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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王子今: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与海洋
2019-01-19 16: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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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郑 钰

青岛琅琊台景区的秦始皇遣徐福渡海群雕。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王子今 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秦汉考古文物研究、出土文献研究。著有《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管理》《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等多篇。

  2018年12月13日,秦始皇兵马俑展览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国家博物馆预展。新华社发

    秦始皇陵航拍(2016年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又说到秦始皇东巡海上故事,“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秦始皇在海上亲射巨鱼及派方士远航寻求蓬莱的行为,也成为诗人歌咏对象:“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鬛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秦始皇成就一统功业,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及“治驰道”,完成沟通全国的交通网的建设,对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郡县制度,可以称作影响长久的政治发明。其专制暴虐,亦贻害甚大。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李贽称秦始皇“千古一帝”(《藏书》)。回顾这位政治人物的历史表现,不能忽略他对海洋的特殊关注。我认为,在人们对海洋问题予以普遍关心的今天,于新的海洋观的认识基点上,回顾中国古代海洋探索、海洋开发与海洋学进步的历史,分析秦始皇面对海洋的表现,应是有积极意义的。

议功德于海上

在秦军东进的兼并战争中,秦王政曾经三次出巡,至洛阳,至邯郸,至郢陈,都有前敌指挥或抚慰军士的意义。统一实现之后,他以“始皇帝”身份五次出巡,则以“临察四方”“存定四极”(《琅邪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目的。其中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10年间4次行临海滨。此后2000年帝制时代中,只有汉武帝超越了这一记录。而汉武帝较秦始皇多20岁年寿,是他得以在巡行东海的频次方面超过秦始皇的条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史记·封禅书》也说,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即“八主”,是齐人传统祀所,多数在滨海地方。秦始皇行礼祀“八神”,体现出对海滨区域神学体系与信仰世界的尊重。

齐人较早开始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太公时代,齐国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称霸,有“设轻重鱼盐之利”的经济条件(《史记·齐太公世家》)。《管子·海王》提出成就“海王之国”的理想。“致鱼盐之海”(《史记·苏秦列传》)成为齐国富强的重要因素。战国外交史可见“秦齐交合”“合秦齐之交”(《史记·楚世家》)“秦齐雌雄之国”(《史记·孟尝君列传》),以及“齐秦合”(《史记·张仪列传》)的情形。这固然符合远交近攻战略,但是也体现出秦对齐的看重。“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史记·穰侯世家》)《史记·六国年表》写道:“(齐)为东帝二月,复为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秦假东帝”的说法,说明齐“东帝”称号虽使用短暂,却体现出秦视齐为平等国度的态度。秦对齐国力的肯定,也透露出对齐之海洋政策的肯定。

秦始皇巡行海滨,经历黄、腄、成山、之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方。秦始皇沿海岸行进,史称“并海”,注家以为应读作“傍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出现“傍海道”名号,说明此解是正确的。秦驰道经营,通达“燕、齐”,“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辽宁、河北的考古学者在渤海西岸发现了多处大型秦代宫殿遗址,可以说明“并海道”的交通等级。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来到琅邪,刻石文字出现“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的内容。张守节《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所谓“与议于海上”“议功德于海上”,实在是极特殊的议政形式。秦始皇为什么集合十数名文武权臣“与议于海上”,发表肯定秦“功德”的政治宣言呢?“海上”,作为最高执政集团的议政地点,对于秦王朝政治原则的确立,如所谓“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等,或许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这篇“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的文字,诸臣“名字并刻颂”之前写道:“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临于海”,到达了“东抚东土”的空间极点。

“琅邪”与“秦东门”

秦始皇在“初并天下”后不久,即“亲巡远方黎民”“周览东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上泰山之后,“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刻石内容明确提到抵达了“琅邪”:“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史记·六国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秦始皇“南登琅邪”,竟然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这是他执政以后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在出巡途中尤其异常。迁徙三万民户到琅邪在秦强制移民的行为中,同样是组织向东方迁徙的唯一一例。其规模也仅次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复十二岁”即免除移民12年的徭役赋税负担,也是仅见于秦史的优遇。

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

琅邪地位重要,除了作为齐地“四时主”即四季神主所在而外,曾经是越国都城也是因素之一。越王勾践从会稽迁都琅邪,有经历海路的记载。而诸多迹象表明,琅邪是东海大港。《括地志》引吴人《外国图》说“亶洲去琅邪万里”,《后汉书》李贤注引《外国图》说:“君子”国“去琅邪三万里。”都指出通往东方海上远国的航路自“琅邪”始。又《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琅邪”地方,体现其可以威慑镇抚远岛“夷”势力的交通地理地位。汉初“琅邪不其人”王仲“浮海东奔乐浪”(《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我们不能排除从“琅邪”直航“乐浪”到达朝鲜半岛北部的可能。这是距离秦始皇时代并不很远的史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之事:“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对琅邪的特别关爱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关注东方海岸线的主要视点发生了变化。从琅邪至朐的自北而南的空间移动,除了“秦东门”在咸阳正东方向之外,推测或许与南海置郡有关。因为“南海”形势的变化,秦帝国所拥有海岸线的中点向南移动了。

徐福远航与东洋航路的早期开通

“燕、齐海上方士”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活跃。他们以航海实践充实了中原传统的天下认识,又以“海上”经验构建了神仙学说。

在走向统一的历程中,中原人在当时世界认识的基点上,对“海”予以新的关注。《山海经》以“海内”“海外”名篇。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化典籍中,“天下”语汇使用频繁,并多见以“天下”“海内”并举的语言形式。如《墨子·非攻下》言“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揔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成书与秦统一时代最为接近,内容对秦政影响最为显著的法家名著《韩非子》中,“天下”一语出现频次最高,密度最大,多至263次。其中有“天下”“海内”并说的文例:“桀索崏山之女、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难三》)亦可见以影响、占有和控制“四海之内”表现对极端权力的向往:“明照四海之内”(《奸劫弑臣》),“富有四海之内”(《六反》),“独制四海之内”(《有度》)“海内”与“天下”作为政治地理称谓同时使用,反映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时所谓“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谓“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的说法,也都沿袭着同样的语言形式,体现了同样的政治理念。贾谊《过秦论》有秦始皇“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的说法,说明汉初政论家继承了这样的语言习惯,也体现出对秦始皇政治意识与政治实践中相关表现的注意。

将秦始皇东巡海上的动机简单归结为长生追求,其实并不妥当。秦始皇初次东巡来到海滨时,尚未得知海上方士们关于三神山的学说。秦始皇东游“海上”,应当与当时社会的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琅邪刻石所谓“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之罘刻石所谓“巡登之罘,临照于海”,都告知人们,这位自以为“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帝王辛苦巡行,“览省远方,逮于海隅”,是在宣示“平定天下”“并一海内”成功。

秦始皇是在“东游海上”的行程中,接受了方士宣传的。燕齐海上方士是参与开发环渤海地区早期航运的知识人。他们以神秘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海洋探索,因帝王的长生追求,获得了国家支持。方士们以个人富贵为目的的狡猾政治骗术和以艰苦航行为方式的勇敢海上探索,构成了他们文化人生的正负两面。

《史记·封禅书》记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遣方士追寻海上“三神山”。而秦始皇迷信方士,追求海上神山奇药,其偏执至于空前程度。帝王和方士的合作,竟然促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海外航行。而这次航海行为成为移民史的记录。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在听到方士转述“海神”的承诺之后,“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后汉书·东夷列传》“倭”条将徐福“止王不来”处与日本列岛相联系。徐福东渡,使得东洋航路开通至“所在绝远,不可往来”的地方。英国学者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写道:“徐一去不复返,传说他们在日本定居了下来。”日本一些学者也认为当年徐福到达了日本列岛,甚至有具体登陆地点的考证,以及所谓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史进程中相应时段发生的显著进步,与徐福东渡有关。

“南海”置郡与南洋航路的早期开通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完成了对岭南今两广地方全面的行政控制。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记事内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邪刻石也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向岭南的拓进应当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明确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随即已经开始“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当时“燕齐地”尚未兼并。进军“南海”,是秦统一的军事主题之一。由此可知,秦统一的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以为秦统一只是结束了“六王”的统治,是一种对于秦统一规模的认识偏于保守的历史成见。

秦进军岭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在南方超越了楚国原有疆域,而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亦得以空前延长。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海疆史、海洋资源开发史和海上交通史意义均十分重要。考察西汉时期南洋航路的开通,我们不能忽略秦始皇时代前期之功。秦南海郡所在地方番禺后来成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点,是秦代海洋史研究应当关注的现象。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对于“望于南海”一语,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秦始皇以为“会稽”面对的海域就是“南海”。但是更有可能是他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存留了这样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与“会稽”海域本已存在交通航路。

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中写道,孙中山曾和他谈起上古东西海道交通。“先总理孙公告余曰:‘中国山东滨海之名胜,有曰琅邪者,而南洋群岛有地曰琅琊(Langa),波斯湾有地亦曰琅琊(Linga),此即东西海道交通之残迹,故三地同名也。’并手一册英文地图,一一指示余。”这类“琅邪”地名因航海家活动得以移用至航线上其他地方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考古学者在斯里兰卡发现秦半两钱,说明《汉书·地理志下》记述的西汉南洋航路抵达这一地区的情形,在秦代或最晚至汉初已经实现。《史记·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在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先登陆地点。从这一角度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

“梦与海神战”“连弩射海鱼”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曾经“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解释“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的原因在于海上航行障碍:“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随后又有秦始皇与“海神”以敌对方式直接接触的心理记录和行为记录:“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在记载中,亲自以“连弩”射海中“巨鱼”,竟然“射杀一鱼”。

通过司马迁笔下秦始皇“自以连弩”“射杀”“巨鱼”的故事,我们看到秦始皇挑战“海神”的意志。“连弩”是可以“连发”或“并射”的,是显著提升射击效率的先进兵器。汉代军事史记录中有在与匈奴作战时使用“连弩”的明确信息。“连弩”较早见于《六韬·虎韬·军用》和《墨子·备高临》,很可能已用于秦兼并战争的实践。秦始皇亲自使用“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又“见巨鱼,射杀一鱼”,说明他面对海上“恶神”,不惜动用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必欲“除去”的决心。

营造身边的“海”

《剑桥中国秦汉史》写道,“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有六七位著名的君主”“他们的事迹使其形象比实际生命更为高大,而秦始皇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人”。我们考察秦始皇历史形象的形成,应当注意到“海”的背景。

有迹象表明,秦始皇可能是最早在宫苑设计微缩海洋的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曾经“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张守节《正义》:“《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如果所据确为《秦记》不误,则是在宫殿区营造“海”模型的最早记载。不过,《续汉书·郡国志一》“京兆尹长安”条关于“兰池”的内容,刘昭注补:“《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正义》,即写作《三秦记》。这样,这一信息的可靠性就存在疑问了。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征服一个国家,都要把该国宫殿的建筑图样采集回来,在咸阳北塬上予以复制。据考古学者的工作收获,翻版燕国宫殿的位置,正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与燕国和秦国的方位关系是一致的。兰池宫曾经出土“兰池宫当”文字瓦当,其位置大体明确。秦的兰池宫也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正在“出土燕国形制瓦当”的秦人复制燕国宫殿建筑以南。如果说这一人工湖泊象征渤海水面,从空间格局和地理坐标考虑,兰池宫和“六国宫殿(燕国)”的位置关系也是妥当的。秦始皇巡行渤海的感觉,很可能会对秦都咸阳宫殿区建设规划的构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姜女石石碑地秦宫遗址的位置看,这里完全被蓝色的水世界紧密拥抱。这位帝王应当也希望居住在咸阳宫室时,开窗就能够看到海景。秦封泥有“晦池之印”。“晦”可读作“海”。秦封泥“东晦□马”“东晦都水”,“东晦”都是“东海”的异写形式。这样说来,秦有管理“晦池”即“海池”的官职。秦封泥又可见“每池”,也应当读作“海池”。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地宫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设计。又“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陵地宫有大量的水银,已为现代物探测定数据证实。对“人鱼”有不同解释。按照裴骃《集解》引《异物志》的说法,这种鱼“出东海中”。按照当时的海洋学知识和海洋资源利用的经验,取用鲸鱼脂肪作为燃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鲸鱼骨可以证明,中国人对于鲸类的认识不晚于殷商。涉及“鲸鱼死”的文字,见于《淮南子》的《天文》《览冥》等篇。魏殷臣《鲸鱼灯赋》写道:“横海之鱼,厥号惟鲸。”“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托于金灯。”又有“怀兰膏于胸臆”句。其中“大秦”字样,引人注目。由此推测,秦时可能已经取用鲸鱼脂肪照明。秦始皇帝陵的设计,以“大海”不息的荡动与来自海产品的永久的光明,形成特殊的形制。

看来,秦始皇陵的墓主人在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刻,对大海的向往,依然没有消减。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9年01月1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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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王子今: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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