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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做客“法理论坛” 交流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2014-03-18 14: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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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学院
编辑:茹月

3月13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贺欣教授作客中国人民大学“法理论坛”第87讲暨“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2讲,以“法院能在强弱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吗?”为题,对其运用法社会学方法在上海所开展的研究进行了介绍。讲座由法学院尤陈俊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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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欣教授首先表明,  他研究的初衷与著名法社会学家格兰特(Marc Galanter)教授在1974年所作的研究密切相关。格兰特教授在1974年发表的“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一文中提出,可以将参与法律诉讼的双方按照其规模以及可支配的资源的多少等因素,区分为单次当事人(one-shotters)和重复当事人(repeat players),并认为后者较之前者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因此,中立的法院应通过发挥律师、行业协会等作用,使单次当事人转化为重复当事人,以实现公平正义。该文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截止近期引证多达700余次。国外学界采用经验研究以验证格兰特教授这一推测的文章仅在主流期刊上就多达200余篇。可以说,格兰特教授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不过贺欣教授发现,格兰特教授的上述推测,也并不是都能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甚至在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单次当事人有时在诉讼中仿佛更有优势。贺欣教授及其学术伙伴苏阳教授在上海的研究,就试图揭示在中国司法中当事人的身份对于案件结果的影响及程度,从而检验格兰特教授的推测。贺欣教授采用经验研究方法,从上海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中抽样出2724份,运用统计学方法建模、分析,得出了在诉讼中,强势者较之弱势者占有优势的结论,验证了格兰特教授的推测。同时他也发现,在中国环境中,如果将单次当事人、重复当事人进一步按照其社会地位和组织程度分为农民、工人、白领、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再对其之间诉讼的胜负关系进行细致考察,可以发现的是政府机关或跟政府有关的企事业单位是最大的赢家,它们在诉讼中享有巨大优势,而农民是最不具优势者,其他个人和公司则介于二者之间。贺欣教授据此提出,在中国环境下对于司法不公的问题,既要考虑当事人能力的不同,又应当超越格兰特教授的当事人能力理论,更从法律和法院的性质进行考虑。由此,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可能需要从法律主体的平等保护、立法上的公平正义以及切实保障司法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进行思考。

随后的嘉宾点评互动环节中,彭小龙副教授首先发言,他对贺欣教授的研究表示肯定,同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研究使用的样本是否包括调解书?在中国环境中,调解书虽然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文书,但往往并不被纳入正式司法文书一类。如果仅仅关注判决书,忽略了调解书,就有可能在样本上起就造成研究的偏差。第二,如何关照中国特点,在抽样案件的类型上更好地切近研究的需要。第三,关于所谓强势者、弱势者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定义。在格兰特教授的论文中是根据参与诉讼的经验、财力等指标界定,在贺欣教授的论文中则是以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农民、工人、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但问题在于,这种划分是否完全可以归类为强势或弱势者,是否考虑到中国语境下强势、弱势者的界定标准,是否考虑到当事人的行动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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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副教授随后从法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评议。他提出“权利资源”的概念,认为格兰特教授区分的单次当事人和重复当事人主要是针对和法庭相关的信息上的不对称,但是资源的差距点还有很多,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不同。张曙光副教授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能够支配的权利资源是不同的,而不同的权利资源投入到法庭中往往也得到不同的结果,贺欣教授的研究一方面归属于权利资源的研究,另一方面采取了社会学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借鉴。

程雷副教授提出了样本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即样本是从官方提供的裁判文书中选取的,但是并非所有裁判文书都会被提供公布于网上,那么提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提供的裁判文书是否经过了拣选?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的拣选?会不会对研究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未知数。同时程雷副教授表示,贺欣教授的研究对其有很大启发,主要是需要在立法层面保证部门参与和公众参与的并重,从而使得各方意见都可以得到表达。

张龑副教授对贺欣教授的研究表示肯定,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担忧。他认为,开展法学研究离不开社会学方法、经验研究方法,但问题在于通过这些研究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要避免两点,第一是用国内的研究来简单验证国外的理论。由于理论预设的条件的不同,这样的研究可能面临着极为不同的变量。此外,单纯验证国外的理论,对于我国学术的发展也增益不大。第二是不能将经验研究变成生活常识的重复,而是要发掘真的问题。

史彤彪教授认为贺欣教授的研究是富有意义和卓有成效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只要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都不能缺少对于弱势者的关注。因此,作为法官,本质地要求让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变得相对平等,这是个案正义的要求,也是一个道德要求。格兰特教授的理论中,没有考虑法官的这一现实特性,而是假设成简单、单纯、中立的。中国环境中的法官与国外有所不同,会有很多限制,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国法官的行动策略,并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找出关键因素,不光注意教育因素,而是利用良知、调整激励机制,促使法官更好地保证公平正义。

贺欣教授集中就抽样、研究初衷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表示,在抽样中考虑中国和美国裁判文书可能内涵的不同,因此研究中对判决和裁定予以了同样的关注,但由于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存在很多调解撤案因而无法体现的案件,以及经验研究样本素材获取方面的客观限制,因此研究只能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力争做到最好。贺欣教授并认为,由于样本的限制,论文所及范围并非整个中国,而只能针对样本本身。他感谢“法理论坛”和“社科法学连线”提供了这次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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