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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黄朴民:兵儒互补论
2020-01-13 17: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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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卢涵泳

《左传·成公十二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汉陆贾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可见,文治与武功,是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而《论语》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与武功方面的理论指导之典范。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遂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国治军活动能够长期稳定有序地顺利进行,并为今天的人们从事各类活动提供了弥足珍贵、足资启迪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周末年史伯尝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将《论语》与《孙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恰好能够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

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代表作的《论语》,其主导的价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耻于言利。所以它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放于利而行,多怨”,反映出较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倾向。而《孙子兵法》的主导价值取向则是承认功利,追求功利,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孙子的整个用兵指导思想,成为其指导战争的根本动机,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把“兵不顿而利可全”视为从事战争的理想境界。应该说,《论语》宣扬“仁德”与《孙子兵法》鼓吹“功利”,两者均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无其思维方法上的偏颇性:于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讥诟,于后者,则多少有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局限,无怪乎后代有些人要斥责《孙子兵法》为“盗术”,认为“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索然无余泽矣”。话虽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孙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有将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取长补短,让它们“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经国治军的实践活动得到最好的理论指导,始终保持着健康发展的方向。

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和谐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张教化民众,使广大民众归心于仁,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乃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这种治国驭民的基本理念,在《论语》一书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云云,即是这方面的突出主张。而古代兵刑一体,《汉书·刑法志》具体叙述兵制与法律之由来,称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说明兵学与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讲求法治。所以,《孙子兵法》基于兵刑同源一体的文化渊源,从敌我双方生死角逐的层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与作用,将“法”与“法令孰行”列为决定战争胜负归属的“五事七计”之一,强调“修道而保法”,“治乱,数也”;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从而在治军和作战中凝聚军心士气,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论语》与《孙子兵法》对“德治”与“法治”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结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国治军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既立足于“法治”,又补充于“德治”。道理很简单,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的效用,用孟子的话来讲,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则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不能发挥积极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讲求中庸守恒与推重诡诈权变的协调

中庸守恒是儒家对待事物运动规律的一般看法。对儒家而言,讲求原则性,注重稳定性,是其积极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之作《论语》,自然要充分反映这个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强调凡事要坚持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吾道一以贯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云云,就是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写照。《孙子兵法》则根据军事斗争的特点,而合乎逻辑地推重奇谲权变,主张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强调“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与此相联系,对“经”与“权”侧重点关注的不同,使得《论语》更致力于德行操守的养成,而《孙子兵法》尤其热衷于谋略智术的修炼。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现。因为,坚持原则,“允执其中”,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时变化,“因利而制权”,则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与《孙子兵法》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可谓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论语》与《孙子兵法》,一文一武,构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国治军的最好方略,它们并存而共荣,相形而益彰,成为人们体认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导。这种价值,并不因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减损,所以,在今天重温这两部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文韬武略,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加以恰当合宜的互补,依然是十分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作者黄朴民,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文刊于《北京日报》2020年1月13日19版)

原文链接:

[北京日报]黄朴民:兵儒互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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