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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天平 颜梅:文化类电视节目功能再审视
2018-08-02 08: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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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浩爽

2017年,文化类节目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驱动下呈现电视荧屏回暖之势。一批在形态上“去机制化”的节目文本,以“传统”入题展开规模化的文化传播,在一系列电视符号的再组织中实现着电视作为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现实价值。经由一个阶段的探索,2018年文化类节目的制播形成了更为常态化的建制:研发原创模式、贯穿国民教育、面向中国文化。以文化类节目的再勃兴为着眼点,当前电视传播格局面临的泛娱乐化现象正在被改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播出的文化类节目数量近60档,2018年已播或待播的节目数量或将突破70档。在不断面临“唱衰电视”观点的今天,重新审视作为“文化”的电视及其功能,则成为一个显著性的命题。

重新定义电视的文化功能

2018年是中国电视60年。回顾这一媒介的发展历程,能清晰看到不同社会力量对“电视”的形塑,电视与社会的互相建构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

在不同阶段的社会语境中,中国电视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不尽相同。这一视听媒介之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叙事始终不断产生影响力,呈现作为“国民媒介”的充分潜质。也正是源于这一逻辑起点,今天的电视所面临的转型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困境有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主流媒介的构建方面,文化传播的不均衡状况是中国电视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2017年7月,原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指出,应进一步强化电视频道的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在市场方面,国外模式节目引进降温、真人秀热潮遭遇资本泡沫、同质化危机等,都使得电视传播重新思考“文化”转型的议题,复归其作为国民教育的功能属性。

事实上,中国电视的发展一直显示着文化教育的传统。无论是早期的科教电视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专题片、90年代的电视课堂,乃至后来的电视讲堂、知识竞答节目……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电视文本,均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观照作用。但面对产业化和全球化发展态势的快速推进,电视传播也在深度卷入市场逻辑的同时,迫使文化教育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于大众娱乐。高度繁荣的电视产业带来“娱乐至死”的社会文化危机。今天,重新定义电视的文化功能显得至关重要。

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探索,便是电视的文化功能再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实践,其间相应的节目形态改造也回应着此类文本不断跃升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源于“文化”意识的不断确立,如《国学小名士》等诗词国学节目、《国乐大典》等民乐戏曲节目、《见字如面》等诗书诵读节目,开掘“民族”与“传统”的文化内核,以匹配当下的语态进行电视化改造、通俗化传播;另一方面源于传播面貌重塑形成的积极影响。传播手法反哺文本形态的案例也有不少,《谢谢了,我的家》等家风节目侧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叙事元素,《经典咏流传》等节目用当代的流行话语再现传统文化,《加油!向未来》等节目着眼于科技进步进行传播……即便今天要重塑的电视的文化功能,已然与过去面对的社会语境不尽相同,但仍旧作为“主流媒介”的中国电视,对“文化”议题的改造却有着值得不断开掘的发展增长点。

电视节目的文化传播何以可能

较之2017年,2018年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市场进一步纾解了当前文化传播可能面临的“曲高和寡”状况。尤其在各类文本对文化边界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相当充分的电视创新空间。越来越多的文化类节目在意义生产、情感共振等方面形成积极实践。

渐成气候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市场与政策、民间与官方之间存在的文化裂缝。尤其当消费性生产成为当前节目制播的普遍逻辑时,这一类文本成为反思电视发展的关键线索。在媒介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文化类节目相对独立于市场之外的探索,对电视媒介延展其不断遭到挤压的社会话语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类节目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形塑下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一种主流选择。在节目的构造方面,四个方面的功能特质值得关注。一是文化传递(传承)功能。借由电视的文化传播,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优秀文化能够实现教育普及、文明延续的意义。二是审美娱乐功能。电视作为流行文化的直接建构力量,也应以当下的语态面向当下的受众进行传播,产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三是文化沟通功能。通过文化的对话与协商,实现文化“流动”,是作为重要大众传播手段的电视节目加载的重要底色。四是文化生产功能。除了文化的再现,电视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也应当发挥生成新知以及意义再生产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功能认识,内在于文化类节目中的国民教育才有了落地的可能性。但就实际发展状况而言,当前文化类节目所负载的功能属性依然有限,即便此类节目在当下已经形成可观数量与规模,但也仅限于文化传递(传承)、审美娱乐两个功能维度上的有限拓展:不少节目表现出高度的视听美学特质,也在对“传统”的重构中找到了适应于当下的文化传播样式。然而,节目在文化沟通、文化生产方面的“缺席”,依然是问题症结所在。一方面,过于狭隘地将节目题材囿于“传统文化”之中,虽催生了较成熟的电视传达形式,但并非适用于文化传播的普遍状况,也未对传统文化以外的更多当代文化形式有所观照,甚至部分节目显现同质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再现依然是当前文化类节目的主要形式。电视作为当代主流媒介的文化生产能力有限,即各类文本在发掘新知、启发新智等方面的开拓力量薄弱,使得文化类节目的符号化生产仍占据主流,意义的释出和再生产也并未表现出更多的进步性。

电视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

文化类节目的规模化发展反映出当前中国电视生产和传播的一种结构化转向,但这些文本仅仅是参与了对电视文化功能的探索性建构,并未在实质上催生电视文化传播的范式转型——依托于一系列流行符号而非深入“文化”内里。

当然,这样的状况应当置于整个文化传播环境中加以审视。一方面,一系列文化类节目开展的指意实践,本身也深度浸润于消费文化之中,文化意义的陷落是节目的生产与流通高度服膺于市场逻辑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电视带来“童年的消逝”与“成年的消逝”,也在直指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内生性的对知识生产和文明构建的冲突性力量——电视的文化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关涉“文化”本身?

如果仅限于用文化符号定义文化类节目,那么此类节目乃至于电视文化功能的实现都只是浅尝辄止。对这一现象的管窥,其核心命题在于电视作为承载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如何得以可能?尤其在面对当前文化传播的困境时,电视这一主流媒介的意义生产如何实现功能的突破?回看60年发展历程,有着先天文化优势的中国电视如何重回国民教育传统?有三条线索应予以重视。

其一,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以“文化”为关键词,中国电视在过去一个阶段寻回了更多历史传统和文化经典的话语,为观众带来“诗意栖居”的情感认同。然而,这些基于文化再现的文化生产,却尚未构建起文化传播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当前节目对文化之“美”的呈现,更多基于文化表达形式的改造,对于文化底色的探寻仍较为有限。

其二,文化的时代性表达。“传统”并非是文化类节目的唯一落脚点,从电视对文化教育功能的承载出发,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当代文化都有电视传播的充分可能性。电视作为传播文明、引领社会风尚的直接“工具”,或多或少凝结着大众的文化期待和情感期许,“国民教育”的价值由此生成。

其三,文化的意义性开掘。在既有的文化类节目实践中,诸种文化符号的组织获得了丰富呈现,如诵读、演唱、演奏等代表“传统”的元素炙手可热。然而,符号的形构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意义生成,对文化的深度开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2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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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天平 颜梅:文化类电视节目功能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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