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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伴一生
2014-05-08 10: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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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史研究室
编辑:裴诺

胡钧(1928—),山东烟台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本文回顾了他少年、青年时代求学和思想进步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缘并为之执著探究的历程。胡钧自述本文采访时间为2011年4月8日、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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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被日本人关押的特殊经历

我1928年12月7日出生在山东烟台,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在烟台上学。我父亲是邮政局职员,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但因为孩子多,弟兄姐妹七个,所以家庭经济状况也挺紧张的。日本1938年侵占了烟台。在中学里,学校强迫学日语,还搞强制性军训,对这些我们都非常反感。后来初中毕业以后,我坚决不考那边的高中了。

那时烟台虽然沦陷了,但还有些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有谁要想到后方去,他都给你想办法,指好路线,再给介绍过去。所以1943年的夏天,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没考高中,跟两个同学联系好,通过地下组织到后方去了,当时我才十五岁。我们历尽艰辛,到了阜阳,然后又从县城走50里地,到柴集的国立二十二中学。这个学校专门接收从沦陷区过来的学生,开学以后我就进入高中上课了,学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就是1944年的暑假,日本人的军队快要打到阜阳了,学校要迁到陕西安康。可我没有衣服,想回家取衣服,所以就跟学校请了假。

我回到烟台,在家做了一身衣服,等着衣服做好了再回去。在家里大概待了半个月后,一天早晨,日本宪兵队到我家里来,把我抓走了。我被带到宪兵队后关了9天,也没有审问我,说是要调查。虽然没有审问我,但我脑子里就在转悠:为什么抓我?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从外面学习回来了,再一个可能觉得我和游击队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准备,这9天我就琢磨怎么对付过去,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他们审问我,首先就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我在北京上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到北京上学。他们一听就拿大竹刀子打我,打了以后,他们说:“你不用说了,我给你念念。你认识不认识王显明?”我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跟我一块儿去阜阳的那个同学叫王显明,他起初没有想从学校回来,得知我回来了,就给我写信让我给他带东西,后来他自己也回来了。日本宪兵队从邮局检查信件时把他给我的信搜出来了。日本人把这封信给我看,我一看没办法,就承认了。

后来日本人又追问我两件事情:一个是怎么去的,通过这个他们想追查到地下交通网络;第二是回来干什么。因为我前几天都想好了,他们一问,我就编了一套故事,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回答得特别流利。日本宪兵听了听,好像也就相信了,没有再追问,这个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出什么问题。问我回来干什么,我说回来不干什么,就是来取衣服。但这不行,他们又审我,把我绑到一个凳子上,手铐在后面,拿水灌。水一灌,人自然要挣扎,手铐弄得我的手都磨破了,很难受,一会儿就晕死了。灌了凉水后,我还是说没有什么,也想不出有什么事来。搞了两次以后,他们看我实在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把我送回监牢。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们找我去,又问这个事情,我还是说不知道。他们开始诱供,说你回来是不是拉些同学再去啊?我说没有。他们说,没有的话再用刑、再给你灌凉水。我说行,那我就是回来找同学了,就承认这个了。他们这算有个结果了,对我的审问基本告一段落。因为当时他们也觉得我的年龄小,也看出来实际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就这样,我一直在宪兵队关押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我被从牢里放出来,他们给我管了一顿好饭。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最后一顿吧?后来趁看守出去了,我当时也挺大胆的,跑到审讯我的桌子前面偷看档案。我一看那上面写着北京1400部队,当时就知道可能是要把我押解到北京1400部队去。吃过饭,一个伍长押着我从宪兵队出来,给我铐上手铐,直奔码头上船。那天正好遇见大风浪,船没法走了,就靠到龙口,然后把我押到龙口警察局看守所。那个宪兵伍长自己出去了,等着第二天再走。这个时候管我的人是警察局的人。他们把我带到办公的地方,有两个警察就问我,他们说:“你真是从‘那边’过来的吗?”“那边”就是指后方。我说真是从“那边”过来的。他们虽然是伪警,但能看出来他们还是倾向于中国,对日本人还是反感的。其中一人说:“你家里知道不知道?”我说家里不知道。说:“你写封信我给你寄。”他给我纸,我在那儿就写了封信。写了信以后,他怕我不相信他,他说:“你来看着。”他走到邮局的邮筒前,把信投到邮筒里去。我被捕这三个月,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整个烟台也找不到我。到最后,我母亲想各种办法花了些钱,买通了宪兵队里面的一个中国人给我送了衣服——我被抓的时候就穿了件白衬衣,这会儿家里通过我这封信才知道我被押送到北京了。

到了北京以后,送到1400部队。这其实不是一个部队,实际是华北最高司法机关,就在现在的“铁一号”,它的头头就是战犯冈村宁次。我被关到炮局胡同监狱。这个监狱不是一般的监狱,是政治犯监狱。送到那儿以后的第二天就审问我了。他们先念我的口供,我一听,根本不是那回事。日本宪兵队写的是,我回来是为了调查日本人在烟台的海军情况,这个罪名就大了。我一听马上就翻供了,我说这个不对,我说在日本宪兵队根本就没问过我这个事情。他们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就给我送到牢房看守所了,等待继续调查。当时有些人甚至不愿翻供,因为翻供又要调查,可能再继续押三五个月都很难说。这个监狱的条件比烟台的日本宪兵队还难受,白天只能面壁而坐,整天就这么坐着。他们到那儿一调查,这个事情可能太玄乎了,他们也认为不太真实,所以过了九天就宣判,判了一年徒刑,罪名就是八个字:“思想不良,扰乱治安。”

我进监狱后才知道里面押的犯人都是抗日的,而且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高层人物,他们都是重犯。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到1945年8月,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马上被释放,因为当时国民党给监狱的命令,就是国民党的都放了,共产党的不放。所以一直到9月5日,还都是日本人押着我们。9月5日开始,我们被分批释放,送回老家。我是从烟台来的,就要送回烟台,当时烟台被八路军接管了,就改送到济南。我一想,我到济南怎么办呢,那里什么熟人也没有啊。后来我在监狱里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后因参加“抗日杀奸团”组织刺杀过汉奸,被抓进来了,因年龄小被判了无期。他对我挺好的,在监狱劳动休息的时候还教我学英文,他让我先到天津去他家,我就跟着他一块儿去了。这样,监狱的生活就算结束了。

在北京成长为思想进步的青年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到北京来了。因为在监狱里已经耽误一年了,我想赶紧上学。但出来的时候,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没办法插班进去,我只好先到私立中学读了半年,后来又转到市立第二中学,这样我就从头又开始学习了。

北京这个地方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厚,反对国民党的力量相当大。那个时候,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整天在街上横冲直撞的,老百姓也特别反感。我1945年进学校,1946年底有一个“沈崇事件”,在全北京市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从那以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就开始高涨了。

我姐姐原来也在后方上学,后来考了北大先修班,这时已经在北大了,我姐夫也在北大,这样,我和他们一接近,我的思想也慢慢靠近共产党了。1947年我开始考大学,当时我报了北大经济系。为什么报经济系呢?主要是考虑好找工作,薪水高,又稳定。另外,北大经济系有名教授,像赵乃抟、周炳琳等,当时考大学都奔着名教授去。其实,我考了五所大学,而且全考取了,最后选择了上北大,因为北大一开始就给我奖学金——当时我没钱,家里也没联系上。1947年9月进入北大,那时候北大一年级的学生住在国会街,就是现在新华社那儿,叫“四院”。

进入北大以后,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北大地下党的力量比较强,我宿舍里就有两个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当时,我姐姐和姐夫都到解放区去了,我也越来越靠近地下党组织。第一年的头半年,我学习还很积极,主要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到下半年,学生活动比较多了,学习基本就抓得很少了,主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后来到1948年5月,地下党就把我发展了,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那时候北京地下党组织有两个青年组织:一个叫“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一个叫“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之后,我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一些活动,如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我除了参加学生运动外,就是利用时间读些书。当时北大有一个小书店专门卖进步的书,我就在那里买书。我当时比较喜欢哲学,读了些哲学著作,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也买了些大部头的著作来读,例如当时翻译过来很厚的、苏联著名哲学家米丁和罗森塔尔等人的著作。假期里我也不回家,都在看这些书,这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地下党的同学也经常介绍一些东西给我看。

当时,因为北大地下党的力量比较强,国民党的特务基本不敢进北大活动,我们那个时候还经常听一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北大的小环境像一个小解放区一样,是一个促使人进步的环境,从北大出来的学生一般倾向进步的居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在北大参加了很多活动。后来我在“民联”里承担了一些工作,担任了宣传委员,还做过法学院一个支部的支部书记,为北京解放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当时,按照上级地下党的布置,我还被分派到某个区了解情况。

当时,我因为年轻,觉得等解放没意思,对解放区充满了向往,想去解放区,连唱一些进步歌曲的时候,都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向组织上申请,支部说你甭去冒这个险了,北京快解放了。我说我不,我还是想到解放区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后来,组织批准我去了。1948年10月底,我就动身了。我还带了两个人,一共三个人。我们之前也组织了一些青年学习,其中两个人也想去,我就带他们一块儿走。走的话也是有路线的,先到天津。到了天津,我还去找了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他一听我要到解放区去,也想去,于是,我也给他接上关系,把他也送到解放区去了。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因为铁路就通到陈官屯。当时,从陈官屯到沧县,从沧县到泊头,都是走路,因为铁路全部被破坏了。到泊头后,我被分到华北大学,所以我又从泊头再走到正定,走到正定后进入了华北大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又一站。

在北京大学这一站,虽然是在经济系,但我真正学经济学的时间其实很少。西方经济学当时还没有现在萨缪尔森等人的这些书,因为萨缪尔森那时候还没写这些书。通常在北大经济系,一年级有个通俗本,是费尔柴尔德的一个本子,先学那个;然后二年级学马歇尔,马歇尔算高级经济学了;三年级学凯恩斯。有这么一个过程。在北大读到二年级后,我们就搬到红楼这边来了,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还组织读书会,学了一点《资本论》。自己学,没人管,所以也没学懂。

这一段时期的活动还是很多的,主要是动员群众,通过宣传教育,让他们有更接近共产党的倾向。当时,我是很积极的,但是对党的认识实际上还很肤浅。我们这些积极一点的人参加学生运动没问题,但思想动机并不是很明确,因为那时正面教育还没有,只有追求进步、坚持反蒋这一目标,再通过看一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主张加以拥护,我当时的认识就到此为止。

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缘

我到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后,又学习了三个月,这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三个月里,“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最深。再加上日常的活动、开会、听报告等,我觉得这给我的思想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初步形成了真正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原来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认识,直到这会儿才懂得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人生观,人要怎么做,目的是什么。对我的人生来讲,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是我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之后,我留在了华北大学,后来又重新回到北京。到3月底4月初,整个华北大学都迁回北京了,就在现在的“铁一号”。当时北京解放以后,华北大学又招了很多学生,给他们办学习班,我做了一些助理工作。刚留校的时候,我在校部政策研究室工作。那个政策研究室主要是搞理论学习的,后来因为办大班需要人手,就把我调出来了,到华北大学一部去做办班工作。后来,中央开始筹办人民大学,办俄语班,组织学习俄语。我由此加入俄文大队,学习了将近一年。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当时我们都参加了开学典礼,刘少奇还来讲了话。

转到人民大学以后,我最初还是做干部工作,后来到贸易系干了一两个月,又被调到法律系当干部。法律系那时候办一个短期班,这个班办完了以后开始招生。中国人民大学都是7月份派人到各地去招生,我被派到上海和杭州招生。招生回来以后,就把我选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了。

刚到教研室时我没有做老师,而是先做研究生。1950年7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9月份开学,我就到这个教研室学习了。因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是新开的,过去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之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人,比如沈志远、王亚南、郭大力,又如孙冶方、薛暮桥,他们是搞经济问题的,所以这门课程在中国基本是空白。它不像别的课程,比如“四大理论课”,中共党史、哲学,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等,这些课程原来都有基础。因此可以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教学的。

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宋涛,秘书是徐禾,讲课的都是苏联专家。我们第一批学生可以说都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苏联专家,同时也是最有名的苏联专家阿尔玛佐夫,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真正是由他培养出来的。他帮助我们建立了教研室,教我们学习《资本论》。他的方法就是必须认认真真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弄懂,一章一章、一页一页、一句一句地“抠”,这种方法是他创立的。考试的时候他问马克思的哪句话在哪儿,我们就必须马上翻出来在哪儿。他要求我们熟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这批教师的特点就是基础比较扎实。他的教学方法也是深入浅出的,在帮助我们学校建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培养理论队伍方面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他也影响了全国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为后来出去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因此,可以说,他奠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后来还有几个专家,如伊然明、诺沃肖罗夫等,他们的水平也都不错,但是比起第一个,还是弱一些。

宋涛作为教研室主任,负责整个教研室的领导工作,比如怎么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等。但是在业务方面,关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他也是在跟着专家一起学。所以我们最早的这支教学队伍都是这个时候通过“边学边教”的方式培养的。我们第一年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比我们年纪更大一些,采取“边学边教”的方式,他们今天听了苏联专家的课,明天就照着专家讲的东西到本科生那儿去讲,等于是照着念,那时候这些人都叫做教员。这批人现在还健在但已不工作了的好像只有郭丁、许植、李云、孙健这几个人。已经去世的就多了,像鲁友章。我是属于那种完完整整地学了两年,然后才转为教师的。当时的同学现在还健在、还在工作的就是卫兴华和我两个人了。其他还健在但已不工作了的有宁玉山、庄次彭、赵萃、李木、恽希良。这个班基本上都留校任教了。像蒋学模是我们这一届的,我的同班同学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苏绍智、清华大学的朱声绂。他们属于外校来进修的,完全跟我们一块儿学、一块儿考试,学完后他们就走了。从原来华北大学干部中抽来学习的大部分人都留校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的队伍,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主要教员就是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中出来的,最早的一部分人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班,20世纪80年代各个学校经济学院、经济系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这批人培养出来的。我1952年从政治经济学班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校,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教师。其实,我比较早就开始到外校上课了。1951年,外面的教学任务很多,外校有些政治经济学开了班却没有人讲课,我们这个班的几个人就被挑出来到外校去给他们讲课。像我在1951年就到外贸学院给学生上课,一上就是一年。我当时就一边在这里学习,一边去给他们上课。这一年我学社会主义部分了,同时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

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学校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研室,人员配备也比较强。我们这个班要求的文化水平稍微高一点。因为《资本论》一般人也读不懂,所以通常情况下宋涛、徐禾他们招人较重视文化水平,这也是我们这个教研室后来受到贬损的一个重要原因,说我们教研室的班子是知识分子占优势,而不是工农兵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也是攻击这个事情。

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很差,所以我们从学习《资本论》开始。另外,有些翻译的原著质量比较差,学起来特别困难。我们就翻译了一套苏联的书,称作“黄皮书”,共13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这套书大约在1952年出版,可以说是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教材。这套书基本上是翻译过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我们那时候也编不出教材,因为政治经济学对我们来讲太生疏了。我们用这套教材大约有十年。原来的那批老师是“主讲教师”,我们毕业后叫“讨论教师”,不过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能成为“主讲”,基本上毕业后一上课就开始主讲。我们学习期间,第二年就开始组织讨论了,就是原来那批老师上课,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组织讨论课,讨论课对培养教师来讲很重要。

从这以后我主要是从事教学工作,教研室对我的教课总体上还比较满意,对我的评价比较好。但这一时期,我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写文章,基本都是教学。我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积累自己的知识,像政治经济学的课都是一年一轮回,每年都教一遍。我一般要求自己每年上这个课的时候,一定要比上一次课在某一点或两点上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也从教学当中积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楚。原来讲课的时候有些问题虽然讲了,但实际上自己也没真正弄懂,后来在上课过程中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慢慢提高了。

在政治运动中坚持教学科研

1956年到1957年期间遇到“反右派”运动,很多人积极地提意见。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意见。后来有一天《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一看就知道要纠正这个事情了,对那些人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攻击共产党,那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教研室支部会上就说,现在我看了《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了。我在我们教研室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支部汇报上去了。随后,《人民日报》又连续有几个社论,这下大家都理解了。所以在“反右派”的时候我没有事,因为我第一个提出工人阶级说话了,我被评为左派。

对“反右派”本身,我觉得提意见的多数人都没什么恶意,但也有有恶意的。这个恶意也得加以区分,有的属于基本立场没有转变,只是在认识上出了问题,给他指出来,或许他会改,所以我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没想到后来这么处理,所以当时我对“反右派”运动有些不理解。另外,在“反右派”当中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教研室的宋涛和徐禾同志,还有当时的副系主任鲁友章这些领导,这些人总体做派比较正,没有整人的思想,所以整个教研室作风也比较正派。在宋涛和徐禾他们的领导下,我们教研室划的“右派”比例相当少。有很多人也说了很多话,但把他们列为“中右”就过去了。

宋涛同志作风正派,对教师尽量保护。当时正值“反右派”高潮的时候,高鸿业老师正好这时从国外回来。因为他从西方回来,你叫他提意见,他拿西方跟中国比,看不顺的多了。宋涛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就给他下了一条命令。宋涛同志跟高鸿业老师说,你回来以后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讲,在屋子里给我系统地学《资本论》。这对高鸿业老师来说是保护了他。另外,学《资本论》对高鸿业以后的学术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看到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那些没有学习过《资本论》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以后,一对比就发现和他原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来看,宋涛同志处理问题是非常正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需要学习,但是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这样才能出成果。我和高鸿业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在林园住的时候正好对门,都在一层,我们也谈得来,他看问题就比较客观,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在比较,所以他后来在学校给学生上课,讲完了以后总是给学生交代一句说,你们要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用。但《资本论》他基本上还是赞同的,只是也有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理论太抽象。这也可以理解。在“反右派”运动当中,高老师没有受影响,因为他什么也没讲。

在“反右派”当中还有一件事情。赫鲁晓夫1956年做了秘密报告,党中央指示要给全体党员传达,所以我们学校召开全体党员会。虽然我们当时还不是党员,但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也参加,所以我们当时就听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这个报告,中央当时没有评论和表态,究竟怎么看,叫你们自己判断,所以在全党传达,没有任何的评论,就是照着念。当时底下的意见分歧很多,有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有人觉得不能全盘否定。

后来这个事情在教学中就有了反映。我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参加讨论的学生是研究生,年龄比较大,和我年龄差不多。当时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一个学生发言,他觉得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篇著作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理论还是正确的。可是,当时有好些同学站起来批他,因为秘密报告讲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你还讲他的理论,就属于没有政治头脑。结果变成了一场批判。最后我得做总结,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话并没有多少错误,所以我就说,这个同学讲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关系,我认为在理论上是对的,是可以成立的,你不能因为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就把这个理论正确的方面也给否定了,这样不对。我就这样表了态,表态以后学生就反映到学校党委去了。党委当天晚上就找了宋涛。宋涛从党委回来马上就找我,把我叫到他那儿去,问怎么回事儿。我就把这个过程讲了讲。后来,宋涛同意我的看法,说:“没事,你走吧!”后来就没有再追究这个事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涛同志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理论上、科学上正确的东西争取不跟风。当时批判斯大林这个风是很硬的,但宋涛还是坚持原则,即便秘密报告一念,也不跟风。斯大林的错误是错误,但不能认为他有这个错误,这个理论本身也不对了。我们这个教研室的风气就是这样,培养这种科学风气,和宋涛同志的领导很有关系。他的这一点教育了我们,影响了我们。

当时在教学过程当中还碰到一些问题。像“反右派”当中我正好给本科生上课,上“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讲。这一讲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很多“右派”言论就是反对这种专政。所以我在讲课当中,一面讲,一面心里犯嘀咕:要是学生有看法,捅上去又是问题,因为当时正是“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不过,好在我讲了这一讲以后没有学生反映,所以没出什么事,一出事你就讲不清楚了。在“反右派”当中,我在思想上没有大的动摇,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看法和判断。

“反右派”之后进入“大跃进”时期,搞“人民公社”。这个时期,学校的学习气氛就受到影响了,学生都下乡,读书的时间少了。搞“人民公社”时,我带学生到四季青东冉村建立公社。那个时候是邹鲁风带队,他当时是副校长。以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对“大跃进”是挺支持的,觉得快了好,因为我当时实际知识比较少,特别相信中央,中央说的我都觉得是正确的。当时让自己下去搞公社,虽然也有一些怀疑,如对吃饭不要钱这件事,但是自己对大政方针没有什么判断力,中央一号召就跟着走了。

“大跃进”过去以后,1961年中央方针有所改变,发了“高教六十条”,这又进入一个阶段,开始强调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抓科学研究,逐步有一些成果了。1959年我出了一本书,叫《旧中国工资简论》。当时,宋涛抓科学研究,他抓得挺紧的,你没有写出这本书,就不放你假,暑假你哪儿也别去,就给我写。所以我就是在他的“强迫”下写出了这本《旧中国工资简论》。我跑了好多地方做调查,最后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1959年我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为我今后的整个科学研究思路定了一个基本调子。这就是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12期(6月份)上发的文章《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这篇文章当时在学校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第一,我是第一个在《红旗》杂志发这种理论性文章的;第二,我是自己投稿的,不是《红旗》约稿的;第三,这篇文章在理论界有争论,《红旗》杂志一般是正面宣传党的理论,发表一篇争论性的文章,在当时来讲影响很大。《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个编者按,写的是鼓励大家讨论。

我为什么投稿呢?当时科学院有个杂志叫《新建设》,因为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们来组织我和宋涛写两篇文章,宋涛写《价值规律》,我写《商品生产》。结果,写成以后发给《新建设》,他们只要了宋涛的《价值规律》,却把我的《商品生产》给退回来了。我一生气,就说我给《红旗》寄去看看,自己就把这个稿子寄到《红旗》杂志社去了。三天以后,《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邓力群就打电话给宋涛,说你们那儿有一个教员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我们想发,你的意见如何。宋涛同志表示同意。就这样,这篇文章过了三天就返回来了,决定要发。

杂志社也很慎重,发之前还专门开了一个咨询会。因为对商品生产这个问题,我这篇文章的论点似乎和八届六中全会的观点正相反,所以他们专门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就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举行,当时《红旗》杂志的领导都来了,当时有名的科学组组长于光远、哲学组组长关锋,还有许立群,都召集来了。胡绳当时是常务副总编,主要由他负责,邓力群是二把手,他们也一块儿参加。当时把我叫去了,当场给我这篇文章提问题,叫我回答,就像答辩会一样。许立群、关锋他们都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最后,胡绳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问:“你说说你这个文章和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违背不违背?”我回答说:“不违背。因为我这篇文章讲的是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生产的性质是什么。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我不仅不反对,还完全支持,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我完全同意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而发展商品生产的性质是什么,应当对它有清醒的认识,我主要是讲这一个。”他听了以后点了点头。经过了这么严肃的一个讨论之后,才决定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学校里影响很大,胡锡奎副校长特意把我找去谈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影响就更大了,那时候《红旗》杂志是绝对的权威,对社会、对理论界影响很大。对我自己来说,我写出这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一个观点,即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我觉得我的理论可以说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包括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止,我那个理论都还是成立的、正确的,可以说是我整个科学研究的第一条“宪法”,所以这是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在此之前我没有发表过文章。这篇文章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1958年我下去搞公社,后来我病了,得了自发性气胸。因为那时营养太差,虽然吃饭不要钱,可是光吃大米饭和白菜汤,我身体顶不住,住院住了一个多月。就在这住院的一个多月我把这篇文章完成了,后来改了两三个月。这篇文章的观点看起来和党中央不合,可《红旗》的编辑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邓力群比较看重这篇文章,后来文章发表后,他还为我这篇文章出面组织研讨会,在这个会上特别把我介绍给康生,当时康生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力群指着我对康生说,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在他眼中的分量了。

邓力群对这篇文章的印象非常之深。20世纪90年代,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当时党史研究室召开一个会,开会前把名单先给他,他拿着名单看了看,看到我的名字,问:“这里有一个胡钧是谁呀?他是不是就是1959年发表那个文章的那个胡钧呢?”他到这个时候都还记得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那篇文章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如果我那篇文章不是遇到这样的编辑,那肯定没戏了。我那篇文章的成功源于两方面:一个是说理方面叫人看了以后提不出反对意见来,再一个是马克思的确没有细讲清楚这个问题,他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把这个问题详加解析,造成好多误解,容易把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等同起来。

邓力群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又组织讨论,组织写文章。光发了我这篇文章不讨论,就好像把它当成指导性原则了,别人都按照这个行动,那也不合适,所以还得组织讨论。后来,邓力群组织我们教研室又写了一篇,但这篇文章他看了以后没要,说这篇文章说了半天和我写的差不多,后来又组织东北有名的经济专家关梦觉写。《红旗》在下一期发了他的文章,就是和我讨论的。这篇文章在我的科学研究历程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事情。从那以后,我发表文章就稍微多一点。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作,我的写作能力不是很强,不过从这以后我开始有点信心了,树立了搞科研的信心,开始写点东西了。

“文化大革命”之前,从1961年到1964年,可以说真正只是在1961年和1962年抓了两年学习。这个时候我们学校办了一个《资本论》进修班,面向对象都是高校的经济学老师。当时,我进入经济系,别的很多老师都下放劳动了,所以系里让我担任班主任,另外我主讲《资本论》,讲一年。我这一年把《资本论》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最累的一年。这一年我得了神经官能症,心率也不齐了,也失眠了。但是,这一年对我也是一个提高,因为我真正系统地讲《资本论》这是第一次,而且在教员里真正系统地从头讲到尾的也没有。所以这一年虽然艰苦一些,但对我业务上却是个提高。这一年讲课的效果很好,外校的老师觉得学习收获很大。有的老师,像后来担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的熊映梧,他就是这个班的学生,他后来回来看我,说他这一辈子学习,就这一年收获最大。这说明系统地讲《资本论》,学生理解了,他就觉得对他提高很大,因为这是讲授一种方法,由此看问题都能比较清楚一点。

1963年开展“四清”运动,我就离开了教学岗位,开始搞“四清”。我们这第一批是1963年下去的,这不是学校组织的,而是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组织的。搞“四清”运动,北京市的试点在通县渠头那个村子。当时彭真直接领导这个“四清”工作队,我们系的副系主任王同善带队,当时学校派他去的,我们系就我们俩,还有哲学系的张荣吉、张绪文,党史系的程虎啸、罗正楷。

当时把我抽出来参加那个工作队,这样我就去了。但两年后他们有些人就都回来了,而我一直待了三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通县搞了两年,第一年说是路线“右倾”了,当时是依靠党支部,后来总结说打不开局面,说党支部本身就有问题,要甩开党支部直接“访贫问苦”。第二年主要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桃园经验”,结果正好我那时病了,一到农村,条件稍微差一点就不行,又犯气胸了。我住院期间,工作队增加了一些新成员,是体育学院副院长带着一些老师去的,贯彻“桃园经验”。结果我住院一个多月回去以后,当天晚上就看到体罚现象,村里的会计被脱了衣服在雪地里站着体罚。这个路线一变,下面的那些干部自然就走到“逼、供、信”的地步。我也觉得这样不对劲,但是因为都是外校的人这么做,我也不好说。后来我就想办法,说咱们定不了案就先放下,先调查落实一下,落实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样的话局面就缓和下来了。缓和下来以后,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王同善。他问我:“你们那儿怎么样?”其实对“左”的这一套我们都有看法。我说我们都停了,他还挺赞成,他说:“慢点来啊,别停着。”当时他也担心这个。

这三年就相当于学校的教学科研都不搞了,完全在下面生活,就是中间偶尔回家一趟。他们都说这三年浪费了学习时间,但我不那么看。我从来没有埋怨说这三年对我是损失。整个三年全部在农村,这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三年让我真正了解并理解了农村、农民和农村的干部,我觉得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补课。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城市里,对农村基本不了解,根本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三年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另外,我懂得了路线正确不正确的重要性,亲眼看到路线的变化对工作的影响。所以这三年对我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你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深刻地写出些理论研究,对知识的要求是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得有,否则这个理论深刻不了。

1966年6月份工作队撤销了,成员都各回各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很热闹了。当时,学校开始贴大字报批郭影秋。其实郭影秋可以说在我们学校里是吴玉章以后最好的校长。他本来任过云南省省长,准备调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是吴老特别从总理那儿要来的,他对学校各方面管理得都挺好。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学生就盲目造反,首先就给郭影秋贴大字报。学校里分成两派,一个“人大三红”,一个“新人大”,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

当时我回来以后,宋涛他们没有被抓,但是已经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也还是不断开会。教研室开会,大家发言怎么看这些问题,都在表态。我们是站在宋涛这边的,是保教研室这个领导班子的,所以是“新人大”。有一些年轻的教师主要是站在反对面的。这个过程是从学校“掺沙子”的时候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调进来一些别的系的干部。另外,我们1960届毕业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这批学生接受了“掺沙子”的思想,觉得我们原来的班子是保守的,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样教研室就分成了两派,开始互相揭批。

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了一些冲击,起初一样写大字报,后来两派斗争后就互相抓对方的人。我属于宋涛这个班子里的骨干分子,他们就抓我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上大学之前在监狱里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抗日杀奸团”的那个,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监狱里他教我英文,出狱后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出狱后我到北京来上学,也是他给我找的学校。但是“抗日杀奸团”是属于国民党的,而且他的思想比较保守,他的立场是站在国民党那边的。后来他分到南开大学了,他对学生运动看不惯,但是他并没参与破坏学生运动。但是在刚解放、斗争比较尖锐的时候,南开大学把他抓起来了,说他破坏学生运动。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对方也就抓住这个问题。“抗日杀奸团”按说也是一个抗日组织,他们都打过汉奸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然思想保守,但并没有破坏举动,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冷静下来看都不是问题。可是当时不行,因为当时整体的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尖锐。他一被抓,而我和他有关,结果就成了我社会关系中一个要弄清楚的问题,成了“历史问题”。后来军宣队进校以后,我就被关到“牛棚”里去了,住在二处。二处当时是我们经济系学生的宿舍,我们都住在那儿,不许回家。宋涛、高鸿业、卫兴华、我、庄次彭等,都关在那里。我虽然受了一些冲击,但还没有和他们直接碰撞,没有挨打。关到“牛棚”里审查,我说我早就讲清楚了。后来也就放我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到江西余江县去开办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把整个学校都迁到了江西。我们也没有直接安插到当地群众里,而是在锦江镇找了房子安排我们。我们大部分都在那边劳动,带家属的都安排在锦江镇。

去了以后,一待就是三年。我爱人也在经济系,她属于先下去的,我属于第二批,带着孩子一块儿下去的,前后也就差不了一个月,1969年12月就到余江了。孩子留在镇子上,入当地的小学上学,学校单独有人管孩子。我们就到刘家镇来劳动,这三年主要是过“劳动关”。我当时40多岁,体力还算不错,被分配在种菜班,都是干重活,种菜、挑大粪、浇肥。种菜还负责积肥,主要到南昌去积肥,运“八一湖”的塘泥。“八一湖”里挖出来的塘泥,用火车运到余江。最累的活就是把塘泥扔到火车上,那个烂泥多重啊,拿那个大铁铲铲起来扔到火车上装车,这个活最累。这个活干了一阵子,锻炼了我的腰力和体力,甚至肺活量也锻炼出来了。过去我最怕用铁锹了,经过那一段以后,我用起铁锹来就觉得非常轻松。就是腰累,回来头一个礼拜疼得晚上都不敢翻身。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即使在干校劳动还经常想充实自己,就觉得自己将来的工作还是要干教学,另外也有兴趣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当时病了,带状疱疹,疼得没有办法,就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就看书,当时我就系统地看了《反杜林论》。过去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对《反杜林论》不会系统地看,这会儿我利用这个机会从头到尾看。在“文革”期间也是,那时候因为双方“武斗”,也没有其他事,我就在屋子里一个人看《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选集》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反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看书,不断地充实自己。

1972年我回到学校。1973年,学校分成几大块,解散了。我们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几个系被分到北师大,由北师大代管。这时候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所以我们也开始教课了,把教学又抓起来了。我还讲政治经济学,因为当时还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办完工农兵大学以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们又回到学校。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碰撞

1978年到1979年,还算比较正常,学生还是比较系统地学马列。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理论课教学就出问题了。1980年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一些人提出疑问,把这个问题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道路有问题。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的,这就稳住了大局。尽管这样,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社会上人的思想问题不会一下子解决。正好这个时候又开始大量传入西方的东西,像政治经济学方面就传入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翻译现在比较著名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所以在社会上、在学生心里,都对原来的东西产生了一点怀疑,而新的这些东西都属于表面上的一些问题,讲得比较浅显,所以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学生中间和社会上有些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觉得西方经济学更有用。这个思潮影响非常深远,而我们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又没有提出对它进行分析性的、批判性的或比较性的引进,就好像是照搬过来,所以当时就有种思想倾向,在社会上就是一边倒,更重视西方的东西了。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不好讲了,面临着不少怀疑的声音。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这也说明对你的要求更高了,你再像过去那样照本宣科地简单讲不行了,你还得对新的问题有些自己的看法,不然的话别人不接受。过去我们学的时候没有这些西方的思想,现在有了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书,你不提高,就应付不了。

1990年以后,舆论界整个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是在学术界、在理论界,对于西方经济学、西方哲学的劲头并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在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又传入了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高斯还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这个时候,借着这个机会,整个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政治经济学界又重新获得了非常大的力量。在我们教员当中,像人民大学本来是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实际上很多老师都倾向于制度经济学。之前,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可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整个舆论界,包括杂志、报纸实际上都是在主张搞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在我们国家理论界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致力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名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科研方面因为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所以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每年差不多都发六七篇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当时主要宣传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坚持国有制的指导地位,并指出国有经济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力量。

20世纪末,我科学研究的题目主要在市场经济方面,因为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1990年以后,除了发表文章外,我也出了几本书。20世纪90年代出了一本《胡钧经济论文集》,还出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这本书把我关于市场经济的看法串起来了,从《红旗》杂志那篇文章的观点一直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理论方面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

2000年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理论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西方的影响越来越深入,我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现在提倡要创新发展,但有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们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有些不太明确,就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东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对这个倾向是不同意的。这个东西挺危险,在我们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里面都占有很大比重。从教育界、理论界、学术界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学校里学习的比重越来越少,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了,但西方经济学却被列为一课。

观察当前的理论界包括教育部关于课程安排的指导思想,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问题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不太明确。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概都认为是搞革命的,打倒资本主义就是靠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资本主义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搞经济建设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没有用了;现在西方经济学讲的是很现实的一些经济问题,所以这个有用。现在社会上主要是这个认识。

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想扭转这个看法。而扭转不能批判别人,毕竟西方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别人学也没问题,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提高自己,得说清楚这门课到底对现实有什么用,主要把这个讲清楚就行了。我总觉得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来的地位和能不能起作用,和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当站出来,从正面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对现实经济建设的用处在哪儿,有多大,而现在西方经济学是不能够提供这些作用的。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在写文章,我把这些文章又合成一个集子,2009年出版了,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个集子集中了我这一阶段的主要思想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是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界限。想要借鉴和吸收,首先就得划清界限,看到它的根本区别,然后再吸收它有用的东西,去除糟粕。正是由于划不清界限,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上才出现了这种论点,即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这种论点,说明现在我们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队伍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对现实的作用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的作用比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用处大得多。我有一句话,我的博士生听了以后说收获很大。这句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经济建设的作用,假如说是西瓜,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用处就是芝麻。现代西方经济学只在于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可能为你提出一些指导,这些东西对搞经营的人来讲还是有用的,但那些都是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研究大问题,比如所有制问题,比如要不要发展国有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属于西瓜。你不能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所以,从科学上来讲,真正去对比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有点盲目性,一个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点怀疑,另外西方的东西挺新鲜的,而且比较好懂。要纠正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理论上想办法讲清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回答的。你看党的每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它都服从于一个目的,那就是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文件重点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个的,这都是中央文件里的中心问题,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用呢?恰恰它有最大的用处,因为它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像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其他的经济学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可人们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很多人越不学就越不理解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觉得跟我们的认识也不是太清楚有一定的关系,教育部的课程安排对政治经济学有点不太重视,尽量削减它的比重,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看到这些问题。想说清这个问题也很不容易,我真希望有一天或者中宣部出面,或者教育部出面,能公开地把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说一说,他们的讲话是官方的,这才有力量。我希望有一天能做到这一点。

做学问的体会

我觉得我对问题的认识,一般不满足于像报纸或者一般的书籍上讲问题的深度。我写文章一般都要求自己一定得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没有新东西就不要写。当然,宣传工作也需要,不是说都要有自己的新看法。但我们做科学研究就不应该这样,不是做一般的宣传工作,而是要科学地去研究。如果你讲的没有自己的东西,不能够给读者提供其他一般文章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没必要写。科学研究要注重创新,一定要创新。必须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层的研究、深刻的考虑,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结论,不能满足于通俗的说法,要对问题有追根究底、深入钻研的意识。

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第一就是要真正重视我们自己的实践。很多人老说要重视实践,嘴上那么说,实际并不重视。比方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出发来创新,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教训。结果你不管这个,老想用西方经济学来“纠正”马克思主义,那这个路子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表示你对实践根本不重视,你的眼光没有放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上来。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要真正从思想上重视我们现在的实践,真正地去好好研究总结这里的经验,得出新的看法、新的结论。

第二就是要真正深入钻研经典著作。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基本原理就在他的著作里。假如你没有很好地去学习、去钻研经典著作,那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得到。所以我觉得要真正创新、创造、发展,必须首先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但这个要求在今天来讲,还是差得很远。虽然马克思主义被学习这么多年了,但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观点上却仍有很多分歧,理解得对或不对都有问题,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不然搞创新、创造、发展都是空话。

再一个就是应当放眼世界,研究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比如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之前我们光从书本上知道经济危机,却没有看到什么叫经济危机,这次虽然也没有看到,在咱们国家的表现并不典型,但至少我们经历到了。我儿子在美国,当时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老百姓对经济危机是什么感受。我儿子就说,这边的老百姓当时就是天崩地裂这么一种感受。每天都在工作,突然间没有工作了,这个打击我们中国人哪儿感受得到啊!所以虽然我们还没亲身感受到,但至少我们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媒体介绍得很多、很丰富,但我们理论界的反应不如西方快。像西方经济危机一来,在欧洲、美国这些地方,《资本论》一下子就成为热销的书籍,都脱销了,出版社赶紧出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最深刻的。可在我们国家呢?我仔细看了,反应并不如西方那么大,这和我们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没有感到这个危机对自身有多么大的影响;再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也忽视了,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感觉到它对现实发展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缺少对全世界发展状况和趋势的研究,所以还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流派。西方比较流行的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主要是有关哲学方面,那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但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对学生都有影响。所以,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哲学家,应当关心世界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比他们的观点做些研究,这样也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想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优势,就是从教60年了。这60年里我们身上积累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西方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都有很大的挑战,因此,我觉得我今后主要的精力就在于能够把我积累起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东西传承下去。现在我的博士生入学以后,我都系统给他们讲一年的《资本论》,我有这个阵地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现在每学期差不多都有六七个博士生,还有其他博导的博士生都愿意来学,等于是我自己又开了一个班,名义上没有的班,从头到尾学《资本论》,因为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研究经济学的人不懂《资本论》,等于你什么也没有;没有系统学过《资本论》,那你很难向前发展,因为你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吴易风老师是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他要求他招的博士生都来听我的《资本论》,因为他知道,研究西方经济学要是不学《资本论》,那没有比较,就没有评判的能力。另外,研究《资本论》的人本身也得学西方经济学。现在我感觉,学《资本论》就是要和西方经济学对比着学,这样的话,对《资本论》的内容也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一点,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更加有评判的能力,思路也更开阔。

人物简介

胡钧(1928—),曾用名胡松令,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家。

胡钧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11月奔赴解放区华北大学学习,后在华北大学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读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1973年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复校后回校工作。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曾任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学政治课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胡钧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等方面的研究。他在研究方面的独到之处,是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论文《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中,第一次在理论方面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商品关系下的等价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的思索》中,进一步从质的规定和量的决定以及它包含的内容和实现形式等方面更深入全面地阐明了等量劳动交换与等价交换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解决的可能性和实践过程。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有重大实践意义,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定提供了深层理论依据。他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该著作是1998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的课题。他作为副主编,与宋涛等合作参与编写了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受国家教委聘请,与吴树青一起主持了公共理论课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编写工作。撰写的论文和著作多次获奖,其中《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和管理》1991年获中国图书二等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2000年获中国图书二等奖,2001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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