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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之子】卫兴华:治学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
2013-09-24 16: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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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史研究室
编辑:天武

卫兴华(1925—),山西五台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本文回顾了他早期的求学经历及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几十年中的故事,如建校初期的学习情况、苏联专家的教学、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理论研究中的感触以及对青 年一代学者的殷切希望等。

卫兴华自述本文由作者应校史研究室之约完成于2010年1月。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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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求学 求学中抗战

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善文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祖辈与村上世世代代务农的村民一样,都是种地的,没有什么文化。祖父因为没有文化,常受别人欺负。父亲上了几年小学,初通文字,后来在村里当了村干部。父亲思想比较进步,希望子女们能够上学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所以我不到6岁时就上了我们村的小学。读小学期间,我很爱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我在初小读了5年半,直到1936年。由于年纪太小,不便到远处读高小。我在1937年春节后考上了离我们村近30华里的东冶镇高级小学。这所小学原名沱阳高小,是徐向前元帅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在我进入该校读书时,他已经成为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了。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1938年秋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我们县,占领了东冶镇。沱阳高小是三年制的,但由于日本的入侵,我只上了一年半就辍学,回家务农了。可以说,我从小就是从风吹雨打中走过来的。作为农家子弟,我七八岁就开始跟着父母在农田里劳作了。日本人的入侵,使我失学了,但求学的愿望始终萦绕脑际。平日里总是想看书,也尽量地找一些书看。有时干了一天的农活,虽然很累,也会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躺下来看看书,并以此为乐;有时跑到亲戚朋友家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看到有书,就会借来看。总之是不想放过任何读书学习的机会。

日本军队在我们村驻扎过,并修了炮楼。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罪行我都目睹过,还多次逃难,因此对日本侵略军特别仇恨,并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也常来到我们这里,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拉锯式的斗争。1939年,我就在共产党开办的峩峰高级学校学习过几个月,学校主要讲的是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党的抗日政策的一些课程。1940年,我还到党领导的五台县政府(驻敌后马家庄)所属的一个小山村参加过一个月“师资训练班”的学习,主要学习了晋察冀边区的文件和政策,还学习了许多抗日和革命的歌曲。学完回村后,我就在我们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年多的小学教师。那时,日军虽然撤离了我们村,但邻村还有“炮台”,日军经常骚扰,无法进行正规的教学。为了读书,1942年,我考上了东冶镇高级小学内附设的中学补习班。日本侵略者搞“新民”欺骗人,也把这所学校改名为第四新民高小。

小时候,我的乳名叫玉童,“玉童”在农村来说就是金童玉女的意思。考东冶镇高小时,小学老师给我起了个“官名”,叫卫显贵,我弟弟则叫卫显荣。小学老师就是从名字上希望我们将来能够荣华富贵。我在东冶镇读沱阳高小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的同班同学都记得我是叫卫显贵。1942年,我去日军占领的东冶镇上高小附属中学班时,就把名字改成了卫兴华。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振兴中华、复兴中华,就是抗日的意思。

我在东冶镇高小附属中学班里学习了一个学期。我们村离东冶镇大概30华里,所以我住校。和我一起住校的还有一个男生,其余的学生都是东冶镇的,都回家住。在这里读书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区进行奴化教育,教人学日语、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的。那时许多老师虽然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也心怀不满,但行动上还是很谨慎的,唯恐出什么事。我有时看到东冶镇的日本鬼子和伪军欺负老百姓,也很愤怒。有次写作文时就写了一句:昨天我看见一个丘八穿着黄衣在打百姓……我没有直指日伪军,而是用兵字的拆写 “丘八”来代替,讲些愤怒和不满的话。语文老师在我的卷上批了一句话:“牢骚话不可多说。”他是怕我出问题。同班有个女同学写了一篇名为“大东亚战争,女子应负何责?”的作文,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宣传。语文老师认为她的文章写得好,就作为范文在学校大门处的照壁背面贴了出来。我看后很气愤,觉得这样做太没有民族意识了。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同学竟然写这样的文章,老师还表扬她,把她的文章贴在醒目的地方作示范。上音乐课时,老师教我们唱歌,唱《何日君再来》, 还教我们唱《农村的晚景》:“几树寒烟杨柳,一溪流水桃花,空潭对镜春如写,倒影醉归鸦,又听那短笛横吹罢,农夫牧竖笑声哗,竹篱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月斜,一幅好天然图画,何必桃园幽雅,另寻丘壑到天涯。”歌中描绘了一幅很美好的田园画面,听起来仿佛我们中国的农村是那么的美好。而我看到的事实是日本侵略者在农村到处烧杀抢掠,唱这种歌曲完全是自欺欺人,蒙蔽学生。我和那位女同学平时没有说过话,就趁着她放学回家后,在她的课桌石板上写了几句打油诗,想启发她。针对那个《农村的晚景》,把农村描写得那么好,掩盖了事实,也针对她的那篇作文,我就是要在打油诗里还原事实真相。先后写过两首:一首是 “日暮乡间一农夫,仰面悲恸泣如雨,房舍被焚粮遭劫,似火仇恨何时除。”另一首是“亡字当头镌,奴衣身上穿,呜呼痛伤兮,斯讐何时湔。”本来讐与仇字同义,我故意用了个难认的字。后来这个女同学报告了老师,加上我私下给同学们唱过抗日小调和其他“不端”行为,老师和校长估计肯定是我写的。不过我确实觉得,那个语文老师不管怎么样,起码意识上缺乏爱国主义,女学生写那样的文章还表扬。

那时上学好几年,岁数也不小了,我的抗日的意识非常强, 任何支持日伪的活动我都躲着不参加。一次,伪县长要从五台县到东冶镇来,让我们学生排队去欢迎,我就躲着没有去。我不去,有人就怀疑我。加之先前的许多事,校方就派人抄了我的宿舍。宿舍里有被子和褥子等,被子里放了两本书,他们就把这两本书抄走了。这两本书是我们村里过去的一个共产党人留下的,一本是《各国革命史》,另一本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哲学著作。查我的时候我正好上街去了,回来以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校长和教我们唱歌的那个老师把两本书拿出来给我看。这个老师和校长也不是坏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只能那样做。他们问我:“你看这个书,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当然我是有意识的,但我只好说我是无意识的。他可能是给我台阶下,我说我是无意识的。他说如果你是无意识的话,你就把它烧掉。我们五台县有那种地炉子,就是冬天烧柴火的,也能烧煤炭。我只好把它撕破了,塞在地炉里烧掉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当亡国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主义不能表达,实在憋气。后来我就想离开日本占领区,到后方上学。那个时候要想跑到八路军地区,也能跑去,但觉得那不是正规的学校。我当时有一个思想,就是要上学就上正规的学校,正规的中学,正规的大学。

1943 年,我到了“后方”,在第二战区晋西隰县上了进山中学。在学校里,公费粗布衣裳,吃高粱面和小米,没有菜,连盐也没有,很是艰苦。那时进山中学校方的领导人叫赵宗复(赵宗复,山西五台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反帝大同盟燕京大学支部书记,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父亲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锡山对赵戴文也很尊重和亲近的。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就参加了共产党。我上中学时,一直受到他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太 原,1946年我就在进山中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在学校里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在进步社团“投枪社”担任过编辑组长,还在地下同志组织起来的青年读书会当过负责人。1947年暑假,我按组织安排秘密进入解放区,在太行区太原工委(也是城工部)正式履行了入党手续。一方面在赵宗复的领导下,另一方面与太行区的太原情报站,又跟太原工委,就是我们解放区的太原工作委员会建立了地下工作关系。那个时候我们准备解放太原,需要太原的军事情报。太原情报站驻在解放区的太谷县范家岭村,番号叫909。太原情报站有一个派遣人员,是个团级干部,叫王天庆。他是我们解放区情报站派去打入阎锡山军队中搞地下工作的,搞军事 情报,我跟他直接联系。王天庆按909的建议安排乔亚、杨盛钦和我组成进山中学三人领导小组。乔亚任组长。乔亚同志在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杨盛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王天庆同志被捕后,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1947年8月我被捕了,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放出来以后,因为太原环境恶劣,阎锡山的特务组织监管得很严,很难直接往外送情报,就想从北平绕。地下同志给我的任务就是到北平以后想办法建立一个联络点,接应从太原来的同志回解放区,所以我就转到北平来找地下关系。我们地下同志收集到阎锡山的军事情报,就是他的碉堡、重要军事设施的部署等,我就帮他把情报(太 原城防图)藏好,送他回山西解放区,把情报送出去。太原的同志把军事情报缝在布袜子底里面,用细线缝好,将布袜子带出来。带来以后,我想办法先藏到我的住处、藏到枕头里,然后再找关系帮他送到解放区。这个对解放太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还把一些从太原来的同学送回解放区,并成立了“山西学生流平同学会”,争取成立了“山西临中”。总之,这个时期,我做了一些工作。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48 年11月4日,我与孟沚蘩同志一起回到解放区,先到正定,进入华北大学。我到华北大学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经沧县“平教会”(党的接待机构)到泊头镇,在泊 头镇(城工部)住了几天又到石家庄,在石家庄见到了石璜。本来想回山西解放区,但火车不通。石璜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来到解放区,任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志的秘书。我们之所以见到石璜,是因在北平华光女中上学的他的女朋友托我们带他一封信。石璜建议我们先去华北大学学习,他请柯庆施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凭此介绍信,我与孟沚蘩就进入了华北大学,在一部19班学习,宋涛同志是我们的区队长。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回山西参加了解放太原。太原解放以后我又回到北平,继续在华北大学二部教育系学习。那时华大二部在先农坛,后来搬进了城里。华北大学后来设立俄文大队,我又到俄文大队学俄文。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我就到经济系去学习,宋涛同志是系主任,徐禾同志是秘书。 1950年的8月,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苏联专家来了,要培养研究生,我就从经济系学生里被选拔到政治经济教研室当研究生。那个时候也不考试,就是选拔的。1952年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了。

从华北大学教育系到俄文大队、从俄文大队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再调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研究生,全是组织上调配的。组织上安排我搞经济学,我就努力钻研。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喜欢文学的。上中学时,我就在太原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包括散文、杂文、 报道,还发表过打油诗,有的报纸还连载过我的中篇小说。我还担任过太原《青年导报》的特约通讯员。《青年导报》名义上是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的机关刊物,但实际上是我们地下的同志在办刊物。曾经请我做特约撰稿人的《工作与学习》也是他们办的。我还担任过山西最大报纸——《复兴日报》的特约记者。我们的校领导赵宗复和《复兴日报》的社长刘士毅(字志弘)很熟,就为我弄了一个特约记者证,这样从事地下活动比较方便。我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 章。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一切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到了解放区,更不考虑自己的志愿。那个时候,组织上也不征求每个人的志愿,就是统一分配。我们那一代的观念和现在的青年人不一样的,就是组织上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组织上分配我去政治经济教研室做研究生,可“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我都没有听说过,非常生疏。苏联专家一开始就让我们阅读《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由于没有基础,看起来很费劲。过去不像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有自由空间,可选择一些辅导教材,当时一开始就叫我们硬啃,啃不动,怎么办?老百姓有句土话叫“笨鸟先飞”,别人用一遍能看过来的, 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人家用一倍的力量,我用十倍的力量,人家用十倍的力量,我用一百倍的力量。所谓“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那两年的学习,就是靠的勤奋,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全部用来看书了。上课、看书、做笔记,中午吃了饭就趴在那儿学习了。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外面花花绿绿的事那么多,生活非常艰苦,经济上很困难,吃饭也吃得很简单,买菜买的都是五分钱的菜,最便宜的菜。

运动中的坎坷经历

我的命运是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走曲折道路的时候,我的命运也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迫害,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也是受迫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繁荣,我的命运也逐步好转。

我是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过来的,几乎每次“左”的政治运动我都是挨整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前,整个政治空气 是比较“左”的,我自己又喜欢独立思考,跟不上“左”的那一套。我1947年入党,后来被捕,出来以后,我不能再直接去解放区。1955年“肃反”,当时被捕以后的是非没有结论,是审查的对象。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差一点被划成“右派”,最后划了一个“中右”。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给学校个别领导提意见,说他缺乏科学态度、缺乏民主作风。我讲了些例子,主要是指校方组织批评我校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关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分期问题,它与毛主席著作中所采取的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不同。其实,郭沫若也不赞同西周封建论,主张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分期,毛主席是允许百家争鸣的。我提出这是一个科学、民主的问题,要讲科学、讲民主。人家就说我是在提五四运动的口号,说你在向谁要科学要民主呢?这不是说党不民主,党不科学吗?这不是反党吗?因此,我被划成 “中右”,被打入另册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特务”,被群众专政,受冲击也很大。那时凡是坐过牢的全是叛徒,包括刘少奇、薄一波等,我也不例外。他们的道理是:敌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怎么把你放出来的?肯定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我们地下工作者死了很多人, 那还不是你们出卖了同志,靠出卖同志不就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如果说我是“叛徒”,你们应该查一下我是怎么叛变的,查一下报上登过我什么嘛。他们说要害就在这里。如果报纸上登了你写的自白书、自首书,你就当不成特务了;把你放出来,报上不登什么,那正好让你当“特务”。在这种逻辑下,我就成了“叛徒”和“特务”。我被抓到地下室,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教学二楼的地下室,严刑拷打,不仅拳打脚踢,还用木棍打。打够了、打累了,就把我押到一个小屋里, 水泥地上铺点稻草。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但我的信念是:第一不能自杀,第二不能被杀。那时候经常抓你,放出来以后,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打一顿,逼着你交代。没有的事情,我怎么交代?生命没有保障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想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赶快走掉了。因为档案里都有我老家的地址,我没敢回家,就跑到一个远方本家的哥哥那里,他在大同口泉煤矿当工人。我在大同口泉躲了二十多天。后来就回了老家,又躲了一个多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军宣队、 工宣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我觉得生命有保障了,就回校了。

回来以后,我、宋涛、吴大琨、项冲、徐禾、李光宇等十几人都被关到“专政队”挨批挨斗。那时,我是“叛徒”,吴大琨是“反革命”,宋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都受到监管,失去了自由。我和宋涛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1968年过春节也被关着。

1975 年,我恢复了教学工作。由于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经济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参加开门办学。我系师生到李瑞环同志任党委书记的东郊木材厂边劳动边教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同时政治空气慢慢转变,历史是非才搞清楚。在1984年我当经济学系主任的时候,才彻底地把最后一些历史问题搞清楚。1984年10月18日的组织结论是“卫在敌人审讯时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和个人身份”,并肯定我由太原到北平后,“参加组织了山西流平学生的反阎活动, 包围前门外宪兵队,保存了地下工作人员所寄存的太原城防图,还介绍过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按照中央文件复查,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党籍恢复到1947年8 月,参加革命工作从1946年算起。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很坏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坏事也变成了好事。为什么呢?“文革”中“左”的那一套,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的下层人员受到迫害,包括像邓小平、彭真他们这些高层都受到迫害。他们就会知道,过去“左”的一套,害死了多少人啊,政策就慢慢地转过来,平反昭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政策、文件一个个地出来了,冤假错案慢慢地平反了。有些历史问题,认真搞调查,原来造反派搞调查是想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大搞“逼供信”,后来实事求是地调查之后没有这回事,反而对我有利了。他们把正面、反面人物都找了,最后才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了。

理论研究:泥沙俱下中坚持自己

我的治学态度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求真求实,追求真理,走自己的路,由他人去评说。搞研究也好、讲课也好,我从来不会随风跑,也不喜欢那些风派理论家,东风来了往西倒,西风来了往东倒。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于1952年毕业后,一直在本校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 “左”风盛行的年代,我深受其害。我的经济学研究不愿随风转,没有写过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参与写过“大批判”的文章。又想搞点学术研究,只好选择一些与“左”的理论和实践较远的题目。写文章应有感而发,言之有物。我常提出一些与流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意见,进行学术探讨和争鸣。尽管有些文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但至今我仍坚持其中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我对当时在国内流行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苏联教材中讲,货币具有阶级性,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我国的有关论著中也跟着讲。我于1958年在《新建设》刊物发表文章,否定货币有阶级 性。在1957年《读书月报》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在苏联和我国的经济学教材中,我发现对有关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理论阐述及其加总计算的方法存在纰误,于是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指出其纰误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发表的论著是与当时“左”的政治氛围保持了距离的,没有为“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过论述和宣传。

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一种理论精神上的解放感,积极参与了理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针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论决定论,我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和6月19日先后发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并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发表 了《关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此文超越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并且说明: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隘,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中被忽视了。如,片面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物的因素;在物的因素中片面强调生产工具的作用而忽视原材料、电力和其他能源等的作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没有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强调群众运动,而忽视甚至鄙弃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还不断批判‘技术至上’、‘专家路 线’;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的作用。”

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将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 错解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宣传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据此再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一类话加之于社会主义,我在《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肯定“过渡时期”只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 历史时期。针对在我国长期盛行的“唯成分论”,我在《经济问题》1983年第3期发表了《马克思怎样看待资本家和地主个人》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不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对资本主义关系负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针对引证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论断,作为搞阶级斗争的理论论据,我在《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3期发表了《怎样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一文,以澄清对列宁论断的误解和误导。针对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问题,我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利益关系》,还在《光明日报》1980年 7月5日和《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以及其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文,并提出了“社会全部实际需要的满足程度”的计算公式。针对理论界和教科书中多年流行的一个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之所以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因为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水平还不够高,并且受剥削阶级好逸恶劳、轻视劳动思想的影响,我在《光明日报》1978年11月11日发表了《为什么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文,指出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一个需要,是因为“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够高,从而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人们还不能获得全面发展,劳动时间还比较长、比较繁重”等。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经济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和我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连的。我是搞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必须深刻地学习领会、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髓,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和发展,把它与我们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相结合,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自己研究的领域。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三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我既根据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力求较深入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经济理论,又经常针对我认为是显然错解和误解了经典作家的东西进行讨论与争鸣;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我既从正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与实践问题,又针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见解提出质疑和辩驳;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我在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发展 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始终认为,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与为国家培养高级的经济人才结合起 来。基于这种理念,我兢兢业业地工作,尽量对我的事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对国家负责,尽量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我现在年龄大了,过80岁了,但 我觉得我头脑还没有老化,还没有糊涂,我还可以继续带博士生,学校经济学院还继续聘请我。我是2004年5月,79岁才办离休的。离休后还继续工作,带博 士生。有些朋友劝我说年纪大了,用不着还写那么多东西,还费那么大的劲,更多的应该安排好自己的晚年,享受生活。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已经习惯了,觉得把日子白白浪费过去太可惜。有些青年学者还希望能够读博士,跟我学习,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还在继续带博士生, 进行教学,并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只要在北京,我每周都会和博士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讲一些理论上的体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学术空气 比较宽松了,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比过去环境好得多了。但是现在理论思想有点乱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是在理论工作上,泥沙俱下。 改革开放以前,一股劲地反“右”,以“左”反“右”;改革开放以来,又多年反“左”,理论界包括经济学界,“右”的东西也大量冒了出来。是以“右”反 “左”,以反“左”的名义连不带引号的左即进步的、革命的左也去反。一般我写文章不愿意用“左”呀“右”呀的词句,但事实上有些人是用“右”的东西来反 “左”,把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也当“左”来反;谁坚持马克思主义,谁坚持社会主义,就被认为是“左”,是保守。这个东西也不行,这一套我也不认 可。我觉得目前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样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而不是像有些人要把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完全变成私有制,搞私有化;要把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有这么一股势力,我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写文章,从正面阐述和力求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澄清一些理论是非。现在我还照样在做。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警惕“公有制为主体”流于空谈》(《经济学动态》,2005(11))。如果公有制没有了,公有制企业垮了,全是私有企业,私有化了,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不存在了。西方通过各种渠道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我们的革命斗争牺牲了两千万人,周围牺牲了一大批的朋友,所换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最后就可能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逐步和平演变。苏联东欧是剧变,社会主义垮台了,弄不好我们中国不是剧变,而是渐变。

1983 年到1986年学校让我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干了三年我就向学校申请不干了。一是快到60岁了,也因为要干得太认真的话,也太费事,那个时候系里有什么事都找我,子女就业、夫妻吵架也来找我。我还是想搞好教学与研究工作。后来退下来,学校同意了,又让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工作,当了几年的总编辑。我还当过多年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

寄望于青年一代:走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我 们这一代和现在年轻的一代在许多方面不完全一样。当然也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因为社会在发展变化,时代在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点也在发展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很艰苦,思想上没有节假日,整天埋头读书、上课、开会,没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没有现在的电视机、电脑,连电话也没有,圈子比较 小。我1952年研究生毕业当老师时,连手表都没有。上课要看时间,只好借别人的手表用。直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竞赛,我得了80块钱的奖励,才买了块手表。没有收音机,小孩想听小喇叭广播,还要跑到有收音机的别人家里去听。1958年“大跃进”发了跃进奖,我才拿奖金买了一个大壳的收音机,当时觉得挺“享受”的。1952年开始当老师到1958年,六年才买了个收音机,1964年才买了辆自行车。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做研究生时,我到食堂看菜牌子,看最后五分钱的菜。不像现在我们的孙子辈都有手机,方便联系,外面活动多、知识面广,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站,四方八面的知识很多。年轻人现在的生活比我们丰富多了,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能按照我们过去的模式套他们。但我觉得有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是应该要保留下来,如艰苦朴素、勤奋学习、深入钻研、不急功 近利、不浮躁等。

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七老八十了,我都八十多岁了,未来只能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了!我们的青年教师、青年学生应该比我们更 强。在国内,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说你是经济学泰斗呀,是经济学大师呀,但是世界级的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大师,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有些人在国内可以说是著名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但是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学者在国际上很有名、著作翻译到许多国家去、在世界上能够起到领先的作用。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青年学生能够出世界级的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大师。但只有愿望不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们能够真正刻苦学习、刻苦钻研,能够像过去讲的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埃及金字塔又博大又高、基础深厚。要理论功底扎实、知识面宏厚。这就要自己努力了,而且需要人品和文品都达到一个比 较高的境界,因为人品和文品是统一的。不能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教师、青年学生追求商业化的东西过多了。现在搞市场经济,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宽裕一点,考虑个人利益无可厚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过分的商业化。比如外面请我们出去讲学、作报告,我从来不 讲价钱。他们问需要多少报酬,我说我不讲这个。一次他们通过经济学院的行政人员请我,问卫老师报酬该给多少。我对学院行政人员说千万别跟人家讲价钱,可对他们说:“卫老师从来不讲这个,给不给都可以。”我最初到外校讲学,给我报酬我都不要。后来其他人都要我不要,好像这个并不见得效果好,毕竟这已经成为一 种惯例。但是我不喜欢有些人那样子,首先开价钱。有的胃口很大,前两年的时候,国内有的学者开价:没有五千块钱报酬“免开尊口”,要价上万的都有。我觉得 这样是过分的商业炒作,不好。讲学、出去作报告,是应该给人家更多的思想启发、更多的精神食粮、精神财富,给一定的报酬也可以,但不要过分地追求这个,要能够安心治学,不要浮躁,不要急于求成,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人总要朴素一点,学风也要朴素一点,不能夸夸其谈,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我觉得现在这一代在关心国家的富强发展这一方面和我们那一代比起来就有差距。我们那一代,确实是一腔革命热情,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参加革命就是要付出,不求回报,要有牺牲精神的。我们学习也是为了振兴国家,当然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要结合起来。我们这一代,更不用说老一代,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民族的需要,服从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比较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历史感比较强。现在新的一代,包括我们青年的教师、青年学生,受外界的影响更多,心态有些浮躁,作风也浮躁。接触外界多,获取的知识面广,这对他们有好处;但是外面接触的多,有时候受负面的影响也多,或者是考虑个人的东西过多,不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给社会作贡献、给国家作贡献、关心人民的疾苦。各种力量、各种思潮都在影响着他们, 他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应该在行动上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他们做一些工作,为他们服务。我们在行动时应该时时有这样一个信念:怎么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工作搞得更好,怎么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强盛。不应该眼界太狭小,仅仅只看到自己鼻子下面的东西,仅仅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利益,那样的话,往往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或者有一点点声誉,但是我们应该获得更多人民对你的正面评价。不然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讲一些伤害人民利益的话,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就会骂你。我们应该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应该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替老百姓、替人民说话的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那个时候新闻媒体的宣传与报道中,中国人民大学都排在第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解放初期的几年中,我们是向苏联学习的,苏联派了很多专家来办学、搞教学。在那个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中国人民大学取经学习。那时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是艰苦朴素的,学风很好。我们的校舍也能看出来,没有追求过分的豪华,也限于当时的条件,虽然艰 苦,但是学风正,欣欣向荣。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大学解散了,受到了很大损失。刚复校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有一些老教师或青年教师调走了。复校以后,应该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的高校中仍有重要的地位,教育部评选中,我们许多学科,包括理论经济学,都是居全国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因此而自满,应该看到我们的优点,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要看到其他许多的兄弟院校的发展很快,高校系统也在竞争,许多院校在迎头赶上。从经济学科来讲,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比别的学校更有学术地位。目前,在马克思主义被某些人淡化、边缘化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应该在这方面更好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带头作用。

怎么样使我们的校领导和教师上下沟通、相互了解、相互支持。更紧密地沟通将有利于我们学校的发展。另外,我觉得学校领导应该重视学校的一些有造诣的、有学术成就的、在社会上有学术影响的教师。我们学校已经有三十多位教师获得了荣誉教授称号,还发了金质的奖章,这是很有意义的,希望再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关心培养和重用中青年一代中有学术造诣和社会影响的教师,要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人物简介

卫兴华(1925— ),山西省五台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家。

卫 兴华195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历任经济学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等职。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2005年分别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题组主要成员。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现兼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黑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特聘教授等职。

卫兴华著有《卫兴华经济学文集》(三卷)、《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卷)、《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构造》、《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卫兴华自选集》等著作40余部(含主 编、合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家权威报刊上发表论文、文章700余篇,许多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等文献转载。曾荣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第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20余项重要奖励。部分论著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 文奖,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被誉为中国《资本论》研究权威,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1956年,他纠正了苏联和我国经济学界在资本主义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上普遍存在的纰误。20世纪50年代,在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和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等观点流行的时代,他明确肯定了全民所有制内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1980年突破流行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论,提出了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的生产力多要素论。1983年系统点评了学术界探讨马克思生产劳动的各种观点,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1986年 明确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最早系统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还突出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近些年在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等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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