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报新闻系，是受我喜爱的新闻工作者的影响。我对范长江、邹韬奋，包括《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这些新闻工作者都很仰慕。在那个时代，记者的社会地位挺高，有“无冕之王”的美誉。

我最终考上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当时的校长以社会教育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专门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一些专业人才。学校校训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从校门进来就能看到这样一个上下联的口号。

曹聚仁是当时很有名的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通讯社工作过，他的“新闻采访”课很受欢迎，讲课的时候经常传授他丰富的采访经验。他在讲课过程中，提到记者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采访以前要有相应的资料积累，提出要做卡片。我把他这个方法学会之后用了一辈子，作为收集研究材料的一种手段。

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做卡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章程，我把这些综合形成我自己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后来，做了十几万张。卡片除了摘引相关的资料，还有关联的作用。譬如说，我在阅读时对这个资料有什么想法，也注在卡片上，将来根据需要写文章、写书。卡片的内容丰富极了，有材料，第一手的、第二手的，还有以前看的时候形成的一些观点，有时候“调动千军万马”说明一个问题。这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写作是非常有用的。

电脑相比于卡片的优势就是检索，十万字、百万字的一个文件，输入关键词一搜索，需要的内容就出来了，但是它没办法综合。卡片就可以综合，一个章节的一个观点，我可以用上百张卡片来综合。这个容量就很大、很厚重，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言必有征，无征不信。

我 1958 年来到人民大学工作，60多年来一以贯之地从事新闻史的教育、研究工作，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新闻史学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最早一批开设新闻学专业的高校，当时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照搬苏联，教材也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

改革开放后，新闻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真正迎来了春天。新闻史重新纳入教学计划，修改教材、增补教材、订正教材，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教材建设过程中，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事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一批优秀的新闻史学教材不断涌现出来。

新闻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强调事实的真实。在新闻报道中，事实是第一性的，应该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新闻史的研究，也涉及到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历史研究总是会考虑到现实的，是可以为现实服务的。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

学习新闻史就是要教会大家以史为鉴，继承好的传统，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比如，哪些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这在新闻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学生可以从历史案例中得到启发，用以指导自身实践。

对于新闻学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者要和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对于国外新闻传播学理论，我们应该持开放的和“拿来主义”的态度。但是，不能“生吞活剥”，要使之中国化，让它“为我所用”。这一点，应当向五四时期的以徐宝璜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们学习。他们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著作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内容虽然大都引自国外，但是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

总之，新闻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今天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应当具有扎实的文史基本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和必要的专业技能。

新闻记者从事的是崇高的社会职业，每个新闻人，都应当认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厚德载物，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