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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椿:政府管理应倾注更多人文关怀
2008-03-10 18: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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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人大新闻网

公民的表达权参与权是试金石

  记者:刚刚过去的2007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共事件元年”,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厦门PX事件,这些事件频发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作为人文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些公共事件?

  刘大椿:公共事件受重视在公民社会中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因为传媒发达才显得频繁发生,其实过去也存在,甚至可能比现在还严重,但过去是政府悄悄处理,捂着不报道,看似天下太平,实际上很危险,公众没有一个合法的宣泄渠道,是可能引发危机的。

  2007年发生的这些公共事件,看上去当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又由于这些事件出现,人们才有了更多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这两项权力是检验社会进步的试金石。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公民社会最主要的诉求,媒体所披露的这些公共事件,大多是因为对人、对生命不够尊重所致。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是民生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今后的管理中要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记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媒体聚焦之下的危机事件令他们比较头疼,事件发生了,在处理中要秉持怎样的原则?

  刘大椿:人文关怀是化解危机的金钥匙。掌握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法制的轨道上,公开、公平、公正地求得解决。以人为本,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俗一点就是将心比心。

  记者:这可能只是一个战略上的指导,具体运用中呢?

  刘大椿:以人为本是一个高层建筑的指导思想,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肯定不能蛮干,要注意方式方法,学会诗意处理,能温情解决的就不要用行政命令,要知道,心服才能口服。人的魅力体现在道德感和文化感,官员亦如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德决定了作为执政者要有大关怀,大悲悯;文化则决定了问题解决的艺术性及效果。

  两位国家总理的例子就可以很好说明诗意处理的魅力:周总理会在工作了一夜之后握着清洁工人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温总理会在看望季羡林时送上两人的合影水晶杯。这些都是小事情,彰显的却是大情怀。

  青年官员的人文素养

  记者:最近人们注意到十七大以后干部任用的新举措,传统理工科出身的干部所形成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逐渐改变,两位新当选的年轻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均是人文学科教育背景,“60后”年轻官员当中,许多都是法律、政治、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大椿:在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官员多为理工科出身,国家倾向所谓“工程师治国”,这是有合理性的;到一定时期,较多的学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人员从政,这也是有合理性的。官员的素质、他们的知识出身的变化,实际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社会建设任务的重点不同,对官员就会有不同的要求。

  改革开放之前,片面强调政治。说是又红又专,实际上只看政治方向,是所谓政治家当政,甚至热衷于空头政治,当然,业务素质是不太讲究的。

  改革开放后,为什么理工科出身的,或者工程师背景的人会成为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呢?主要是当时社会形势要求摒弃空头政治,提倡务实,而工程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尚空谈,讲究可操作性,擅长怎么把具体事情办成。此时主要选择这种背景的人当官,自然是合理的。

  当前,我们的干部知识结构又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适应社会价值取向转型和发展新要求的结果。取向和要求更加全面多元,人们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就应有更透彻的了解,不仅仅要考虑事情本身,还要考虑事情的背景、来源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种形势下,人文学科出身、“文法商”毕业的官员日益增多,有什么奇怪呢。

  记者:与以往的“工程师治国”相比,人文学科出身的青年干部可能会具有怎样的优势?

  刘大椿:其实,他们各有所长。学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具有下列优势。

  一是具有多元的追求,遇事常作通盘考虑。任何事情在运行过程中都会产生新问题,做一件事情不能仅局限于事情本身,还要考虑相关的问题。既考虑正面,也考虑反面;既考虑到物,也考虑到人。

  二是讲求个性和特殊性,不千篇一律。比如,搞城市建设,不至于贸然把原来的房子都拆掉,千篇一律搞大广场,宽街道,而更在意于讲求特色。

  三是具有批判意识。所谓批判的眼光就是对于问题不人云亦云,不唯上、不唯书,而是从实际出发。

  记者:反过来,人文素养缺失可能会给青年官员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刘大椿: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观念,对官员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个时代,没有人文素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没文化。没文化,不能把主要目标放在“人”上面,从根本上就完成不了新的建设任务,就很可能会形而上学地、片面地看待问题,就容易只注意量的方面,缺乏多元的追求。

  人文素养的缺失还可能在执政中造成一些误区,缺少批判性,看不到问题症结的真正所在。一个官员水平高不高,关键看能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怕就怕,他下大力气解决的,并不是恰当的问题,甚至做了比不做更差。

  对于当今的官员来讲,他应有更多的文化,也就是比较高的人文素养。当然,人文素养不是空谈,它体现为从事各种具体事务运作时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人文素养不会给你一种机械的操作方法,而是让你学会怎么去审度,让你具有一种眼光,一种能力,一种见识。

  记者:除了 “见识”,对青年官员来说,人文素养还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刘大椿:通常来说,一个人的素养包括德识才学四方面。学是学问,才是能力,才学是基本的素质。见识应该是更高一层次的,有的人有才,或者学问也很大,却没有见识,那就不可能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德乃德行,就是看他是不是有品行,有人格魅力,能够以人为本,善于做人。做学问是治学做人,当领导是为官为人,都是一个业务层面,一个做人层面。

在从政的历练中追求人文情怀

  记者:文化味如何练成?现在很多青年官员群起“攻博”,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现象,这也是培养人文素养的一种方式吗?

  刘大椿:当今的青年官员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应当说,基本的现代知识文化不缺了。换言之,学问和才能应当假定都具备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培养见识、胆识,培养一种人文情怀,这些是需要在从政实践的历练中自我培养和提升的。

  对现在的青年官员来讲,我以为,最重要的不是再到大学去弄一个更高的学位,而是强调怎么成为创新型的人才,怎么具有很高的见识和品格。要知道,高学位并不意味着高文化素养。“德”不是靠文凭提升的,也不是喊口号就能获得的,不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喊破嗓子也不能说他是好官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才是德的体现。

  年轻官员爱读书学习是好事,但群起攻博并没必要,相反,可能增加世风的浮躁,甚至把高校学风带坏。要知道,真正做学问是要沉得下心来的,不太可能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又把学问做深透。

  “术业有专攻”,对于青年官员们来说,培养人文素养,不一定非要去读博士,社会就是最好的学校。当然,对官员的评价、考核标准也要相应改变,指挥棒不能误导。

  记者:人文素养怎样在执政过程中转化为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

  刘大椿:有见识,品格高,才学就会充分调动起来,也就能够在特定的背景下发挥作用。这种转化当然不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 ,但在具体的行动中,人文素养又会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决策的重要潜在因素。

  邓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既有过人的胆识,又有崇高的品格。文革之后,中国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道走下去了,小平同志看到这一点,搞改革开放这个转变其实是最大的见识。然而光看到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作此决策,因为这是要冒风险的。但责任感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再那么苦下去了,这就是德。首倡改革开放恰恰体现邓小平最大的人文关怀。

  记者:刚才说到“德”,其实官场也是特别容易迷失的地方,如何才能尽可能避免这种迷失呢?

  刘大椿:不管为官为民,都要有个基本的操持和底线,我归结为六个字。一是率性,当有赤子之心;二是尽兴,应有进取心;三是随缘,要保持平常心。做官治学为人都是这样,率性以合自然;尽兴而有所追求;随缘则不勉强。

  这个时代,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多种可能。该你所得没必要拒绝,尽你的本分但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是一种担当。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这样的素养,内心就会和谐,自然不会迷失。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8-03-08/032915101200.shtml

(编辑:黄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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