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首页 人大主页 数字人大 校长信箱 广角 部处 院系 校园 校务 交流 学者 学生 学术
返回首页
戴逸:涓水洪流汇清史
2013-12-24 15:49:29
22,264 次浏览
来源:文/校报 学生记者 林麦凌 图/图片与视频中心 李璨 袁源
编辑:浩爽

“我在人民大学接受了教育,工作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吴老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是我心中的旗帜。”2013年12月17日,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深情追忆老校长吴玉章先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越一甲子的岁月里,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1

而立至耄耋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

今年是清史编纂的第11个年头,3000万字的初稿全部汇集,正在进行第二次专家审读。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十余年来,他“潜心修史,未能忘情,只能牺牲个人著述的时间”,关于清史编纂的工作实录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书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清代修《明史》,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共历时94年。民国时期,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清史稿》,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时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然则他给出的全书定稿时间依然是几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对历史负责”。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建国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实际上,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从研究清史开始。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写到:“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但最终,他将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独坐小楼  立志于斯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钱牧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里,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写补齐装订。就这样,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 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在常熟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众多,编修地方志书可说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之一。也许,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常熟中学读高中时,经由杨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导,他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

1944年高中毕业时,戴逸阴差阳错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养家糊口;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准备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设考场,戴逸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投考,“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经过一番抉择,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的学籍奔赴北平,“当时,心中有强烈的冲动——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历史!”

在北京大学,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白色恐怖”时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一度被拘捕入狱,“郑天挺和胡适说,‘戴秉衡(即戴逸)被抓进去了’,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前往华北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途经沧州时,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

从“戴秉衡”到“戴逸”,他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承担起培养新中国建设干部的任务。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勤苦乐迷”铸就“学识才德”

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旧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这里劳动,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我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多方研究。无奈的是,我这个研究史学的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戴逸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思考。197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停办,无法正常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下,他历经几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正式出版。

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是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国近代史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年,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他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38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他才32岁。该书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对于戴逸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撰写的《导言卷》,国内史学家认为,该书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讨论,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史书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课题,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清朝灭亡仅仅百年,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和当前各方面息息相关,但清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曾经,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史研究,鲜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设及《简明清史》编写,影响广远。而今,他时为后学之辈的论著撰序,勉励前行。

“勤、苦、乐、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而在学生们眼中,“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师从戴逸先生,在她看来,戴老师从传统走向现代,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拥有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希望将来能设立国家大奖,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大的激励。”受颁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戴逸先生想到的是还有很多贡献更多的中青年,“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学的建议,提升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由一个大国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走下颁奖台,戴逸先生言谈中依然不离清史,“清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等,对于这些重大课题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

相关链接:

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发 戴逸、张卓元获奖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