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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黄朴民:兼济与独善的彷徨
——《论语·微子》究义
2019-06-03 08: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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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李曜宇

《微子》为《论语》全书中的第十八篇,共计十一章,主要载录孔子及其弟子与其他人物言辞交流、思想观念碰撞的生动史实,特别是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孔子与接舆、长沮、丈人等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仕隐观上的对立与冲突,这其实是开后世儒、道对立之先河,同时篇中还记叙了孔子及其门下弟子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评价既多少反映了孔子所处时代的风貌与特点,更鲜明地体现了孔子自己的价值观、仕隐观。此外,本篇还掺杂载录了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所涉及的古今人物竟多达30余人。由此可见,本篇既是儒学原则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信息的丰富荟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严重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不少人的生存方式。一些人在这种剧烈的变革面前进退失据,被无情地边缘化,由此他们深感迷惘和困惑,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于是,就无可奈何地选择隐逸的方式,与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政治保持距离,以期求得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超越。《诗经》中的《考槃》诗,就是这种隐逸文化的一个缩影:“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当时大国(齐、楚、晋)争霸之间的夹缝缓冲地带——陈、蔡、宋(今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尤为显著。那里出现了许多隐士。这些人生活大抵困苦潦倒,销魂落魄,但却思维相当活跃,人格相当独立,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迷恋文明礼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挥洒,告别俗务,反映出别具一格的人生态度与立场。

孔子中年后率弟子门生周游列国,曾经到过陈、蔡等地,自然很有机会与这些隐逸之士相遭遇。有遭遇就有可能交流,有交流则有可能诘难。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价值观、隐逸观的对立矛盾和辩诘冲突或许就很难避免。《微子》篇就是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它十分生动形象而又具体入微地记录了“入世”与“隐世”两种生存方式的对立与冲突,凸显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接舆、桀溺、长沮、丈人的眼里,当时的现实社会混乱不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价值错乱,“无可奈何花落去”,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既然拯救社会已不可能,那么,还不如先拯救自己,与其同流合污,不若洁身自好。“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于是乎,就自然而然选择了隐逸的归宿,在出世中摆脱羁绊,在隐逸中求得宁静。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孔子汲汲于恢复礼乐、再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努力,认为这是纯粹的“可怜无补费精神”式的折腾。“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是胶柱鼓瑟,愚不可及,时光无法倒流,礼乐不能复兴,乃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无奈。因此,他们或是告诫孔子应该通识时务,放弃虚幻的理想追求,抛开对世俗的眷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或是对孔子冷嘲热讽,揶揄挖苦,以此来帮助孔子从梦境中醒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孔子何尝不知这些人本质上的善意,又何尝不知自己的“克己复礼”事业前途坎坷,希望渺茫,如同子路所指出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是,孔子与这些隐逸之士最大的不同,是怀有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使命感。他虽也主张“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但其主要的理念,还是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化成天下”的人文关怀。所以,他对接舆等人的选择固然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解除自己的光荣使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尽管希望十分渺茫,愿景非常黯淡,但是,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永远不轻言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

其实,孔子对“隐逸”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这一点,从他称“去之”(即隐世不出)的微子为“殷之三仁”之一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更为肯定和赞赏“谏而死”的比干。因为这更合乎“杀身以求仁”的期许。尤为可贵的是,孔子拥有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襟度,认为为人处世,成就仁德的路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固然是“仁者”,但“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的柳下惠等人,“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的虞仲等人,同样也十分优秀,值得褒扬。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形势的不同状态,而自由选择适宜的做法,既各司其职,又分兵合击,共同致力于人格的完善、政治的健全、社会的改造。当然至于他自己,“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不走极端,践履中道,“与时推移,应物变化”,坚守立场,积极有为,为高标理想,弘扬道义而不遗余力。这也是孔子倡导的“中庸”观念在其“入世”与“隐世”关系处理上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 2019年06月03日 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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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黄朴民:兼济与独善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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