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邀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并举办两次专场学术讲座，为近千名师生深度拆解“英国因何领先世界”与“中西发展路径因何分岔”两大牵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与文明发展走向的世纪命题。
莫基尔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史学家之一，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特罗茨艺术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致力于理解欧洲社会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背后的经济与思想根源，代表性著作包括《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以及《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新作《两条繁荣之路：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与制度（1000—2000）》即将出版。
10月23日上午，在“全球大师”系列讲座中，莫基尔带来题为“The Secret of British Leadership”的精彩报告，深入探讨英国何以在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讲座由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主持。苏州、通州、中关村三校区同步开设线上直播，近千名师生实时共享这场跨地学术盛宴。
在讲座中，莫基尔指出，自18世纪兴起的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既带来了“大繁荣”，也引发了“大分流”。尽管地理、制度、经济与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英国真正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执行能力”。他强调，“精英工匠”群体与“市场化的学徒制度”是英国得以领先的关键所在。例如，像约翰·威尔金森这样的工匠，凭借其高精度加工技术，成功将瓦特蒸汽机从图纸变为现实，充分体现了制造能力在技术落地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完善的学徒制度通过市场化培训和声誉机制，系统性地保障了技能的传承，为技术创新的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
为佐证其观点，莫基尔进一步指出，当时众多欧洲发明家纷纷前往英国学习技术，这反映出英国在工艺转化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外，工业革命期间技能供给充足，并未出现显著的技能溢价现象；而英国工人所展现的更高生产力，也从侧面印证了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英国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多重正反馈机制：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营养改善与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了“有用知识”的发展；奢侈品需求的增长则刺激了技能升级，反过来又滋养了技术创新。而长期的和平环境与制度稳定，则为这些良性循环提供了重要保障。
莫基尔总结道，随着技术进步日益依赖于“正式科学”，英国所依赖的“隐性技能”优势逐渐被法国、德国等国反超。然而，英国所开创的“技术进步+自由企业”相结合的模式，仍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根本范式。
刘守英在总结中表示，尽管“制度很重要”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更需深入追问：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的关键转型期，究竟是何种技术在发挥核心作用？这些技术源从何来？社会又应如何为其培育提供适宜的土壤？他强调，在思考生产力革命的当下，必须厘清“原创性有用知识”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联，明确所需技术的具体形态，并解决其持续学习与有效传授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深远价值，正在于它能从往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与认知框架，从而为未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提供坚实的根基与清晰的方向。
10月27日，“未来经济论坛”第二期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举办。莫基尔以“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the West”为题进行报告，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李三希主持，校内外六百余位师生踊跃参与。
讲座开始前，李三希代表学院向莫基尔颁发讲座纪念牌。
讲座伊始，莫基尔便点明了核心议题：为何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率先出现在欧洲，而非曾长期领先的中国？这一学界常称之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现象，被他重新界定为“大逆转”（Great Reversal）——因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在多数发展指标上仍领先欧洲；而到1900年，这一格局已彻底颠倒。
莫基尔首先梳理了既有研究，并从多维度呈现了“大逆转”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以“社会组织”为核心的新解释框架。他指出，社会组织是协调与提供地方公共品（local public goods）和俱乐部物品（local clubs）的机构，其形态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正是社会组织的不同，进一步引发了文化的分化：在宗族社会中，合作与信任多局限于血缘群体内部；而在“自治团体”社会中，人们习惯于与陌生人协作，从而更易孕育出个体主义倾向，表现为对陌生人更高的信任、对权威的适度怀疑、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以及明确的个人权利与责任意识。最后，莫基尔揭示了这种社会组织分化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联。他提出五条关键机制：祖先崇拜与知识取向、文人共和国、大学/学会/城市的竞争、修道院的早期作用，以及信任经济。欧洲与中国自中世纪起走向不同路径——中国强化宗族制度，欧洲发展自治团体，这一分化结果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以非预期的方式显现。因此，工业革命并非“大逆转”的起因，而是更早时期社会组织深层差异所结出的果实。
在问答环节，与会师生与莫基尔就“全球化是否会削弱历史文化对创新的制约”“造成中欧文化差异的深层因素”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从“工业启蒙”到“中西分岔”，再到“未来耦合”，莫基尔用两场深刻演讲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思想“接力跑”——问题留给时间，答案写在未来。此次诺奖巨擘莫基尔教授的系列演讲，不仅为人大师生带来一场场思想盛宴，更搭建起横跨国界与学科的桥梁；其洞见与前沿理念，点燃师生叩问经济史的热望，为下一程学术探索与实践远征注入崭新坐标与澎湃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