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小传

严瑞珍，1929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共党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我校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5年留校任教，曾任我校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农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评议委员等职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农业经济问题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严瑞珍在中国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力经济和反贫困等领域作出众多开创性贡献，出版学术著作21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吴玉章科研奖、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首次提出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工农业劳动力折合为标准劳动力的方法计算剪刀差；首次提出工农业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是处理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唯一正确方针；首次引进“产量比”的方法科学评定土地的经济质量……作为学科奠基人，严瑞珍矢志不渝、开拓创新，始终走在学术最前沿。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踏遍祖国的田野山川，花费30多年时间在中西部农村帮助2万多名贫苦农民摆脱贫困，国家科委及河北省科委授予他“科技扶贫”奖和“创业”奖。他以学术视野探访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土地，用实践解决新中国农业生产的种种困境，始终坚守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誓言。

艰难困苦锻造初心

1929年，严瑞珍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一户市民家里。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恰逢战争乱世，饱受颠沛之苦。他对上学最初、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跑警报”，小学时，日军的航空母舰就停在家乡温州瓯江口外，日机起飞的时候，全城会拉响空袭警报，伴随着警报声，炸弹开始对整个温州城狂轰滥炸。学生们每天上课都绷着一根弦，一听到外面混乱的脚步声，无论处在什么状况，都得马上跟着跑。

中学时，严瑞珍的校舍被飞机炸毁，但学校没有钱盖新的，大家只能在稻草搭建的草棚里读书。温州临海，夏季常有台风。台风时节，草棚倒了盖、盖了再倒。战火中，生存成了奢侈的事情。每次轰炸后哀鸿遍野的惨状带给少年严瑞珍巨大的冲击，“轰炸过后，能看到的就是到处冒烟的废墟，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人已经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人的生命简直和蝼蚁一样”。

城市沦陷后，严瑞珍一家人被迫迁到农村居住。由于经济环境恶劣，物资极度紧缺，再加上温州地少人多，普通农民种地生产的粮食根本难以为继。严瑞珍寄居的房东老婆婆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几条破被子。结束一整天的艰苦劳作之后，她还要在晚上编织草席来勉强度日。老婆婆披着破旧的棉袄、在油灯下埋头辛苦织草席的样子永远留在了严瑞珍的记忆中，“我想，这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象征着遭受了几千年苦难却仍然坚强不屈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在国仇家难中，严瑞珍慢慢地成熟起来。这些痛苦的记忆在他心中埋下了走向农村、发展农村、改变农民生活的种子，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面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坚守理想无畏斗争

抗日战争让严瑞珍看透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实质，他心中埋藏的爱国之种，在革命真理的催化下生根发芽。

中学时期，严瑞珍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知识，还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书籍帮助他把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让他知道了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的阶级属性无法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的真理，并因此坚定了学农业经济学的决心。

1948年，严瑞珍高中毕业后拒绝了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抛来的橄榄枝，选择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当时身边许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放着“康庄大路”不走，偏要选择农业的“独木桥”，他却依然坚定地走向中国广阔的农村田野，独留给众人倔强坚毅的背影。

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严瑞珍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国家的强盛、农村的发展、社会的改造都无法实现”。于是，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成为一名进步的革命青年，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一边积极地组织学生运动，一边殷切地盼望解放的黎明号声吹响。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严瑞珍和同志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共同保卫学校。他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一首诗：“慷慨悲歌刀丛行，拼将腔血沃金陵。历经劫难终不悔，风雨如晦听鸡鸣。”盼望着，坚持着，斗争着，终于，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学业的严瑞珍仍然积极地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实践中变得越发成熟。

传道授业为党育人

1952年在中央大学完成学业后，严瑞珍了解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南京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我非常向往，而我也很幸运地被录取了。”金秋时节，严瑞珍从南京辗转北上，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从此结缘70年。

从校门到校门的严瑞珍，对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调研有限，在深度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以及应走什么道路等问题上，还缺乏深刻认知。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适应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二是如何将苏联的农村发展经验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带着对这两个问题的困惑，严瑞珍度过了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毕业留校后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承担了为全国高等学校编写教材的重任，学者们要在苏联教材基础上，编出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在成立不久的农业经济系，严瑞珍和同事们一起承担了这一重任，开始着手编写《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与管理学》这两本教科书。为实现“高水平、中国化教材”的目标，必须把研究对象转向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严瑞珍到农业机关以及最基层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不仅为他编写教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为他苦苦思索的两个困惑提供了解决的方向与途径。这两本书出版后，新中国农业经济专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教材，全国20多个农业院校的农业经济系都将其作为经典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经学子。

作为师者，严瑞珍潜心教学，遍植桃李。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还经常应邀给各级农业干部上课，更曾耐心细致地给普通农民讲过课。

严瑞珍是一位亲和的教师，他一直强调教学相长，鼓励学生们勤于思考，一起在实践中探讨观点、互相启发。他十分关心学生，邀请学生们到家中，一边吃着家常菜，一边探讨学术或是生活上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人是因为业余时间里的努力程度不同而逐步产生差别的”。弟子们大多传承了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兢兢业业地实干。

行走在田野之间，落笔于方寸之中，在人大70年间，严瑞珍留下的学术财富和谆谆教诲，让一代又一代学子受益终身。

深耕学问终至大成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严瑞珍始终致力于农业经济学、生产管理学、生产力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不计其数的学术成就。然而，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少”。

苏联曾因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动用了大量的农业原始积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终阻滞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严瑞珍意识到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和农民贫困问题极其严重，必须从苏联汲取教训，处理好工农两大部门之间的关系。

1990年，严瑞珍在学术界率先明确提出“先工后农”——先用农业积累搞工业，后用发展起来的工业积累搞农业——并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他进而提出，工农业之间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应是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而不是“先工后农”。要想处理好工农两大部门间的关系、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工农业应有一个合适的速度比、投资比、价格比以及工人和农民合理收入比。这一理论推动我国工农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除有关工农两大部门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外，严瑞珍同样在农业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严瑞珍首次引入“产量比”的方法来评估土地的经济质量，使得土地的经济评价以及土地极差收入的量化成为可能，为农用地的分等估价以及针对级差土地收入而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开辟了道路。为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的弱质性，严瑞珍探索从工农业发展速度比、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比、农转非土地价格形成等方面揭示农业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在老一辈农业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第一届全国农业经济学家代表大会在苏州召开，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也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严瑞珍被选为学会秘书长，后又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协助理事长推动农经学界的拨乱反正及农村经济改革工作。

一片春潮涌动在广袤原野，农村的经济改革为严瑞珍提供了极大研究空间。遵循着“在实践中形成观点，到群众中去听取反馈，经过修正形成结论”的原则，严瑞珍走进广阔天地，展开了广泛的实地调研工作。根据自己在长期的农村实践调研中所总结出的经验，他对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机械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呼吁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稳步前行，走有选择的农业机械化道路。针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他还提出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体系，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讲好中国学术故事

学术研究从来不是闭门造车，于实践中厚积薄发的农业经济学，与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实现了“双向奔赴”，最终以辉煌成果震撼世界。

1980年，由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丹姆斯、副主席大川一司以及赫尔德利斯司库一行三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严瑞珍陪同他们对南京、上海及苏南农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伟大成果和中国农村的光辉前景，更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农村未来将对世界农业经济学术界研究产生深远影响。通过这次访问，我国农业经济学界和国际农业经济学界中断了长达40余年的联系得以重新建立。

1981年，严瑞珍应邀参加了世界农业经济学家大会，并在专设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专题报告会上作报告。近千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报告结束后，严瑞珍身旁更是挤满了各国学者，有继续提问的，有要求留下通信方式以便日后联系的，有没拿到论文要求补寄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随着严瑞珍的演讲走向了世界，严瑞珍也真切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自豪。

会后，严瑞珍应日本、美国、德国、印度、英国等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参与了大量大型国际研究项目，真正让中国农业经济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位引领农业经济学界学术潮流的知名学者，却是一位极其谦逊的人。2004年，在严瑞珍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捧着刚刚发布的《严瑞珍文集》，他谦和地说：“50年的经历中有欣慰也有遗憾。欣慰的是50年来农业农村教学研究这颗心没有变，始终心系农村、心系农民、心系农业；遗憾的是学习方面有空缺，实践总结得不好，创新差得更远。”即使已经取得极高的学术成就，他依然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反思、不断总结，永远奋斗在中国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线，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而奉献。

唯愿青山披绿装

诸多诱惑伴随改革开放大潮而来，但严瑞珍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认定的路上。自从 1985年中央作出反贫困战略部署后，严瑞珍就和反贫困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用双脚丈量中国山区农村的土地，走访了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贺兰山区以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草原地区。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东部地区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及城乡间的差距也逐步扩大，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中西部山区农民生活仍十分困难。调研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后，严瑞珍开始思考：在僻远的山区、贫瘠的草原、莽莽的沙漠还生活着贫困的农民，他们怎样才能像东部地区的农民一样快速富裕起来？

通过广泛的贫困山区调研和亲身经历的反贫困工作，严瑞珍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困地区的样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引进一项先进农业技术、一个新产业是绝对不行的。为此，他写下《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一书，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贫困山区的分布及治理的紧迫性、生态、粮食、资源开发、技术引进等问题。这本书受到时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副主任及扶贫办主任杨钟的赞赏，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最系统、最有深度的反贫困理论力作”。该书后来获得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6）和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在内的诸多奖项。

在从事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同时，严瑞珍始终坚持深入实践。1991年，严瑞珍争取到德国EZE基金资助，在太行山区的内丘县建立了脱贫与发展试验区，覆盖了河北省内丘县 3个乡51个村的5300户2.1万人。在这一试验区中，严瑞珍创建的“脱贫与发展内丘模式”首次得到了应用。9年时间里，内丘项目帮助当地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同时开展技术推广、人力开发培训、社区建设等一系列工作，最终项目户人均收入由1993年的337元增加到2005年的2340元，1万多名贫苦农民成功摆脱了贫困。

国家科技扶贫奖等荣誉接踵而至，严瑞珍“捧着一颗红心来，不带半根青草去”。2002至2007年，年过古稀的严瑞珍又依托“内丘模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建立起另一个反贫困试验区，帮助当地4000多名农牧民发展奶牛业，过上了小康生活，并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基于脱贫与发展内丘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严瑞珍还应邀指导了山东沂蒙山区、河北和山西太行山区、湖南武夷山区、云南西双版纳，以及河南、内蒙古和贵州等地的贫困地区脱贫和开发工作，让大批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如今，严瑞珍已是耄耋之年。他曾历经枪林弹雨的岁月，也曾见证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时光荏苒，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是他始终不变的牵系。从事学术研究70载，他于三尺讲台之上育英华，收获桃李满天下；于群山田垄之间促发展，换得农村新面貌。踏遍青山，情牵田野，严瑞珍始终奋斗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研究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