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小传

赵履宽，1930年生，云南大理人，中共党员，中国劳动科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我校荣誉一级教授。1978 年，牵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教研室，是为劳动人事学院前身。研究领域涵盖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法学、劳动保护学、社会保障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十余项，1992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人力资源管理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劳动科学教育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

“劳动”无疑是赵履宽70余年学术生涯的关键词。1949 年，赵履宽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华北大学录取，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见证了几十年来我国劳动经济学打破苏联模式、茁壮生长的历程。他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如果没有对劳动问题的深入研究，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从而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赵履宽深刻地认识到“劳动”“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劳动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他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创建以及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赵履宽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也是桃李芬芳的“师者之师”。他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劳动人事学院，开设了我国第一个人事管理本科专业，填补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科领域的空白。他身正为师、行为世范，严爱相济、润己泽人，既精通专业知识、是一位“经师”，更涵养德行、是一位“人师”，成为深受学界赞誉的楷模、后辈学人效法的榜样。

艰苦求学 忧国忧民

1949 年开国大典上，华北大学的师生高举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华北大学”横幅通过金水桥主桥时，赵履宽正在天安门城楼边上履行非武装标兵的职责。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曾经朝气蓬勃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者，可在他心中，“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喊从未褪色。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华中大学迁校办学，几经辗转来到了赵履宽的故乡——云南喜洲。华中大学的师生时常在街头宣传抗战、讲解抗战的道理，在街头巷尾书写“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等爱国标语。总角之年的赵履宽平生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华中大学师生传唱的“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这种爱国意识极大地启蒙了赵履宽的报国情怀，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影响。

1948年8月，赵履宽前往北平求学。由于路途遥远颠簸，待他到达时，当年的第一批大学招生已经结束，只有朝阳学院、中国大学和华北文法学院三所学校正在进行第二轮招生，它们都录取了赵履宽。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华北文法学院。入学不久，赵履宽与同宿舍的中共地下党员傅青成为好友，得以阅读和接触中共地下出版的书刊。

1949年1月下旬，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北平。当时，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承担着培养万千建国干部任务的一所新型大学——华北大学，一同来到北平招生。赵履宽是第一个报名者，也是录取榜上排名第一者。此后，赵履宽作为华北大学新生，到河北省正定县接受培训，教材为毛主席的主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毕业后，赵履宽留校任教，被派到华北大学天津分校，担任培训上百名青年干部的任务。1949年9月，华北大学已经迁入北平，完成任务的赵履宽回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华北大学新校址，开始学习俄语。

治学勤敏 求真务实

在7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赵履宽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不盲目崇拜权威，始终把追求真理作为唯一目标。

早在1957年3月，赵履宽就在《大公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由什么决定？》一文，对斯大林关于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这篇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被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论文选集》。

1973年，周总理建议成立工资理论研究小组，赵履宽作为研究小组的一员，对我国的工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77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是“文化大革命”后较早见报的一篇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被国内几十家新闻媒体转载。改革开放后，赵履宽意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的研究范围逐渐延伸至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领域。

股份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我国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于光远、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鲍恩荣等人在会议上建议进行股份制试点。同年8月，赵履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批判了否定中国失业问题和人口问题的“左”倾思潮，提出破除“铁饭碗”“大锅饭”的固有体制。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打响劳动体制改革的第一枪”。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赵履宽的研究领域从工资扩展到了人员管理、劳动力市场等。

1981年，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并入中国劳动学会，赵履宽任副会长。同年，赵履宽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撰文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观点，随后进一步撰文指出，劳动力的买卖具有一种出租的性质，既可以买卖，又要维护劳动者的公民权及其它合法权益。1984年到1985年间，出于劳动人事学院教学的急切需要，赵履宽主编了《人事管理学概要》一书，加上他出版的《劳动经济与劳动管理》《劳动社会学概论》两本书，奠定了我国人事管理学科教材的基础。

1988年，赵履宽进一步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的观点。同年，赵履宽与杨体仁等合著的《中国劳动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出版，阶段性总结了他的劳动经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劳动经济学的旧框框，在学术界和相关工作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89年，赵履宽在《评放权让利和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一文中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长期并存，正如在一场体育比赛中不能出现两套规则和两个主裁判，彼时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半计划半市场体制”，正是产生腐败（权钱交易）的制度性根源。

2001年5月，已步入70岁高龄的赵履宽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发表《关于21世纪人力资源开发的几个问题》，指出人的价值的全面提升是21世纪的主流趋势。从全球范围看，知识经济已成为21世纪的主导性经济，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21世纪的成功之道。

远见卓识 敢为人先

迈入学校东门，“实事求是”石后面的砖灰色四层大楼被爬山虎覆盖，枝叶满墙，绿意盎然。这座大楼建成于1951 年，2004年定名为“求是楼”。求是楼内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第一个社会保障专业、第一个劳动关系专业、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博士点、第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背景的全国性劳动科学教材，见证了我校劳动人事学院筚路蓝缕的建院历史，也述说着赵履宽等前辈学者勤耕不辍、薪火相传的佳话。

1978年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复校。赵履宽与许多同事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学校，并且继续积极奔走，请示学校主要负责人，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教研室，是为劳动人事学院的前身。

1982年，劳动人事部成立，决定建立一所自己的直属院校，培养劳动人事方面的专业人才。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学校都在努力争取与劳动人事部共建学院的机会。得知这一消息，赵履宽主动和劳动人事部联系，建议在劳动经济教研室的基础上创办劳动人事学院，经过不懈努力，1983年，劳动人事部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向教育部、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合办劳动人事学院的报告并获批准。

彼时院长一职暂缺，赵履宽担任副院长。最初，学院统共只有两间半小屋子，连教师办公、开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建设教学楼，赵履宽时常骑自行车往返奔波于学校与和平西街的劳动人事部，他曾这样描述这段时光：“我们建院那一段日子，就是‘从零到一’。‘零’就是白手起家，老师、教材、办公室，什么都没有，要我们一点一点去奋斗，奋斗到后来，就有了‘一’，出来了这一个劳动人事学院，再后来的发展，那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

1985年，学院迎来了第一届本科生。赵履宽在全院教师大会上提出了科研和教学的“三化”目标——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这成为劳动人事学院的教学科研取向。在赵履宽看来，中国已经显现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趋势，学术研究一定要紧紧跟上，甚至要起到引导的作用。“经济市场化”是提倡在进行劳动经济相关研究时，关注点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运行逻辑。“政治民主化”是在建院之初，赵履宽主导建立的一种“学生评价老师”机制，实际上就是后来普遍实行的教学评估体系，得到了良好的实施效果。“文化多元化”则是在学院内广泛地开设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课程。“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我觉得要多元，不要搞单一的价值灌输。”赵履宽表示。在劳动人事学院首次开设人事管理课程前，人事管理被局限在“政治保卫”的范围之内，劳动人事学院还因为这一创新举措受到北京市政府的嘉奖。

1992年，赵履宽正式出任劳动人事学院院长，“重点抓引进人才和教学科研质量两件事”。那时这一领域的师资力量急缺，为了充实教师队伍，赵履宽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引进优秀教师的机会。一次外出访问时，他注意到一位教师讲课十分精彩，立即询问那位教师是否愿意调到人大劳动人事学院，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赵履宽马上就积极创造条件。赵履宽自豪地表示，这些人才是劳人院最宝贵的财富，“劳人院拥有的资本就是人力资本，这是劳人院取得突出成就的秘密所在”。

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传入我国后，1993年，我校劳动人事学院在全国率先将“人事管理专业”改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同年设立全国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博士点并首次招收博士生，赵履宽为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在赵履宽的带领下，劳人院汇聚了一批具有市场化和国际化意识的教师，他们敢于抛弃苏联劳动学科体系与我国实际不符的部分，大胆提出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积极推动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解决我国企业面临的关于“人”的实际问题。

赵履宽锐意改革、兼容并包的办学思路，追求真理、永不懈怠的治学精神，时时鼓舞着劳动人事学院的师生们。现在，劳动人事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劳动科学研究的最权威院系，是国内相关学术领域最早的开创者，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源最佳管理实践的推动者。

诲人不倦 懿范高风

从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开始，赵履宽先后讲授过十几门课程。自1972年以来，他将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人事管理学这三门学科作为教学的主攻学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赵履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座右铭”：博览群书，交叉联系，继承创新，不断完善。

1956级校友黄宝璋对在学校上的第一堂课记忆犹新：“赵履宽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不是专业课，而是基础课，是教我们将来要为人民服务，要立学为民，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多年以后成长为劳人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彭剑锋也在回忆时感慨：“选择劳动人事学院，师从赵履宽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是我一生的荣幸和最智慧的选择。”面对这些赞誉，赵履宽总是哈哈一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指导过的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现在的专业水平和获取知识能力都超过了我，我为此感到自豪！”

1999年办理离休手续后，作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劳动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之一，赵履宽还想尽最大努力为这个领域再多培养一些博士生。本着这样的初心，即便是离休后，他每年仍然招收1至2名博士生，不仅亲力亲为地教授指导，还会每学期应邀给全体博士生开讲座，从哲学、传统文化及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视角，对博士生进行思想上、理论上、专业上的指导，为他们奠定广阔而扎实的学科基础。他并不以此为累，常常用《论语》中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句来表达自己教书育人、耕耘不辍的人生乐趣。

晚年的赵履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自然无为”等人生哲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庸之道”“道法自然”“和而不同”等思想，对于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人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常青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永恒思考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问题”。他寄语青年人要坚定文化自信，阅读更多经典，扎根中国大地，努力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同时常怀仁爱之心，畅享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