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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何增科、周淑真、聂辉华:反腐,从书记挂帅到党内法治
2014-07-30 16: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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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编辑:天武

7月24日,多次参加中纪委座谈会的反腐专家,参加“反腐败与国家治理”报告发布会,探讨治理一把手腐败的现实路径以及制度建设,阐述一年来中央“打老虎”成果及未来的反腐方向。凤凰网大学问独家精编研讨会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何增科:第一个方面是党内法治。要从书记挂帅,党内书记个人自制走向党内法治,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拟定各级党委、常委会,特别是书记的权力和责任的内容、边界,实现权威法定,这个非常重要。建立党的全委会决策,常委会执行,把纪委改造为监督委员会,这样党内三权分立体制。党的纪委改为党内检察委员会,重点对书记进行合规性监督,这是党内权力分立体制。

周淑真:现在的腐败依然严峻、复杂,党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立场、有目标,立场、方向;有腐必惩,有贪必诉,以零容忍态度控制腐败,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周淑真:目前应该说是腐败的高发、多发时期,我们比较强调纪委、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如果这个时期过了以后,我们应该在这个制度里头找到一种平衡。所以,讲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党委还是主体责任,不是纪委,除了监督之外,纪委别的负不了,不是说纪委取代了一切。

何增科:限权就是对纪委也要限权,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另外,让法律的执行、制定和运动,一定不能集中在同一个机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法治,最后变成人治。

嘉宾介绍:

何增科:政治学博士、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为腐败与反腐败。何教授多次参加中纪委专家座谈会。著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等著作。

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外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周教授多次参加中纪委专家座谈会。著有《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契约与组织理论,著有《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等。

以下为研讨会精编:

何增科:反腐建立党内三权分立体制

“一把手”腐败,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一把手”现象。“一把手”现象主要表现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和党政职能部门“一把手”,专权体制下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突出的问题。

“一把手”现象本身是和“一把手”专权体制联系在一起,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把手”的权力滥用,权力滥用并不见得都是腐败,有些权力滥用跟腐败没有关系;还有就是腐败。也就是“一把手”现象本身包括“一把手”腐败,但是不限于“一把手”腐败。“一把手”腐败是“一把手”现象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把手”现象成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运行机制,很多人概括是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不断有任务下压。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中,自上而下对于“一把手”是授权无限、责任无边,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负总责,既然他负总责,就要掌全权。这样的体制,“一把手”负总责、掌全权,权利和责任范围不清,权力就容易扩张。

第二,“一把手”对于下属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属职业发展、职业安全完全由“一把手”掌控,在这样情况之下,“一把手”下面各级官员要想依法行政比登天还难,因为人家随时掌握你生杀予夺大权。

另外,“一把手”怎么推动工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还是一个理想,目前不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都是靠“一把手”的讲话、指示推动治理,从上到下都是这样,是政策治国、文件治国、讲话治国、批示治国,不是法律治国。解决之道,我提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党内法治,第二方面是行政法治,第三是政策过程民主,第四是公共信息公开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等个人重大事项公开。

第一个方面是党内法治。要从书记挂帅,党内书记个人自制走向党内法治,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拟定各级党委、常委会,特别是书记的权力和责任的内容、边界,实现权威法定,这个非常重要。建立党的全委会决策,常委会执行,把纪委改造为监督委员会,这样党内三权分立体制。党的纪委改为党内检察委员会,重点对书记进行合规性监督,这是党内权力分立体制。刚才聂老师提的是收受权力,全垂直,我讲的是横向党内权力分立解决,思路完全不一样。

第二是行政法治。行政法治的要害是什么?要害是说要把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分开,为职业分管建立职业发展和职业安全的法治保障。科长、处长,如果说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依法履行职责,不用担心局长、市长、书记给他穿小鞋。同时为职业政治家建立任期限制,建立合理的职务待遇,离职后的就业限制和保障,依法划分不同职责的权限,避免职责同步。现在中央、省、市、县,基本上职责是一样的,事实上中央和省、市、县管的事应该不一样,职责不一样,机构也不一定上下对口。避免授权无限,责任无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政府之间权力责任,实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第三是政策过程民主。我们对选举民主很恐惧,不确定性很大,所以很多人很害怕,选举民主现在不能弄,怎么办?我们有新的概念,就是政策过程民主,我建议制定行政程序法和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决策程序条例。因为行政程序法约束不了党委,很多事情是党委决策,怎么办?重大事项党委决策要有决策程序条例,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要求和地方创造的良好做法,像公开听证、公众旁听、公示,你不采纳相关建议,说明理由。对很多政策方案,由第三方提出政策备选方案,请相对对立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和进行票决制,将这些东西上升为法定程序,靠法定程序约束“一把手”权力。

第四是公共信息公开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等个人重大事项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遏制“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要靠体制内的力量,也要靠体制外的力量,公民的力量,媒体的力量。他们怎么发挥作用?靠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位阶低,覆盖范围有限。建议尽快制定公共信息公开法,公共信息公开范围包括党务、司法、国有企事物单位这些公共部门重大事项,预算、工资福利,利润等等,这些重大事项纳入公共信息范围,依法予以公开,为公众获取相关信息提供便捷途径。

同时公共信息公开发为侵害公民和媒体信息权行为提供行政以外的救济渠道,就是司法救济。另外,加快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要实行新人新办法,如果你的法律颁布之前,你要五年、十年颁布,你要制定一个路线图,告诉老百姓什么时候颁布。在此之前新人新办法,新一届中央委员,新提拔的干部,可以把财产先公开,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周淑真: 十八大来打老虎震慑作用巨大

从我们现在国家党的权力制度模式来讲,“一把手”是权力之根本。从权力属性来讲,权力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具有独占性、扩展性、排他性和蜕变性。所以,在权力崇拜的社会背景之下,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于“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一个大难题。

我要讲的就是治理腐败的路径选择,如何认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我要讲的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对当前中央反腐思路的理解。7月16日,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出席今年第二轮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的时候有一个讲话,我觉得这个讲话应该说是代表当前中央反腐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定位:现在的腐败依然严峻、复杂,党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立场、有目标,立场、方向有腐必惩,有贪必诉,以零容忍态度控制腐败,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他认为当前目标是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保持高压态势,要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和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后的顶风违纪行为,越往后越严,要强化使之不敢的氛围。要制造一个让贪官不敢贪的范围,使顶风违纪者收敛,让伸手的人收手。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所以,我想他对目前这样一个形势的判断,再看我们十八大以来对于治理腐败的一个路径选择,到底是怎么样的腐败大面积的发生,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怎么进行治理?也就是说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从一年多发展来看,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方向,治标和治本的问题是2013年1月王岐山提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所谓治标,在反腐败问题上,就是通过一定途径之方式、手段和措施,刹住不断蔓延的贪腐的风气,全面遏制腐败势头,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贪腐问题。对位高权重的老虎是怎么打的,十八大以来到6月30日,对反腐重拳击落下马的省部级老虎35个,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今年上半年查处了330多人。

所谓治本就是通过建立权力制度和权力约束的制度机制,就是通常讲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根源,十八大以来,在治标的同时也在强化治本。我们说八项规定既是治标的一个举措,也是在为治本建章立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民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里面关于反腐的那个条款,都是要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从制度上去治理腐败。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刚才提到领导干部有关事项的申报公开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那个座谈会上很多专家提到的问题,现在陕西省在开始实行,不仅仅包括家庭成员的重要事项,还包括存款、各方面的情况。应该说这一年多来推动各级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制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这些制度体制或者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创新,对于宪政建设的作用是长久而深远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量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我们治本的一个内容。

同时还有一些,你很难说是单纯的是治标还是治本,有一些举措是标本兼治的。比如说大家都看到十八大以后畅通广大民众参与反腐败的渠道,现在网络的发达,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去进行检举。十八大以后中央就提出鼓励实名举报优先办理。

还有巡视工作的创新,并且形成全覆盖,巡视工作不仅能够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长期存在并日益严重、隐秘性强的腐败案件,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大案要案的严肃处理,使人们看到巡视制度不仅仅是反腐的猛药,更是惩贪的离奇。这些东西不仅治标又是治本,是以治标的方式开始,但是最终达到了治本的目的。

周淑真:一年多来中央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

应该说一年多来党中央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在腐败的高发态势下,通过强力打击得到初步遏制以后,制度反腐的推进才能够更加顺利,治本工作之所以迫切、重要,在于腐败现象最大的危害是严重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层层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滋生的腐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心理,治本工作能够使贪案之风有所收敛,给人们以反腐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为治本赢得时间。

治本是权力规范在制度的笼子之内,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从治标到治本我认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两者之间有区别,但是不存在明显的时间的界限,也不能说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治标完了就治本了,其实治标的同时就是治本,八项规定就是一个规定,但是实际上是治本的,以后不能犯,就立了规矩。所以,方方面面的制度是一项一项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个人对于反腐败斗争未来的理解。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一年多来的反腐败工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源头治理,赢得群众广泛赞誉,展望未来,反腐问题上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严惩贪腐,有腐必惩,有贪必诉。

在治本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反腐,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可以的,但仅仅如此也是不够的,因为从目前揭发的家族案、串案、窝案来看,社会还存在腐败的风气和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权力极度的崇拜,对财富金钱无止境的追求,而且这种极大的占有欲,还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就是价值模糊,信仰缺失,这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与反腐败斗争同时并进,才能通过制度反腐铲除滋生腐败的出让,使反腐败才能达到标本兼治。应该说在持续中的反腐败斗争,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说的多,做的比说的好,所以需要理论界来进行理论学术的总结和阐释,因为现在反腐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少有的。谢谢大家!

何增科: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限制“一把手”人事权

提问:请问何老师,您说将来要建立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制度,但是在中国一党统治下,成为政治家,需要竞选的环境或者竞选政治,但中国是没有的。您这个建议是有什么现实基础或者时间规划吗?

何增科:其实我们现在讲得类似于职业政治家,就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行政主官,包括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首脑,他们是政官或者职业政治家。另外,一些人在这个部门里面是科长、处长等等,像他们是具体管理事务,具体提供服务的。

现在我们对这两部分人本身的管理是混同起来管的,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一把手”可以管到底,一竿子插到底,下面的处长、科长那些人现在变成什么?就是官僚政治化,投“一把手”之所好,就是依法行政和“一把手”之间选择的时候,如果“一把手”可以决定他的去留,显然他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最开始公务员改革方案是有政务官和事务官划分,但是一些原因比较敏感,我不讲了。实际上没有做出区分,统一管理下带来很多弊端,根子在这里。

从党和政府来说,培养职业政治家,可以通过让他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行政主官,逐步往上。职业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民意,具有战略规划、战略思考能力,善于进行多方协调,引领社会方向。现在我们很多党政主官做的是一般普通技术官僚做的事。

总得来讲,假如说这两个通道分开了,我们的职业政治家选官的群体视野就大大开放。因为现在我们是从官僚队伍中间选党的领导干部,从下级党的领导干部选上级党的领导干部,所以选上来最终都是技术官僚。将来职业政治家群体,如果不是按照这个选法,社会上一些优秀的学者、律师、记者等社会精英,就有可能进入到职业政治家群体选择的范围之内。

我们今天讲“一把手”腐败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关系,现在这种领导体制是党和国家安排“一把手”,特别是党的“一把手”,书记挂帅具有最大权力。如果不讲中央层面,讲地方层面,叫做党政领导体制,上面是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下面是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如果不触及这个问题,很多改革可能是边缘化改革,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何增科:对纪委也要限权

提问:最近反腐有一种质疑,会不会导致下面官员为了讨好中纪委或者怎么样,出台一些比较严厉的措施,比如说关注严查官员的私生活。因为都知道相对来说,想查“一把手”的私生活是比较难的,谁去看?到最后还是普通公务员倒霉。所以现在公众也有这样的疑虑,会不会导致折腾?会不会折腾起来?我问周老师、何老师、聂老师,如果您三位有不同观点就更好了。

何增科:其实有两个东西中国古代都做过,可能产生两种效果。第一个就是古代到明朝的巡抚,巡抚原来是一种监察官,你让监察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最后巡抚集监察权和行政权于一身,更加不可制约。如果把纪委地位提高,最后党内是纪委书记说了算,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有把你官帽子摘掉的权力,最后还不都是听他的吗?全垂直的结果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让纪委成为另外一个巨无霸?第二个是明朝东厂、西厂,可能会导致特务统治,大家都很讨厌。

周淑真: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目前我们反腐败来看,可能有些问题是有阶段性的。比如原来纪委好多是摆设,不去办案、不去监察、不去监督。十八大以后我们强调纪委垂直领导也好,或者是纪委地位提升也好,我觉得都是在一定阶段。

其实这些中央来讲,或者整个社会来讲,权力配置应该是逐步平衡,纪委原来不作为,现在作为了,又说纪委是不是太什么了,以后大家都要唯中纪委马首是瞻。我觉得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目前应该说是腐败的高发、多发时期,我们比较强调纪委、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如果这个时期过了以后,我们应该在这个制度里头找到一种平衡。所以,讲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党委还是主体责任,不是纪委,除了监督之外,纪委别的负不了,不是说纪委取代了一切。

具体到你刚才讲的,一个说八小时之外可以监督,一个说八小时之外不能监督,到底会有什么趋势出现?我当真没想好,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除了我们反腐败的制度、体制以外,关键是人的因素,就是官员自身的素质,他自身的品位,自身的道德,也还是很重要的。原来我们讲光宗耀祖,如果一个人珍惜他个人的声誉,珍惜他家族的声誉也是一个好事情,他对自己有些方面就有所克制。我觉得现在包二奶、包三奶,每个贪官都有这个东西,就是揭出来的,没揭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了。这个事我觉得和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的品位,他的人品还是很有关系的,这个从社会文化里面也要进行一些建设,不仅仅光是官场上的制度。

何增科:限权就是对纪委也要限权,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另外,让法律的执行、制定和运动,一定不能集中在同一个机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法治,最后变成人治。

聂辉华:限制权力是基础,监督权力是关键,提高激励是保障

根据人民网舆情调查,腐败问题在过去十年间一直是十大热门话题之一,而且每年两会都很热门,其中五年高居第一。

中国属于比较腐败国家,不加以控制,会变得非常严重

国际上衡量国家腐败的指标有几个,一个是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CPI),第二个是世界银行治理指数的腐败指标。根据这两个指标判断中国的腐败,中国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

首先看腐败分数,分数越高,代表越清廉。90年代以后中国腐败程度其实是有加重的趋势,而且在最近几年略微上扬,最近一年算是比较好。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连着两年,中国腐败排名是80位,排名越靠前说明越清廉。170个国家中,中国腐败排名是第80位,差不多平均水平。

另外我们看世界银行的指标,排名不是绝对排名,是相对排名,比如10是代表前10%,60是前60%。中国90年代之后排名在前40%左右,与第80名除以170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腐败在全世界是中等水平,是比较腐败的国家,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

另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最近反腐败力度很大,抓了很多人,抓人是很有规律的。2000年到2014年3月底,中国367个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在政治敏感时期抓人的概率比较低,或者官员被抓的概率比较低,比如全国两会、地方两会、春节等政治敏感时期,过了这个之后,抓人的概率会上升。所以,我们认为反腐败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效应。

因为“一把手”腐败特别严重,会放大腐败效果,所以我们主要聚焦于“一把手”腐败。“一把手”主要是党政机关、国有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单位的“一把手”,像党委书记、市长、局长、校长等等,“一把手”的危害不用说了。

我们统计了一下,在367个厅局级腐败官员之中,担任或者曾经担任“一把手”的有219人,占60%,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也统计了“一把手”的行业特征,发现往往是租金特别丰厚的行业,党委、政府、交通、司法、国企,“一把手”更容易腐败。

219个腐败的“一把手”,博士有13个,占6%左右,这个比例不算太低,略低于贪官中的博士比例9%。女性只有3名,占1%左右,低于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比例3%。中国女性官员比例,处级干部是16%,厅级干部是13%,女性贪官比例极低,一个是女性比较害怕担风险,还有就是家庭责任,比较不容易腐败,所以我们减少腐败的话,也许可以多提拔女性干部,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全部厅级以上贪官案例中,有将近一半人包过二奶,有12%的人曾在政法系统工作,这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然后是工作履历,在中央工作的有7%,地方工作的有93%,如果拿中央调任官员和这个相比,中央调任的官员腐败比例和地方官员腐败比例差不多,就是说如果不改革制度,从中央下派官员不会改变腐败态势。这是国企腐败态势,占17%,这说明国企腐败非常严重,我估计下一步国企腐败是重头戏。

根据全部厅级以上贪官学历分布图,也就是大部分官员都是精英,都有硕士以上学位,占了80%,博士占9%,这个跟时间有关,越往后学历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详细分析履历,要分析这些官员博士学位有多少是暂时取得的,有多少是读了博士再工作的,这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应该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讨论反腐败,第一个是限制权力,我们认为这是基础,为什么腐败?就三个原因:第一,你有权力,有自由裁量权,权力空间很大,如果这个权力是死的,比如罚款只罚100块钱,就没有腐败空间,比如罚100到1000,就有腐败空间。第二,他有权力还不行,权力要变成钱,就是权力变成租金。第三个就是腐败之后不被发现,或者惩罚比较低,这都会导致腐败比较严重。

怎么限制权力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提了一些政策建议。首先减少各类审批权,“一把手”权力包括政府权力主要是审批权,所以如果减少审批权就间接减少“一把手”的权力,减少了权力之后腐败就会少。

第二方面是应该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刚才说自由裁量权是导致腐败第一个原因。怎么减少呢?原则上是减少侯选清单,“一把手”是管人事的,人事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怎么管人事呢?我们建议试行“差额提名”。过去提拔干部标准程序是这样,某个地方缺职位,组织部门征求“一把手”的意见,按照“一把手”的标准物色,最后发现这个人都是“一把手”的人。

所以,我想能不能差额,每个职位最少一个候选人,大家说其他人可能是陪练的,但是至少可以形成一些约束。另外,长期来讲,是否将人事干部提名权扩大到全部党委常委,现在只有组织部门代表党委提名人选,但是组织部长和党委书记都是一起的。所以,下一步可以在某些地方试点逐步将人事提名权扩大到全部党委常委。

第三,应该加强对重大决策的事先约束。除了显性腐败,还有隐性腐败,就是政绩工程,每个人上台都搞,都变成豆腐渣工程或者是烂尾工程。政府做这些事情应该有事先论证,比如决策咨询委员会论证,但是有些地方并没有决策咨询委员会,或者很多地方的主官自己就兼任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一把手。另外就是人大应该有监督权,但是人大的监督权都是在事后的监督,但是问责权没有落实到实处,我觉得在法律框架内可以做实。

第二部分的原则是强化监督。第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谁都不能否认这个监督主要是靠纪检监察系统。过去纪检主要是对同级党委负责,慢慢是双重领导,到十八大以后是上级掌管为主,纪委从属地管理变成半垂直管理,但是还是不够,应该向全垂直管理转变所以我们建议应该试行全垂直管理,让纪委系统在全国横向流动,比如纪委的人在系统内流动就可以,因为这个工作比较专业。

第二个是我们建议加强对“一把手”的八小时之外监督,目前的监督好多都是工作场所监督,但是工作场所监督很难起到威慑作用。为什么?大量腐败是发生在非工作场所,比如娱乐场所、饭局上。但是,我相信纪委系统有办法、有智慧能够探索一条既保护人权又反对贪污的折中办法。

第三是用人腐败。自下而上的监督,首先是用人腐败,我们提到关键是严格考试制度,公开候选人的分数或者票数,公开民意测验结果

第二个是治理项目腐败,大家说有招标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是很多技术性条件不够。比如我们随机检索了一个政府网站,一个项目从宣布招标到停止接收招标书只有七天,如果大型项目你准备材料,准备资质文件,实地调查,做方案,七天根本不能完成,谁可以拿到项目?肯定是内部人。所以,是不是分行业规定,比如不同项目公示期应该是半个月、一个月,应该有行业标准,七天太短。然后中标之后只有三天,这个形式意义太大,实际意义没有那么大。

第三个原则是提高激励。从经济学原理上讲,你监督和激励都不能缺,你不能说我只给大棒不给胡萝卜。官员掌握很多权力,如果你只监督不激励,他可以不做事,只要不出事我就不做事,这也不是反腐败的目的,反腐败不是让他不做事。我们加强激励的第一条是实行“现代品位分等制”。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想往上升,根本等不及五年,省委书记和省长平均任期是三年,市长平均是2.5年,县委书记是3年左右。都忙着升官、弄政绩,留下很多隐性腐败。那么县委书记如果干得好的话,能不能原地升为副厅级巡视员,这样可以把剩下的事情做完,而不是半拉子工程,每天跑官要官。这其实就是“高配”,但是对什么职位进行高配,高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觉得需要研究,需要将高配制度化。

另外,我们应该适当提高“一把手”物质保障,包括官员休假。另外,对官员强制定期体检,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健康。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公示官员体检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公示健康比公示财产更有杀伤力。

我们认为反腐败没有什么奇招异数,没有终南捷径。总结三句话,限制权力是基础,监督权力是关键,提高激励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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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何增科、周淑真:反腐,从书记挂帅到党内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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