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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武:甘为新中国经济学事业的孺子牛
2013-04-16 0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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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史研究室
编辑:浩爽

胡乃武(1934—),山西文水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本文回顾了他的求学经历和从事经济理论领域教学科研的经历和感受。

胡乃武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10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并结合胡乃武教授本人提供的材料进行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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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我是山西文水人,1934年生。7岁开始上小学,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读到小学四年级。1946年秋到了太原,进入太原市东缉虎营中心国民小学读高小。这所学校,是当时太原市较好的小学,老师精心教书,学生发奋读书,学习气氛很浓。我也不甘落后,每晚都学习到深夜,早晨天还未亮就到学校上自习去了。记得在冬天的清晨上学时,一路上还没有行人,只有稀疏昏暗的路灯相伴,偶尔也看到几个点着小灯捡煤核的人,大地仍被黑暗笼罩着。到了学校,校门还关着。敲门进去学习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大批同学才到校。由于这样勤奋学习,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

在高小的学习生活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全太原市小学进行的一次作文竞赛。当时,太原市有40多所小学,每校从五、六年级学生中选拔5人参加竞赛(我是五年级学生),这样参赛者就有200多人。我在这次竞赛中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获得了一套学生制服的奖励。另一件事是入迷地学习数学。教我们数学的是温承泽老师,他课讲得好,又对学生的数学学习抓得很紧,经常印发课外数学练习题让我们做,渐渐地使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所学的数学课本和老师印发的课外数学练习题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于是,我找到一本线装的书名为《鸡兔同笼100题》数学四则难题来做。那时,我住在姨母家,姨父是太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数学造诣深,是我最好的数学家庭教师。每晚完成作业之后,全家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人在隔壁房间挑灯苦读,专心致志地解那一道道难题。每题怎样去解,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遇有困惑之处,就请姨父指点一下。这样,持之以恒,我终于把那本数学四则100道难题全都做了出来,并把演算过程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册厚厚的练习本上。通过这本数学难题的演算,不仅使我在数学四则题的运算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提高了我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养成了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1948年夏,当我高小毕业、报考太原市第一中学时,数学试卷的答题时间是两个小时,而我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做对交卷了。发榜时,我名列榜首。也许别人以为我天资颇高,其实也不尽然。天才在于勤奋,勤能补拙。

1948年秋,我的家乡山西晋中地区已经解放,太原市成为一座被我解放军包围的孤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继续读书,我很想回到解放了的家乡。但是,阎锡山死守太原这座孤城,对它控制得很严,无法从太原直接进入晋中解放区。这时,在北平成立了山西临时中学,并供给食宿。于是,我在亲友的接济下,于1948年8月由太原到了北平,进入山西临时中学。同年11月,又随同亲友,取道北平和天津,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线,历时半个多月,来到解放了的石家庄和晋中解放区,进入我党创办的山西省立祁县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由晋中各县(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汾阳、文水、交城和清徐等县)的原县立中学合并成立的,图书资料丰富,实验仪器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当时山西省的重点中学之一。校长是老共产党员、曾任八路军随军记者的蔡力夫,教我们语文的是太原国民师范毕业的贾老师,教我们数学的是山西大学毕业的权之美老师,教我们化学的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刘老师,教我们物理的是大学毕业的蘭稚夫老师,体育老师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总之,这所中学,政治气氛浓,师资水平高,敬业精神强。我能在这样一所中学读书,是很幸运的。由于我小学时期是全优生,语文和数学基础好,于是跳级插入初中二年级学习,并担任学习班长。那时,同学们学习刻苦钻研,相互间团结友爱,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段学习生活,令我难以忘怀。我对各门课程的态度是:兼顾全面,突出重点。其重点,就是数理化,同时这也是我的爱好所在。在这三门课程的学习上,我的确下了不少工夫,自然也获得了这三门课程一直保持全优的成绩。当时,北平、天津、太原都还未解放,我在我们党创办的这所学校的熏陶下,“为人民服务,无上光荣”这几个字,已深深铭记在心中。那么,自己将怎样为人民服务呢?回想起来,当时的理想已很明确,那就是像姨父那样,当一名工程师。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搞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而自己的数理化又比较好。我这个学工的愿望,就是同窗好友们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以至于后来我学了经济学之后,他们都感到始料未及。

全国解放之初,国家缺乏干部。1950年底,山西省邮政管理局首次通过考试录用干部。于是我放弃了享受人民助学金继续升学的机会,在老校长蔡力夫的积极支持下,欣然报考了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当时,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只招收50名干部,而报考者多达数百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考场就设在太原市侯家巷山西大学里,初试录取100名,复试再从这100名中录取50名。我在这两次考试中,都是名列前13名,幸运地被录取了。

1951年2月10日,我前往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报到,参加了工作。在上岗前首先要经过三个月的业务培训和考察,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县邮政局工作,留在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工作的仅有1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为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干部统一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我担任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机关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班的班长,每周去省政府大礼堂听取省政府副主席邓初民等专家、学者的报告,回机关后再给大家传达。那时,我们这批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我不仅担负着繁重的业务工作,而且还兼任省局机关的青年团和工会的工作。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虚心学习,刻苦地钻研业务,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自己所承担的业务,成为全科的主办科员。记得我19岁那年,亲自编写了10万多字的业务培训讲义,为县邮政局局长培训班讲授业务知识。此外,我还经常深入到各县邮政局,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经常为《山西邮电报》、《中国邮电报》和《人民邮电》杂志撰稿,并被《太原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我的兴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爱好数理化转到爱好哲学社会科学上来。那时,我订阅有《学习》杂志等多种报刊,工作之余,认真研读。

1952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中央要求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但是,那个时候,高等院校生源缺乏。为了解决高等院校生源不足的问题,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个单位推荐优秀的在职青年报考大学。1955年,我所在单位——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推荐我报考大学,我填写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是北京邮电学院管理系(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刚刚成立,我又是在邮电部门工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与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创办的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也是高等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当时(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名顺序是:人、北、清、师,即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所以,人大的考生甚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前单独招收学生,平均每10名考生才录取1名,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设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当年招收了五个班(每班30人);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当年招收了两个班(每班30人)。我被编在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第五班,任学习班长,并兼任五个班统一上课的大班班长。

大学期间,我们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为建设祖国而学习,学习之刻苦真的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那时,除了上课,就是钻图书馆,电影、跳舞等娱乐活动几乎和我无缘,周末、礼拜天以至寒暑假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四年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就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下的工夫最多,理论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

1959年8月大学毕业时,在我们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应届毕业生(五个班约150人)中,四年内只发展了三名中共党员,我是其中之一。同时,系里从这五个班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三名全优生免试保送攻读三年制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研究生,我也有幸被推荐,并指定我担任研究生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统计专业和生产布局专业的研究生)的班长。

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对学生来说基本上没有安排什么上山下乡活动,也没有搞什么政治运动,这就使我们专心致志地读了三年书。在这三年里,我认真研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等论著,这使我受益良多。而在专业方面,当时可读的书并不多。记得曾经精读过的颇有分量的论著主要有:科尔冈诺夫的《论国民收入》、克隆罗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产品及其构成》、索波里的《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概论》和图列茨基的一些代表作,以及刘国光和董辅礽关于社会再生产和国民收入方面的一些论著。这些论著,无论在专业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使我受益匪浅。

在研究生期间,我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均为优秀,并在广泛搜集中外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近五万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社会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这篇论文,比较深入地阐述了社会劳动力变动的规律性,指导教师刘宗时先生(时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主任)评定成绩为优。

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任助教。当时强调认真读书,把最好的教师配备到教学第一线给学生上课。我到计划统计系报到后,就投身到对全国计划干部进修班的教学活动中去。主讲教师是钟契夫先生,我则主要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完成进修班的教学任务后,经系领导报请学校教务处特别批准,让我给本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课。这对一个刚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来说,担子的确不轻。但我知道,这是系领导对自己的培养和信任,我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把课讲好,我天天备课到凌晨两三点钟,如此坚持了一年之久就被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

“五七”干校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经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9年的11月,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建立了“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初下去时,我任四连一排三班的副班长,负责果树管理。工经系的王志忠老师任四连连长,计统系的吴景山老师任副连长,工经系的李志坚老师任一排排长,农经系的周志祥老师任一排副排长。也许是连排的领导们看到我劳动表现好,不久就把我提升为班长,接着又提升为一排副排长,带领着果树、种菜和养猪三个班。事实证明,无论是种菜、养猪,还是果树管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干得很好。就拿种菜来说,我们所种的各种蔬菜,包括黄瓜、空心菜、辣椒等等,供应我们全连一百多人吃菜绰绰有余。例如,我们只种了二分地的黄瓜,产量就高达两千多斤。

人大“五七”干校初创时期,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把广大知识分子通通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就是要对所谓的“老九”们进行劳动改造。但我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要在“五七”干校的劳动中为知识分子争口气,做一个有知识、会干农活、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农民”。于是,我积极主动地学做各种农活,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脏、不怕累,不怕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打,以此来磨炼自己。例如,在早春2月,凌晨四点钟就起床,背着竹篓,伴着丝丝冷风,淋着毛毛细雨,穿着硬邦邦的塑料雨衣,佝偻着背,在茶树丛中采茶;夏日在50°的高温下,挑着100多斤重的粪桶,在菜地里施肥;经常冒着大雨,拉着平板车,奔驰在丘陵起伏、泥泞难行的路上;整天背着刺鼻的波尔多液给果树喷药;秋天的夜里,在田间被成群的蚊子叮咬着,踏着轰鸣的脱粒机进行水稻脱粒,脱粒之后,挑着装有150斤稻谷的箩筐,沿着羊肠小道送到仓库。我这样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来锻炼自己,反而使我身在苦中不知苦了。在干校一年来的劳动,使我的身体健壮了起来,彻底治好了我多年不愈的失眠顽症,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品质。这可以说是我在“五七”干校所取得的终生受益的重要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去“五七”干校没有白去。

1971年1月,我于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停办之后,从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的广大教师还都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校园里没有多少人,显得很寂静。起先把我分配在校机械厂的一个加工车间,从事计划调度工作。校机械厂工宣队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之所以让你做这个工作,考虑到你学的是计划专业。”我说:“我学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与车间的零部件加工调配计划是两回事。”他又说:“现在,能有个工作做就不错了,还讲什么专业对口不对口?!”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当时,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还在清华铸工车间劳动。于是,我安下心来,把在车间工作当作我“学工”的好机会。我拜车间的师傅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车工活,深入了解车、铣、铇、磨、钳等加工程序和加工特点。师傅们对我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

在加工车间工作一年之后,我还是向机械厂的领导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1972年初,我从机械厂调到清华大学政治课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1973年3月,为解决当时北京市18所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缺乏教材的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从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师院、北航、钢院和北医等院校抽调一些骨干教师组成编书组,编写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教材,并任命我为三门课教材编书组副组长兼政治经济学编书组副组长。为了把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好,我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全国各地的主要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吸收兄弟院校所编教材的长处,认真编写教材大纲,在统纂书稿时,两三人坐在一起,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先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把上述三门课的教材编写了出来。

编书组单独成立了党支部,先后住在北大附中和北京市委党校。在那里,我们认真读书,调查研究,相互切磋,通力合作,大家感到收获颇大。在当时“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我们这个编书组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借编书而不去参加政治运动,精神上比较放松。

1975年9月,在完成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后,我回到了清华大学,担任了政治课教师进修班的主讲教师,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选读,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篇。此外,还系统地讲授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为了准确地阐述这些论著的基本内容,首先我自己必须认真地研读这些著作,并详细地写出讲稿。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还安排了两次社会调查,一次是去天津四新纱厂,围绕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问题进行资料搜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另一次是去河北遵化县进行关于“五小”工业的调查,每位同学都要运用所学的理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和学习心得。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收获很大。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了四个专门小组,即理论与方法组、经济结构组、农业经济组和工业经济组。其中,理论与方法组由于光远任组长,董辅礽任副组长,我是该组的主要成员,积极地参加了该组的各项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连续多年召开全国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理论上的种种谬论。在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按劳分配绝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论文,并被于光远同志指定在大会上发言,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报刊书籍都作了转载。第二,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我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另一篇是《按最终产品组织综合平衡》。这两篇论文,从再生产理论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以及“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这一真理。深入批判了“四人帮”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我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在无锡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我提交了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的论文,比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第四,连续多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双月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于光远组织编写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一至六册,我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经济生活。社会公共财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五,受教育部政教司委托,由于光远组织编写供全国高等院校公共课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该书的撰写、修改和统撰以及再版修订工作。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1982年修订再版,发行1 000多万册,获得全国出版单位优秀著作奖。

复校后,争分夺秒地工作

1978年,按照中央的决定,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于是我从清华大学回到母校任教,为了把过去因政治运动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和广大教师一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如下:

在教学方面,我为国民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进修生以及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杠杆导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和“博士研究生主文献”等课程。此外,我还连续多年为中央党校举办的全国省市计委主任研究班、全国省市统计局长研究班以及中央部委举办的培训班讲授“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课,为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二炮和北京军区的师军级干部学习班讲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讲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教学任务繁重,每学年都大大超过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工作量。特别是在1982—1992年的10年中,平均每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高达两千多学时,相当于国家教委规定的年教学工作量的两倍。最多的时候,每周为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授课高达18学时。为了把课讲好,我认真备课,写出详细讲稿,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是通宵达旦,节假日也从不休息。由于我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内容新颖、充实,逻辑性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反映经济学研究的新动态和新成果,因而受到听课者的一致好评,课堂总是爆满。基于我在教学工作中的这些成绩,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1983—1986年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和1997年又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认为,作为大学教师,不仅要认真做好教学工作,而且还应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力争使自己始终站在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用科研成果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因此,我坚持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

1977年以来,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新华文摘》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包括撰写和主编的)30余本,主持国家级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以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胡乃武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2年再版)、《计划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5年再版)、《经济杠杆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模式·运行·调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现实的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经营管理大系·基础经济知识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理论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出版)、《国民经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论适度积累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1年第2期)、《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见《〈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Disparit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6年第4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增加就业的关系》(《新华文摘》2001年第7期)等。

我的主要学术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一篇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经济研究》1979年第7期)的论文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第二,1980年,在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的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可以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支配权以及经营权相分离的,应当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张。第三,1985年,在《经济杠杆导论》一书中,对经济杠杆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揭示了经济杠杆的基本特征(即它具有物质利益性、价值形式性和国家可控性),阐述了价格杠杆、信贷杠杆和税收杠杆的调节功能。第四,1986年,在国家体改委委托的关于十三大背景材料的研究报告——《关于改革与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应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第五,1989年,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包括总量管理(需求管理)、结构管理(供给管理)、平衡管理三条主线,以及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与发展等主要过程,由此形成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一套理论体系,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第六,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提出宏观调控体系是由中央的计划、财政和金融三大部门,以及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组成的。其中,计划手段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指明方向,起着导向的作用,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经济手段是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诱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目标,因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法律手段具有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行政手段的调节主要是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忽视被调节者的局部利益,这是与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相矛盾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应当把对行政手段的运用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滥用。总起来说,这四种调节手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由这四种手段所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就能够取长补短,有效地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第七,1987年,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在这篇论文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类型和特征,揭示了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探讨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本途径。第八,1983年,我在《计划经济学》这本新编的教材中,设专章论述了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实质,构建了衡量宏观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消费基金率、社会生产效益、社会积累效益、建设周期、资金盈利率、基金产出率、流动基金占有率、能源利用效益等,它们可以从生产、建设、经营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效益状况,构成一个宏观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第九,1981年,在《论适度积累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1年第2期)这篇论文中,阐述了适度积累的内涵,强调了保持适度积累率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确定适度积累率的三个公式:

A<N-S(1+S′)·P(1+P′)(1)

A=Ⅰ(v+m)-Ⅱc/r1(2)

A=Ⅱ(v+m-m/x)-Ⅰ(v+m/x)/r2(3)

在上述公式中,A为适度积累量;N为国民收入总额;S为报告期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S′为计划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P为报告期人口总数;P′为计划期人口自然增长率;r1为生产资料积累占积累总额的比重;r2为消费资料积累占积累总额的比重。第十,1993年,在题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文中,对“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这一范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论述了这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意义。

在人才培养方面,自1986年指导第一批博士生至今,我共培养博士生(包括博士后)60余人。现在,他们有的已是省部级干部,有的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是商界精英。他们之中,比较突出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勇,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宁吉喆,江西省副省长熊盛文,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韦伟,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山西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赵彦云,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赵景华;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国平,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魏革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郭柏春,中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国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温枢刚,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保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获得国家级与省部级奖共20余项。其中主要有:1986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四部委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9年,我参与制定的《1988—199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获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1年,获北京市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我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获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1993年,《面向社会需要,调整教学与科研方向》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4年,我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主编的《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努力培养政治合格、专业过硬、适应时代需要的经济人才》获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称号;2007年,荣获第四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2009年4月,被评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人物简介

胡乃武(1934— ),山西省文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家。

胡乃武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本科,1959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研究生,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1971年1月—1978年5月因人民大学停办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1973—1975年,任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编写组副组长,兼政治经济学教材编书组副组长。197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又回到经济计划系任教,198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第三批),并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应用经济学分会主席,校教代会主席团副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兼任山东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与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总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奖委员会经济学组组长等。从教近50年来,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先后培养博士生(包括博士后)60余人。主要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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