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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汉学背后有没有一张高傲的脸
2009-11-10 2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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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人大新闻网

  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人王家新,波恩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主持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圆桌会议,作为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一场压轴戏,风雪之中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我们抽绎几个问题,集纳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呈现会场的理性和激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主要对话专家:

  北京大学教授 洪子诚 陈晓明

  清华大学教授 肖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雪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郁 王家新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梁秉均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顾彬

  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 高利克

  中国文学百年焦虑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得了焦虑症,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焦躁地期盼着文学的辉煌。

  洪子诚说,这种等待让我们坐立不安。陈晓明说,用西方美学标准审视中国文学,永远差一截。李雪涛说,大部分汉学家没有把中国文学用文学分析的方法介绍到国外。

  洪子诚: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得了焦虑症,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焦躁地期盼着出现大师、伟大作家和文学辉煌的时期。上世纪30年代,鲁迅提出,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法文?上世纪50年代,有人激情地呼唤中国托尔斯泰的出现。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著名的批评家说我们要是有200个张爱玲就好了。有的学者也受到传染,说为什么没有出现杜甫,为什么没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为什么当代没有鲁迅,没有出现大诗人。

  这种等待让我们坐立不安。

  陈晓明:我们面对的是西方迄今为止给我们提供的美学标准,用它衡量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没有魄力建构差异性。今天,汉语小说花样翻新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洪子诚:新文学诞生以来的近百年中,重视形式、语言,主张文学写作与社会问题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潮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纯文学思考,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文学边缘化了,文学退出公众生活,失去了现实生活的能力。我一直怀疑,纯文学真应当承担这样的罪责吗?

  李雪涛:德国人或者西方人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没有定位在文学作品上,他们把中国当代作品翻译成西文以后,不认为是文学作品而是工具书。

  很多德国朋友读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说,中国人很残忍。我问他们,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后是不是感觉到犹太人很吝啬,他们说没有。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家没有真正地让全世界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观,大部分汉学家没有像顾彬那样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真正地用文学分析的方法介绍到国外。

  中国方式还是西方方式?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

  顾彬认为,有点问题。陈晓明认为,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立场。肖鹰认为,中国学者对西方的阅读都是快餐式的。

  洪子诚:我同意最近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如果用西方的方式研究中国,难以找到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文学问题的方案。不过,我们如何区分中国方式和西方方式?另外,用西方方式来研究中国,或者用中国方式来研究西方,说不定也会有创见。我们希望海外汉学家可以体会中国的实情,但又不希望他们过度中国化。

  顾彬:如果用中国方式研究中国文学,用西方方式研究西方文学,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一方面,从德国20世纪文学来看,德国不少作家受到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1994年,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呆了3个月,对中国的观点完全变了,开始研究中世纪的中国文学,一般我会用王国维等人的文学思想。

  无论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都应该用,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还是德国文学,都是一定要这样思考的。

  陈晓明:这100年中,我们的文学大量地受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吸取西方的经验。中、西是非常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当下的研究。但在今天,我们如何看中国立场?我们不能连一点点中国的立场都没有,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那种途径?

  王家新:这是很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代学人近20年来的心路历程。

  肖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诠释或者批评,和中国学者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同文化语境的学者或作家之间的误读的必然性,我们要尊重这种必然,否则,我们就拒绝了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权。同时,误读的必然性带来了一个新的价值,一种差异的价值。遗憾的是,我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大国小民的心态来对待海外汉学。

  陈晓明:我们对西方的热爱不亚于顾彬对中国的热爱,我们读了西方200多年,这是任何西方人不能比拟的。中国是非常开放、非常激进、非常乐观的民族,不是西方所说的保守的民族。

  肖鹰:你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学者一样去读西方。我觉得很残酷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的阅读都是快餐式阅读,研究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可以不懂法语,研究顾彬可以不懂德语,甚至天天有人谈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

  我们首先要走出文化本位主义的“万里长城”,要有一种真正的尊重差异、尊重他者的对话。

  陈晓明:这不矛盾,我们尽量把西方的知识和方法吸收进来,在这个意义上保持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梁秉均:我来自中国香港,也许我可以介绍一下香港的立场。在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中间。我一方面是受中国学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海外学者的影响。

  汉学并非只有一种,汉学家也有不同的立场。顾彬是外国的立场,所以比较超然,有不同的标准,提出了大家应该注意的东西。汉学家和中国文学家之间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东西。

  中国知识分子之痛

  内山完造写的书是赞美中国的,鲁迅对这种表扬持谨慎态度。

  孙郁说,中国知识分子应忍痛接受批评。

  孙郁:1928年,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出版,周作人对其中描写的中国人的贪婪、堕落、世俗、功利主义看了以后觉得很痛苦。鲁迅和他看法不同,鲁迅面对批评是能够接受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喜欢看的是西方人对西方审视的文章,不愿意看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章。他们更愿意从西方人对自我认识的审判中来发现主体的东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内山完造写的书是赞美中国的,鲁迅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他没有直面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鲁迅对这种表扬是持谨慎态度的。

  鲁迅的态度是非常可取的,今天我们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忍痛接受批评的态度。但是只有在这疼痛里自强起来,才能建立起我们自己主体的东西。

  所有时间都给了中国作家

  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译德国文学作品堆了一大屋子,而德译中国文学作品只占了个小屋子。

  面对这个对比,顾彬说“不”。

  一位与会代表:我最近刚刚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回来。书展上,中译德国文学作品堆了一大屋子,而德译中国文学作品只占了个小屋子。希望更多的汉学家来好好地研究中国文学,这才是正道。

  顾彬:说中国翻译德国文学比德国翻译中国文学多,我认为是不全面的,只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比如,在德国,上世纪70年代以前就有李白、杜甫作品全部的翻译。德国是小国,美国是大国,英语国家全部翻译了杜甫、李白吗?没有。但我们有。

  另外,如果我们从当代诗歌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今年我一共出版了11本书,包括8个诗人的诗集。中国有哪个翻译家像我一样在中国发表了当代外国诗歌?中国当代诗歌无论重要还是不重要,都会在德国出版德译本。

  可以理解,翻译工作是非常难的。我自己都觉得搞翻译会牺牲我自己,因为我在早上5点钟以后才能写自己的作品,而我每天会翻译2至4个小时。我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作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中国作家,是不是有点遗憾。但无论如何,翻译可以提高我的德语水平。我搞翻译的时候,每天都思考德语的问题。

  中国没有文学吗?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热爱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有点问题,但我认为也有很好的诗人,否则我不会老跟他们在一起。我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角度不光是一个学者的角度,也是一个作家的角度,另外也是一个翻译家的角度。

  高利克:我认为比较多的中国文学专家不大了解顾彬,我告诉你们,他喜欢中国,他喜欢中国的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他对当代文学有看法,你们不能说当代文学什么都是好的。实际上有几位作家写的东西确实是垃圾,所以他才批评。

  他提到翻译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作家没有办法学习外语。所以你们可以认为,顾彬是你们很好的朋友。

  原文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09-11/08/content_20361.htm

  (编辑: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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