主义是未来的社会。马克思的重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强调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些原则是从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角度提出来的。列宁因为有了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的实践,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如此。

臧峰宇:201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百年,人们重新反思列宁领导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思考这个事件对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它试图解决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人们重新理解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这个革命当时得到萧伯纳、毕加索、爱因斯坦等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赞同,它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景。至少当时世界上1/3的人类希望仿效苏联,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当然,苏联的历史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部历史各个阶段的内容是复杂的,苏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新的科学、思想与文化,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唤起了东方民族的激情,但也造成了官僚政治、民族主义蔓延、社会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

陈先达: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为人类开辟了新的航向,在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现代中国选择了这条道路,这意味着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开启新的航向,这个意义如同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方向,十月革命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向。苏联社会问题值得反思,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夭折,但夭折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态。俄罗斯人不会满足于贫富对立的状况,我将苏联解体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曲折,不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最后归宿。俄国发展的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各种旧秩序的束缚,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取代资本主义虽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它具有历史必然性。

臧峰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俄为师”,在艰难选择与跋涉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与蔡和森和萧子升曾在书信中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蔡和森强调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制度。萧子升则主张改良,主张“温和的革命”。毛泽东赞同蔡和森,不同意萧子升。当时人们看到东方文明无法抵御西方铁蹄之猛烈,也看到西方文明沉陷于物质与战争之中,希望找到一种新文明。十月革命有一种新气象,苏维埃政权在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一种贤人政治。后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以俄为师,是从革命角度说的,但如何革命,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陈先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根本不可能,只能做西方国家的附庸,永远当殖民地,二是强调君主立宪,维护封建体,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事实证明都行不通。一个是向西走,一个是向回走,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向东北走,向俄国的方向走。马克思主义者向东北走的这条路成功了。这也算是逼上梁山吧。想要拯救国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俄为师”,走革命变革的道路。

臧峰宇:这种历史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公共性认同,中国文化的主流并不强调个人主义,而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强调人的社会关系。梁启超和马克斯·韦伯都曾谈到欧洲有两大思潮——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当代政治哲学各流派或许都可以从这两大思潮中找到来源。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并未否定个体满足合理需要的愿望和行为。否则,集体很可能是虚假的。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和意志为中心,反对任何力量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强调个人的正当愿望和利益是合理的,但单向度地强调纯粹的个人生活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生活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力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否定个性自由与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是一种误解。

陈先达:集体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存在的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当个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争夺的时候,集体主义思想和道德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培养。譬如食堂里的馒头,如果一人只能得到一个,很可能大家一拥而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0个馒头,人们可能会慢慢走到食堂,优雅地取用。人的需要与欲望是不同的,真正生理的满足是有限的,比较容易,可欲望无穷。社会财富与个人占有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反关系,社会财富越多,个人占有的欲望越少,反之越大。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当生产力不发展,平均主义只能导致贫穷的普遍化。所以社会丰裕有助于人的道德提高。野蛮,掠夺往往与社会不发展相联系。为什么“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可以同时并存呢?如果没有个体的贫困,人们就不会出卖肉体,不会当强盗和小偷。我们提倡发扬企业家精神,因为真正的企业家的功劳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积累财富。当然,社会财富只由企业家占有是不合理的,在一定阶段可以通过房产税、遗产税、累进税等社会调节方式。一个社会生产财富越来越多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社会财富是不公平的。因为财富的真正生产者并不只是作为生产组织者的企业家个人,而是广大劳动者,因此共享共富是合理的。

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关注

臧峰宇:马克思曾说过:“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敏锐的问题意识,很多答案可能只是问题的开端,由此提出问题,进而深化对问题的认识,然后探索如何解决问题。毛泽东也说过,矛盾就是问题,解决矛盾就要解决问题。您多年来一直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探索。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角度深思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

陈先达: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因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解决了很多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事,办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现在社会发展有了新任务,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转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特别是发展落后地区生产力不强,与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比较大。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阻碍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存在矛盾。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唯GDP,但不能轻视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经济上不去,其他问题都难解决。根据全国的情况,我们不能轻言物质财富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如此,但对全国来说未必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坚持两手抓,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着力改善民生,仍然是重要问题。把幸福问题单纯归结内心世界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自我感觉问题,是不合适的。

臧峰宇: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不断发展的新境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回首1840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一直希望中国赶上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现代化。从“师夷长技的制夷”到“中体西用”,从独立自主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实干家和学人经历了对西方学习、分析和反思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当然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现代化进程晚于西方,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完全效仿西方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现代化道路确实拓宽了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贡献了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贡献所在。

陈先达:西方现代化同时也是殖民化的过程,而中国现代化则是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国现代化主要靠独立自主的奋斗,不是靠海盗和掠夺,我们要尽力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当然,很多方面也没能完全避免,比如生态污染问题,几乎是在迅速发展时难以避免的,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才意识到,这需要有财力和科技力量去逐步解决。

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是不可分的。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是从新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开始的,没有独立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带着锁链是不能跳舞的。不解决民族解放的问题,就不能进行现代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生产领域有一些现代化因素,但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化的能力。李鸿章、张之洞搞的不能算现代化。如果一个足球队2/3都是外援,踢出的是这个国家的水平吗?那算什么呢?一个有觉悟的国民不能称赞被殖民中的所谓现代化。这里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臧峰宇: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人探索的现代化,经过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在百余年的探索中找到了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最近我在思考共同体问题,马克思从历史变迁角度把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角度确认货币共同体的虚幻本质,提出共同体的理想存在样态,也引发了人们关于社会发展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讨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些契合之处。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先达:马克思关于社会三形态和五形态的理论不是对立的,一个是以人的发展为前提,一个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依据,人对物的依赖在私有制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有机体,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侧重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国家统一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提。在历史上曾有各种政权并立的局面,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西域还是另一种政权。中原、辽金、西藏吐蕃、西夏……慢慢融合在一起,才形成统一的中国。今天,中国人找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通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的外交理念,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臧峰宇: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愿望也越来越丰富。“什么是好生活”与“什么是人的真正需要”是哲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意味着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此要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美好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均有深刻的体现,也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

陈先达:美好生活主要体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且体现在精神层面。人们的美好生活有多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怎么产生的?还是基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已经提供了人民拥有美好生活愿望的可能性,人们有更多的文化需要、受教育的需要。这里也有需要的层次问题,不同的人的需要层次是不同的。马斯洛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基本的是满足生存的需要,然后才有其他的需要。所以,还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臧峰宇:发展社会生产力,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实践的阅卷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陈先达: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强调为人民服务,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价值目标。人民利益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如果忘记以人民为中心,变成纯粹学术思辨,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人民”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普遍概念,西方国家在国情咨文中都强调“人民”。历代政治家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会不会以人民为中心呢?不会,这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封建思想家的民本思想是一回事,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形是另一回事。

臧峰宇:所以,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以民为本的理想在封建社会也从未真正实现过。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新的历史观,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处理实际工作的根本方法。向人民学习,与人民心连心,注重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始终为人民提供梦想成真和人生出彩的机会,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会永葆活力。

陈先达:鲁迅说,中国只有两个阶段,人们做稳奴隶的时代和人们做不稳奴隶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建设是一致的。古代思想家有很多民本主张,但他们不是统治者,这些主张没有变成现实。“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当然是对的,但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过,民本主义本质上是牛本主义,草料喂得好一点,是为了让劳动者多出一点力。封建王朝初兴的时候往往轻徭薄赋,战乱之后没有太多可剥削的地方,慢慢中兴之后,经济越来越好,剥削就加重了,矛盾加深了,土地兼并严重了,然后农民日子过不下去了,起义了,王朝灭亡了。再来一次,又是这样。中国的封建王朝很少有超过300年的。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思想家的民本主义理想和封建社会实际之间的区别。

臧峰宇:这可以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率。您多次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对苏联解体做过很多反思。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条新路可以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也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当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在发扬民主的同时,要全面从严治党,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长期而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构建河清海晏的社会氛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

陈先达:是啊,古人说“攻守异势”,革命时和革命后的任务是不同的。一个是破,一个是立,方式不一样。跳出历史周期律有很多途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途径,监督政府不要人亡政息。毛泽东在快要进城的时候说,我们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就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途径。苏联解体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政权与自己没关系,这个政权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们要全面从严治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建设也包含发扬民主。保证我们党生机勃勃、永葆青春,才能有效防止历史周期率的重演。

臧峰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深入阐释历史周期律问题,反映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很少谈及这个问题。这里也有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执政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别,致力于理论批判与实际建设不同,由此形成的理论风格也不一样。

陈先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资本主义有很深的认识,但没有合理的执政思路,也没有实质性地威胁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地改变社会,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式的研究不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体的。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其他环节都会受影响。西方的政党看重选票,我们肩负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臧峰宇: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要秉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向实际问题,探究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精准思维、底线思维与法治思维等体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有效性,深入理解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中国道路的深层本质。在推进理论研究走向纵深的同时,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内在联系,实现了哲学思维方法与实际工作方法的内在融通。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是一致的,唯物辩证法强调我们在工作中总揽全局。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以哲学思维方法促进实际工作。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与理念水乳交融的。我们在工作中既要有全面的观点,也要有长远的观点。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思维。社会正常运转需要基本的底线,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违背基本的底线道德,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还关系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问题。新发展理念关涉全部社会生活,将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来考虑。

臧峰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体现了富于现实内涵的实践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回答中国问题的同时,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进一步促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需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在继承中外优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加强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对话。

陈先达: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当然要继承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借鉴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围绕中国问题展开,回答中国问题,用时代的视角充实理论内容,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对很多传统概念的新界定和新解读也是一种新话语,因为我们在新阐释中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内涵,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重要内容。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关键是构建中国理论,为社会主义赋予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内容。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会发扬光大。

(作者陈先达,系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者臧峰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原文刊于《党政干部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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