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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特别常委”:一年的尝试
2007-08-20 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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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人大新闻网

编者按:去年“两会”期间,人大增设“特别常委”是一条抢眼新闻。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人大常委会是由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组成的。突然间19名有极强专业背景、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被补充进了这个队伍,不能不让人瞩目。又到“两会”,这些“特别常委”一年来在新的岗位上有哪些感受,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对人大常委会的改革还有哪些期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其中的两位代表。

  袁驷:提升人大的立法质量至关重要

  年轻+直选:人大制度改革的尝试

  《中国经营报》:去年人大常委会增加了你们这19名常委之后,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你觉得你们与原来的常委有什么不同之处?

  袁驷:其实我们在参政议政方面与其他的常委没有任何不同,媒体在这些常委前面加上“特别”、“专职”的定语都不是正式的提法。也有“年轻常委”的提法,这19名常委年龄大致在40岁到50岁之间,相对年轻一些。

  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是从基层直接选出来担任常委的。比如我在学校任职,本职工作还是教授。我们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人们把这一举措看成是国家对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尝试。这种尝试体现在,这19名常委的产生打破了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在基层中直接选出来的。

  《中国经营报》:据我了解,在这19名年轻常委中,有9名来自学术界,为什么你们能够脱颖而出?

  袁驷:我想在选择这19名常委的时候,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以外,还必须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能够从宏观上思考一些问题,能够提出一些科学的、有远见的建议。还有两点:第一,并不一定是学者就可以当常委,但是常委中包括较多的有学术背景的委员无疑体现了国家尊重科学。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规则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二,整个常委会中学者、专家和有学术专长的人本来也不少,你看副委员长中就有多名院士、教授、专家等。再有,人大常委会需要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问题,要从国家整个大局考虑问题。不管是怎样的专业背景,到了人大常委这个层面,也不能过分的强调本专业,必须超脱本专业,服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体现每个人声音的地方

  《中国经营报》: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比如审议法律草案,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东西,并不是你非常了解的,你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

  袁驷:在人大常委会这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不是由几个人来主导。不论是专业领域还是非专业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在尽量提出自己的建议。

  举一个例子,我们环资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参加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回来之后要给常委会提供一个报告,报告中要提出几条建议,讨论稿中提出了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管理等四条建议。讨论时,有的人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把科技投入放在第一条值得斟酌,认为当前管理显得更重要,建议把科技投入移到第三条。我发言时提出,把科技投入放在第一位本身并没有错,环境污染中的减量化,无害化可以通过管理实现,而资源化则非要靠科技不可,最终解决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这种攻坚战斗的还是要靠科技。所以,科技投入若不放在第一条,就放在最后一条,以体现科技的根本保障地位。在报告的最终稿中,就把科技投入放在了最后一条。在此类审议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科学和技术,这就是基于我们的专业背景。

  再有一个例子,虽然我不是学金融的,但在审议相关金融法规时,我还是积极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分组审议时,我发言提出:银监会监督管理所有的银行,那么谁来监督银监会呢?第二天我看简报,发现别的组也有类似的意见,感到很高兴。这表明审议时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大家看法一致使这个意见分量大了一些,后来通过稿中就增加了银监会要接受国务院有关部门监督的条款。因此,即使不属本专业,但要积极学习、研究和思考,也可以发挥作用。

  《中国经营报》:一年来,人大常委会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袁驷: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了人大常委这个群体中,去讨论一些国家层面的大问题,审议一些国家的法律,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使我获益匪浅。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都是高手。一些来自各方面的老常委,特别是一些原国家高级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常委对国情非常了解,有经验,有见地,而且他们也很敢直言,能够直指问题要害。并不是外界所说的,人大就是“橡皮图章”。

  另外,人大制度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而且每次法律的审议意见和建议,都是想方设法地吸收进去,体现了很好的民主氛围。我喜欢这种民主审议的氛围。

  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渠道还要拓宽

  《中国经营报》:人大常委会吸纳了19名年轻的常委本身被看做是一种改革,你在人大常委会工作一年间是否能感受出改革的趋势?

  袁驷:我觉得人大的改革有多处体现。过几天人大会上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会有表述。我举一个我个人感受到的小例子。前不久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提到,希望人大常委的某些审议能加大透明度,特别是人事任免的审议。过去关于人事任免审议的内容非常简单,通常是免去谁的职务,提请任命谁的职务等很简单的两句话,对于被任免的人的背景交代的比较少,也没有更多的履历,我觉得缺乏审议的依据,很难审议。就像我们在学校里审议一篇博士论文,只给你一个标题,一个作者,没有其他内容,你怎么审议?因此,我在常委会分组审议中曾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别的委员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而就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我就感受到了变化。委员长特别强调,听取了一些委员们的意见,这次常委会任免商务部部长的材料就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不仅附上了被提名人的照片,而且还交待了其学历背景、任职简历,还介绍了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外语能力等。

  尽管对这种改革步子的大小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积极意义还在于,这种工作改进是在听取了常委们的意见基础之上做出的。对于这种改进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更加感到常委工作和责任的重要。

  《中国经营报》:就目前情况来看,你认为人大制度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袁驷:从人大常委的层面来讲,目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一些骨干法律的立法质量,这对打造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来讲至关重要。

  另外,人大、人大常委会如何更好地建立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各种渠道,更加有效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谋事成事,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就我来讲,比如说面对媒体,我不习惯也不情愿,但是考虑到面对媒体也是接受民众监督的一个方式,也是向民众汇报工作的一个机会,这就让我很难推却。

  袁驷:51岁,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1987年获美国Oklahoma大学航天机械系博士后,1989年获英国伦敦中央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博士后。2001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郑功成:专家与常委的角色可以互动

  人大常委要改变“二线形象”

  《中国经营报》:去年人大常委会吸纳19名年轻常委后,你们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称你们为“专职常委”、“特别常委”,你自己如何定位?

  郑功成:“专职常委”的提法不恰当,这19人中确实有10名原先在国家机关任职后来调离原职,成为人大常委中的专职常委。但是另外9人和我一样来自学术界,我们没有辞去原职,谈何“专职”?“特别常委”也不恰当,我们这19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与其他常委一样在常委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在年龄上比较年轻而已。

  《中国经营报》: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被外界看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晴雨表。你怎么评价人大常委会这次人事上的调整?

  郑功成:选择一部分年轻的同志进入人大常委会,进入国家立法机关,这是人大自身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人大不再是“二线”了。在此之前,人大常委主要是从原职退下来的老同志。而去年新增的这19名常委中除了年富力强的特点外,有10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志。这是人大自身改革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改变了人大常委会以往的那种“二线”形象。

  《中国经营报》:根据你一年的常委会工作经验,你认为人大常委会是否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学术界人士?

  郑功成:人大常委会确实需要专家,但并不意味着专家就能胜任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方面,专家只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而人大常委会所承担的职责却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学者和常委是两种不同的角色,学者是术业有专攻,以承担学术责任为己任,而常委却需要有全局观念、整体意识,以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为己任;专家可能对事物看法过于理想化,但常委却必须注重现实,注重客观;专家可以坚持己见,但人大常委需要倾听并吸收别人的意见。所以,专家出任常委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从人大常委会吸纳19名年轻常委来看,我们是否可以预计这是人大常委年轻化的一个开始?

  郑功成:我认为人大常委年龄下降一点是必要的,年富力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年龄不是关键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这一年来,我看到有很多老常委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中的细致负责的程度不是外界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就是知识背景和经历。知识背景决定了他的理论能力,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把知识背景与实际结合起来。

  完成了两个角色的协调

  《中国经营报》:作为大学教授,成为人大常委后事务性的工作陡增,你怎么来协调这两个角色?

  郑功成:作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担任人大常委使我感到另外一种神圣与责任。两边都是我很重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紧张,忙得连休息时间都要挤出来,感觉压力很大。

  经过一年的摸索,我已经能把两个工作协调起来。我发现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互动的。虽然常委会的工作占去了我一些时间,但我发现通过听取工作报告,进行调研,对于我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有好处的。比如,作为常委参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时,我就非常关注流动农民工的就业权益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些恰恰是我研究的范畴。以前作为教授时我就很关注劳动就业保障问题,现在成为人大常委后,我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有了更好的把握,这使我的科研视野更宽阔,增加我的新的领悟,这种新的领悟就是我在调研中获得的。而科研的成果反过来又有利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在提出意见时能有科学的视角。

  《中国经营报》:那些在机关中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年轻干部如果担任人大常委角色,你认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损失?

  郑功成:我认为,这对一些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同志是一种很宝贵的经历。在人大常委会能够学习民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法制。而且从目前来看,人大常委会与政府机关正慢慢建立双向交流的制度。这些年轻的常委将来很有可能又回到政府机构。人大常委会民主和法制的氛围,对于其政治生涯是极其宝贵的。今年最关注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今年两会中,你最关注哪些问题,会提出什么样的议案?

  郑功成: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依然是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会提出我的建议,包括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等。

  去年我提出建立就业促进法和反就业歧视法。今年我将继续推动就业立法。关于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我会有一个建议案。去年一年来我们看到,劳动事故频发,这实际上是政府疏于劳动管理,疏于劳动监察所造成的。针对劳动事故频发,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加剧现状,我将提出构建完整的劳动监查机构和队伍。

  郑功成:38岁,人民大学教授、博导,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兼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首届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编辑:吴馥臻)

(姜蓉(《中国经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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