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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为破解深度贫困注入新思想、新动能——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研讨会召开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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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刘箫锋

深度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为攻克深度贫困、推进深度贫困破解理论研究,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课题组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于2019629日至71日在四川大学共同举办了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AJL013)专家咨询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扶贫与移民工作局、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县从事脱贫攻坚工作的20多位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助力深度贫困破解与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

(论坛会场 杨祥辉/摄)

一、关于深度贫困成因、特征与破解的研究观点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陈学彬教授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人的贫困。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缺位、知识落后,导致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高等教育、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偏向富人,形成贫困恶性循环的代际传递问题。他认为,深度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要主抓儿童教育和基础教育,推行贫困儿童生活补助,大力推行贫困助学金,并与生源地服务年限计划配套等。 

(陈学彬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朱方明教授聚焦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提出非贫困地区深度贫困人口具有居住分散、贫困原因多样复杂、劳动能力严重不足、家庭不完整等特点。与深度贫困地区相比,社会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重视不足,扶贫力度相对较弱,扶贫工作的规模经济性和扶贫效果不够显著。朱方明教授进一步提出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针对农村孤寡老人的扶贫工作与社区养老结合起来等政策建议。

(朱方明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乔榛教授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提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而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主要以公平为主,由于收入水平低,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分配;改革开放后,则最终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收入分配形式并存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这为深度贫困的研究和破解、正确处理扶贫脱贫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收入分配的结构化视角。

(乔榛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萍教授分析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时得出,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根本特征是发展性减贫,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共享发展和贫困者可行能力发展三个方面。进而,李萍教授提出了精准扶贫脱贫的三大实现机制: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扶贫资源动员机制和资本带动扶贫脱贫机制。以扶贫脱贫绩效为考核指标,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通过层层落实责任制,将精准扶贫脱贫的压力在各级地方政府间逐级传递。基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广泛动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杠杆(如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和紧密的政商关系间接动员非公有制市场主体手中的资源;最后一种基本模式是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各种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带动农民增收。

(李萍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郑长德教授提出,自然地理禀赋不利和社会发育不足共同构成了深度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空间发展陷阱。深度贫困地区通常具备高、寒、大、岖、远、边的地理特点,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薄弱,远离交易市场和政治经济核心区,区域分割严重,形成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低下。而个别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式的社会阶段断层、宗教信仰中的部分禁忌,都与交易经济不相适应。此外,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和婚丧嫁娶等铺张浪费的传统习俗,更是深贫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推手。因此,郑长德教授提出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地的扶贫战略选择。围绕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郑长德教授认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仍然最为贫困,只是其贫困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具体而言,表现出从绝对贫困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从农村贫困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从单维度贫困到多维度贫困、从数量型贫困到质量型贫困的新特征。深度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这可概括为为该地区的集聚力,而由于地理、区位、人口素质和民族宗教问题等一系列分散力因素干扰,使得深贫地区面临要素和市场的双重弱集聚,抑制了经济发展。他就此提出了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区域发展经济学,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集聚力和分散力问题,进而破解深度贫困。

(郑长德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王卓教授通过对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省昭通市等深度贫困地区的田野调研发现,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设置因变量为贫困代际传递指标,并将其定义为子代贫困是否来源于父辈,凡是童年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或等于目前的,认为其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反之则认为并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自变量则为包含父辈、子代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7个指标。结果发现,彝族深贫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93.6%的彝族受访贫困家庭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王卓教授从保障提高子代身体素质、增强彝族群众健康意识、提升教育扶贫效率、实施彝族就业支持和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王卓教授发言 杨祥辉/摄)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贺立龙副教授认为深度贫困的学术史可溯源于经典作家对极端贫困的认识,随着贫困陷阱、慢性贫困、深度贫困的理论研究而不断延伸。关于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大多数文献关注其区域差异性与群体异质性;脱贫质量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脱贫后的生计可持续性、脱贫稳定性及返贫风险可控,以及脱贫的内生性;扶贫的精准性与经济效率,主要取决于贫困识别与瞄准的精确性、扶贫施策的成本与效率。他提出,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应聚焦深度贫困,重视脱贫质量。借鉴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方法与经济发展质量概念,从结构分布而非规模数量的视角,研究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差异与高质量退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深度贫困理论研究。

二、不同类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

不同类型深度贫困地区具有不同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在扶贫实践中要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那么,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开展了哪些区域性扶贫实践,取得了哪些成效,又存在哪些典型的问题?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开展了调研,投身于脱贫攻坚工作的与会代表们也就此进行了经验分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朱方明教授通过调研发现当前非贫困地区针对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对深度贫困的认知和界定不够清晰,大而化之将残疾人、患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人、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等界定为深度贫困人口。二、扶贫对象不精准,在扶贫实践中撒花椒面导致的扶贫资源浪费、扶贫落实不公正的问题。三、社会托底标准过低,不能切实解决深度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调研发现,当地深度贫困人口医保报销标准可以提高10%。这个补助标准对于完全没有收入来源,且既没有家庭财产,也没有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人口而言,是显然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四、缺乏持续有效的扶贫方式,深度贫困人口退出质量不高。对于散居各地的深度贫困人口,除了社会托底式资助和临时性慰问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扶贫方式。有些已经退出的深度贫困人口实际生活仍然非常困难。五、扶贫工作组织系统层级多、链条太长,效率不高。目前,我国扶贫工作组织系统非常严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确定程序以及贫困人口的退出程序从国家到乡镇、社区层层推进,然而存在资料流于形式的风险,同时,由于所涉人员众多,容易出现信息传递误差和人情关系干扰的问题,导致扶贫资源漏损,深贫人口实际获益不多。

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县委副书记何述斌同志介绍了藏区深贫县德格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和脱贫难度大的情况:2019年德格县尚余4883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6.48%,全县全年财政收入仅6000余万,经济发展水平低、脱贫压力大。他提出资金短缺、疾病频发、劳动力匮乏、技术不足是造成该县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在因病致贫方面,德格县是高原地区包虫病的高发区,同时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多发;在劳动力缺乏致贫方面,德格县的劳动力缺乏具体表现为五多一少,即家庭人口多,单亲家庭多,小孩多,老人多,病残人多,劳动力少;在因缺技术致贫方面,德格县生产技术落后、教育落后,少有懂技术、会经营的农牧业大户。此外,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落后的社会习俗以及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均制约了当地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经济的发展。何述斌指出,除了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突出之外,该县还面临临界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临界非贫困户也对脱贫攻坚的验收满意度考核带来了压力。

宜宾市兴文县扶贫移民局局长罗光洁同志围绕兴文县扶贫工作的实施情况分享了其扶贫创新实践和成效。针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问题,兴文县下文规定贫困户三必进、七不准,杜绝因为邻里关系疏远、评价不切实导致的落选问题和因领导亲属关系而入选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动态监测和统一管理问题,兴文县创新开发了大数据移动平台,使扶贫干部、工作人员随时一手掌握全县贫困人口的家户基本信息,方便扶贫工作开展。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臧敦刚副教授关注了深度贫困地区微型金融扶贫实践。他发现,我国政府针对微型金融扶贫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我国贫困地区微型金融发展的政策,并且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结合地方实际创新微型金融扶贫模式,如云南邮储模式、云南农信电子商城模式、青海藏区卡阳模式以及四川藏区的六月红花椒间接扶贫模式等。但是,在四省藏区开展微型金融扶贫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典型问题:一是高原山区和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弱化导致在四川省藏区开展扶贫小额信贷的瞄准不够精准;二是贫困人口针对扶贫小额信贷的需求不足,获得银行贷款的占40.07%,贫困人口更多是通过亲友借贷等非银行渠道;三是扶贫小额信贷的期限短、额度小,贷款期限在三年之内为主,以三年居多,与用于发展农牧业的产业周期不相符;四是扶贫小额信贷担保方式以政府担保为主,个人信用担保占第二,且比例高达30.68%,还款风险有待防范;五是超半数农户对农业保险补贴的认知不足、对农业保险的功能认知普遍存在偏差以及保险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极其有限,微型保险的覆盖面有待扩大;六是非正规金融尤其是寺庙借贷仍然存在(占比6.72%);七是大部分藏民将贷款用于首先满足家庭基本消费需要,其次才是用于农牧业等,信贷资金的用途固化明显。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处覃佳副处长、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唐晓辉同志、四川大学外联办杨彬同志等对四川省藏区、大小凉山彝区深度贫困和脱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教育扶贫和以购代捐的实践探索做出经验分享。

应该看到,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及代表们就深度贫困的破解提出了上至制度设计,中至理论建构,下至工作实践的解决方案,尽管目前尚未得出统一的具体路径,但是深度贫困的研究和破解本身就是一项复杂而综合的长期性工程,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和探索。经过本次会议的充分交流和深入研讨,我们相信,大家均能认识到深度贫困研究和破解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挑战性,并进一步明确为破解深度贫困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与会者合影 杨祥辉/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贺立龙 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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