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的学习、教育、宣传和研究奋斗一生。

他坚持勤奋治学，著书立说，写史立传，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学术遗产，为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热情献身学科建设，培养众多优秀人才，为党史学习教育和人才培养开辟道路，堪称“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楷模。

一把锄头

作为中国较早具有理论自觉的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就像一把锄头，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在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他在中共党史学科初创时期尝试探讨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从理论高度推动中共党史学的拨乱反正，丰富和发展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

（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胡华，照片由胡华教授家属提供）

1962年，胡华在《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探究中共党史学科性质，指出“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而且是“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历史科学。在他看来，“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胜利是一致的”，即一部党史就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胡华深刻把握中共党史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前瞻性地从历史性和思想性的二重维度认识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揭示出中共党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本质属性，无疑走在时代前列。

以此为基，胡华旗帜鲜明地提出“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明确党史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则，即教学和研究要以真实性、准确性为基本前提，要做到言必有据、事皆可征；同时，他强调中共党史是一门“党性”的科学，“我们党史课，教书就是教人。这门科学的本身就是一门战斗的批判的改造思想的科学”。因此，他主张，研究和讲授党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做到态度鲜明、爱憎分明。

胡华进一步研究并提出，“史论结合”的方法论是中共党史研究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的必要途径。他重视“史”“论”关系的平衡，既强调史料搜集和口述的价值，又强调理论和史料的有机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把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阶级和阶级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基本观点作为驾驭大量史料、分析和研究复杂历史现象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如此，才能让中共党史成为科学。

多年来，胡华始终秉持着“一把锄头”般的深耕精神，在党史研究的田野中掘井汲泉。正是这种扎实的治学态度，使他的理论观点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充分体现出一名中共党史学家的理论自觉与坚定自信。胡华的潜心耕耘，不仅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今天建构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一张地图

胡华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就像一张不断在延展的地图，时刻以进取的学术态度开拓着中共党史书写范式和研究领域。他致力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和编撰，探索中共党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他组织开展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编写，拓展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和编撰体例，为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重要基础。

胡华向来强调“历史是具体的科学”，主张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年月日、人地名及重要史实发展的具体过程，因而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的通史编写。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作为他最具代表性的编研成果，既是全国高校中共党史教学的经典教材，更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党史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出版于1950年，是新中国最早一本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教材和读物，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史学习教育的迫切需要，对中共党史书写和编撰范式、体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后来，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经，在何干之、胡华等人的探索下，中共党史书写和编撰的“革命史范式”逐渐形成，为中国革命史提供一种具有说服力和创造性的解释体系，成为一段时期内高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1987年8月胡华在北京饭店，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照片由胡华教授家属提供） 

除了注重党史的通史编写外，胡华还认为，写历史离不开具体的人物活动，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无数英雄先烈的业绩总汇。他主张加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在党史书写中多展现一些历史人物，使党史变成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1979年，胡华被选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并担任《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主编，将晚年最主要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这项工作中。他先后主持14次审稿会，每次经过初审、复审后请他终审的稿都有50万字至70万字。他每天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多年来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在这一事业上。在方法论层面，胡华还注重对传记编写工作进行理论、原则和方法上的指导。他认为，人物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党史人物传记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具体而翔实的史料，能够通过展现英雄先烈的牺牲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榜样力量。党史人物传是历史传记，一定要按照正史的规范和原则去写，对人物的展现必须客观真实，评价要做到“是则是，非则非”，文字表述可以长短不拘、生动活泼，史料要广泛搜集、严谨考辨，最终做到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经得起历史检验。从1979年至1987年胡华去世，他亲自主持编写30多卷《中共党史人物传》，几百位英雄先烈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迹跃然纸上，填补了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编撰缺少纪传体的空白，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疆域。

一盏薪灯

胡华不仅是术有专攻、治学有方的杰出学者，还是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育家，一盏虽散发着微弱光芒但从不停止燃烧的薪灯。自1940年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始执教中国革命史课程，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探求中共党史教学和育人之道，为党史学习教育开辟道路，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众多优秀专门人才。

“安心和甘心一辈子做一个光荣的党史教员”，既是胡华对青年教师的殷切寄语，更是他对教师职业的深情表白。胡华一生热爱并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工作，他的党史课堂开遍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党政机关，他讲的课引人入胜、令人醍醐灌顶，坚持用自己的学识点燃学生们的热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清史专家戴逸在华北大学时就聆听过胡华讲课，曾经回忆说：“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一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胡华的课堂，正是学子求知之路上的灯火传承处——炽热、明亮，足以映照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1978年胡华在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红二楼留影，照片由胡华教授家属提供）

胡华善于总结教学经验，阐发关于党史教学的理论方法。他主张党史教员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练好专业基本功，要熟读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文献，下苦功夫搜集积累史料，广博地学习各方面知识；要做好备课工作；讲课时则要把握速度和节奏，做到精神焕发、全神贯注，将动人心弦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例灌注到教学中。胡华主张“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要求党史教员要做到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用党的历史斗争和革命精神感染学生，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以至思想意识起战斗的改造作用。在资政育人的阵地上，胡华始终如一地坚守教学原则，犹如一盏不灭的薪灯，日夜长明，以温和而持久的光芒照亮一代代人的教育之路，也让真理与信念在时间中接续传递。

一方沃土

在人才培养方面，胡华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治学和为人典范，热情无私地向学生传授治学修身之道，将自己化作一方沃土，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心血滋养学生与后学，助力他们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胡华的治学品格和人格风范，像沃土般润物无声地教育着学生。从华北联大起，胡华居住的房间里最多的始终是图书资料，让前来拜访的老师和学生敬佩和羡慕。他最能与年轻学生打成一片，常常在排队打饭时与学生一起谈笑风生，被称为“第二课堂”。他在重病期间，依然坚持看材料、想问题、审稿件，仍念念不忘指导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发出“生就是奋斗，死就是休息”的铮铮誓言，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境界。

“治学要获得成果，没有别的捷径，只有扎扎实实、孜孜不倦、刻苦自励这一条路。”这是胡华对学生们的告诫。正如沙地要经过千年沉淀才能成长为又一方沃土那样，他还将范文澜的格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送给学生，作为共同效法和勉励的座右铭。胡华坚持因材施教，悉心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注重增强他们的治学本领。在平时，他十分重视训练学生在史料积累、论著写作等方面的治学基本功，常常率领研究生和学术助手调研，寻访革命遗迹，搜寻革命史料、交流学习经验。在胡华的悉心培养下，一批批优秀学生成长为一方又一方沃土，走向治学道路和工作岗位，许多人至今仍奋斗在党史教育战线。

回顾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何干之、胡华是第一代中共党史学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开拓者，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奠基人。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曾评论说：“胡华同志与干之同志开辟了党史教学、党史研究的整个局面，要没有他们两位开辟这个局面，就不可能有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今天。”

作为心许党史事业的“经师”和投身教育事业的“人师”，胡华将自己化作一把锄头，一张地图，一盏薪灯和一方沃土，一生为党写史立传，为国培育英才。

（作者为耿化敏、刘高元，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经师·人师”专栏，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