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大中文系和哲学系都读过书，也一直在人大教书，一晃三十多年，如今已经年过七十，确实老了。不过老则老矣，狂放如苏子者甚至能以兰溪喻指“逆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身在基础学科可能尤有此幸，因为永远都不会停滞的就是思想，而能以思想怡养性情的正是人文学术。

中国的人文学者往往首推孔子，每临孔府可能都会有一种既关系到人生也关系到学问、既关系到“为学”也关系到“为师”的感悟，几近王国维所说的“三重境界”。第一重是从门外看孔府，首先看到四个大字：万仞宫墙。这也许是提醒我们要对学术心存敬畏：“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论语·子张》）子贡大概觉得“数仞”已经很高，后人则认为“万仞”才能极言其高，以见学术之难。

第二重是入门之后看孔府，可知宗庙之美，也看到庭院深深；这时候读书人容易有一个错觉，以为这就是学问，以为这里处处都是学问。其实最终还是有可能登堂入室的，而只有登堂入室才会向外看，向外看才会发现这个世界还另有一番风景，世界本身可能就是另一种学问。无缘登堂入室，便不会知道学问为何物，这才是第三重境界。

所以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提出“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不读书不行，读烂书更不行，这大概与他的“读书四法”相应：“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或可由此得到一种理解。“通、精、密、专”既与“肤浅”“空疏”针锋相对，也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扎进故纸堆；为学者“溺于所习”、为师者“囿于所习”，无论多么“基础”都只能成为老死书斋的陋儒。

从另一个方面讲，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充满了喧嚣和躁动，有时甚至很疯狂。进入学术之门，读书人还要有闹中取静的功夫，正所谓“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心不静，同样会“不得其门而入”。人大文学院的老前辈谢无量先生堪为一例。

谢无量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读书人，既能居庙堂之高，亦能处江湖之远，三十几岁就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佛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大文学史》。抗战时期，他潜心读书、心无旁骛，和马一浮先生在四川开办复性书院。1950年以后谢无量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并为青年教师提供学术咨询。这位老先生有一句话特别令人钦佩：“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即以一心兼天下之学。”年轻人都想担当大任、救国救民，前提是什么？是“兼天下之学”。这就是谢无量先生的境界。

还应该说：入得夫子之门、学术之门，未必就能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马一浮先生是谢无量先生一辈子的朋友，他留下了一句非常有趣的告诫：“朱子曰：‘仕宦夺人志。’以今观之，可以夺人志者，非独仕宦也。凡意有所歆羡，必为所牵而不能自拔，皆夺志也。”这话说得非常刻薄，但是仔细想想自有其道理。如果耐不住寂寞，静不下心来，太过急功近利，太容易被俗世的浪潮所裹挟，即使进了门，也找不到何为大学。

其实这并非中国的读书人“刻薄”，西方也是一样。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前几年在《卫报》（The Guardian）和《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

《大学之死》（The Death of Universities） 和《大学的慢死》（The Slow Death of the University），都是批评英国的高等教育。他认为：商业化大潮使英国大学的人文学基础研究日益式微，而“如果缺少人文学，大学就成了没有酒的酒吧”（Just as there cannot be a pub without alcohol, so there cannot be a university without the humanities.)。

对大学来说，如此珍贵的“酒”（alcohol）到底是什么？无论作何解释，那都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最基本品质。就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十多年的切身感受而言，就我从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两位导师赵澧先生和方立天先生所获教益而言，就我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而言，或可归结为一句话：基础学科就要坚守基础学科的本分。这本分是对于学术的信念、是取法其上的追求、是“学术研究切忌跟风、切忌肤浅、切忌空疏、切忌晦涩”的底线，可能也是最需要传承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