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拓印木经板）

（佛偈砖）

（云居寺山门）

（云居寺石经板）

（石经地宫）

（石经山又被称为“小西天”。 本文图片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提供）

近日，北京两会召开，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云居寺藏经申忆”。这里的“忆”，指的是《世界记忆名录》。我国从1997年开始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至今已有18项入选，如《黄帝内经》、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澳门功德林寺院档案文献、少林寺碑刻等。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被季羡林称为“北京的敦煌”。寺院珍藏的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石经，并称“云居寺三绝”，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尤以石经著称于世，内容涵盖《华严经》《涅槃经》等1122部佛典，体现了中华文明为保存人类智慧所做的努力，是人类“文明备份”意识的代表。

先有石经，后有云居寺

云居寺石经起源于7世纪初隋朝大业年间，“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这段记载最初见于地理著作《范阳图经》。白带山即云居山，因山体常年有白云缠绕而得名，“云居”是“白带”的雅称。静琬来到云居山，见到山中有山洞石室，于是开始刊刻石经，并将刻有经文的石板放入藏经洞中。因藏有石经，云居山又被称为石经山。

云居山先有石经，后有藏经洞，然后才有云居寺。随着刻经工程的展开，朝圣者日多，静琬认为需要修建寺院提供食宿，但木瓦等建筑材料在山中难以置办，而且建造寺院会耗费用来刻经的资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山中建寺。后因山洪暴发，许多树木被冲到山下，静琬才开始利用这批木料建造云居寺。

石经山有九座藏经洞，自南而北整修开凿，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两洞，上层七洞，正中第五洞是静琬最初开凿建设的藏经洞，名曰雷音洞。九座藏经洞共存石经碑板4000余块，由静琬及其后五代门人弟子相继完成。静琬的设想是佛经在世间失传后才能打开洞门，流通石板上的经文。

石经山的经石大都采自山下十多公里以外的大石窝镇，然后运到白璧店的磨碑寺刻字。经石一般双面镌刻，长约2米，宽约1米，厚12厘米，三四块石板就可以刻一卷经。刻完经文的石碑会运到石经山下暂存。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开始，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刻经的功德主会启建盛大的法会，举行送经入洞的仪式。唐代石经山半山还有“义饭厅”提供饮食，明代改为施茶亭。

静琬的刻经事业得到了皇亲国戚的大力支持。隋炀帝三次讨伐高丽期间，大量资金和战略物资进入幽州地区，萧皇后与其弟萧瑀都对石经刊刻给予资助。唐开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奏请朝廷赐予云居寺“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石刻的经本。此外，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安禄山也曾供养云居寺石经，并刻石题字。

安史之乱以及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石经山遭到较大破坏。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云居寺石经得到恢复和发展，名僧辈出。元代，石经山藏经洞因藏有一整部石刻大乘三藏经，被称为“小西天”，修有唐玄奘的祠堂，并附会了唐僧师徒西游的许多民间传说，说石经山是“三藏经宿之处也”，这为云居寺石经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增加了不少谈资。

各民族参与的石刻工程奇迹

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止于明，历时千年，共存石经14000余块，约3500万字，堪称全球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石刻图书馆”。其中，在地宫中封存的万余块辽金石经，直接以失传的《契丹藏》为底本刊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复原这部辽代大藏经的实物依据，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唯一性。

相比于韩国《高丽藏》（木刻易损）和敦煌遗书（异地分散），云居寺石经具备材质坚固与原址保存的双重优势。它不仅保存了北方佛教文献的独特版本系统，更通过6000余条题记保留了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珍贵的社会史料。

云居寺石经刊刻由僧侣、官员以及众多普通百姓共同参与，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参与人数众多的石刻工程奇迹。隋唐时期，房山佛教代表性人物不仅有汉人，还有不少胡人功德主，辽金元时期更是有大量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参与。可以说，由隋代静琬开创的云居山石经事业，到辽金时代在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才日臻完成，后世各族佛教徒还不断补刻。

元至正元年（1341年），达牧、慧月等高丽僧人去五台山朝圣，归途路过石经山，出资修缮雷音洞，并对洞内《弥勒上生经》《胜鬘经》《维摩诘经》等破损石经经板进行补刻，留有题记“补写经板高丽国天台宗沙门达牧”。当时石经山的寺主是僧人斯满，出资赞助者多为蒙古高官。元代石经山佛教寺院有不少喇嘛僧官，甚至到明前期仍有寺院由喇嘛住持。

云居寺石经涉及典籍1100多部3500多卷、题记6600余条，构成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献、社会信仰、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的完整实物资料。云居寺石经保留了唐、辽等时代早期官方佛典的原貌，内容未经后世篡改，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题记内容涵盖施主、书者、刻工、捐资等信息，是研究历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方面的一手资料。

云居寺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它们不仅为佛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还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

云居寺珍藏22000余卷明代纸经，其中《北藏》因刊版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后的北京而得名，是继《初刻南藏》和《永乐南藏》之后的第三部明朝官版大藏经。

《龙藏》木板经是清代皇帝雍正降旨，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刻，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这部大藏经是按经、律、论三藏和杂藏分类，依《千字文》为序编目，共收佛典1675部，全部版面重量约400吨，体量堪称我国木板书之最。

云居寺藏经的保护与利用

清中叶以降，金石学兴起。由于云居寺石经多为隋唐、辽金古刻，且具有较高书法价值，因此自然成为学者和商家追逐的目标。晚清重臣端方收藏了许多云居寺残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在石经山中台的唐代天宝十二年石塔残石，据记载其上有珍贵铭文。

民国时期，云居山石经遭受严重破坏。1929年因石经山所藏经书经常被盗卖，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发函房山县予以禁止。1939年至1940年期间，云居寺遭受日军三次轰炸以及洗劫、焚毁。抗战结束后，云居寺碑碣依然命途多舛。1947年溥儒所编《白带山志》曾收录的所谓六朝观音像记残碑，今已不存。

新中国成立前，云居寺及石经山已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1954年，考古学者阎文儒、步连生考察云居寺，提出云居寺石经是“我国的重要文物，应当很好的保护起来”。1956年至1958年，在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经国务院批准，进行云居寺石经勘察和捶拓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云居寺藏经进行最全面、系统的保护和整理工作，确保这批文化瑰宝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自1957年8月起，在北京大学俞伟超等人的主持下，云居寺南塔地穴的考古发掘有序展开。1958年，石经山藏经洞、云居寺地穴的石经以及山上山下各种碑刻题记全部拓印完成，拓片一共7份，每份3万余张。拓印结束后，云居寺石经的保护与整理逐渐步入新的阶段。1961年，云居寺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中国佛教协会隆重举行了云居寺辽金石经回藏法会，日本佛教界、韩国佛教界都派出了高规格的观礼团。

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有限等诸多原因，云居寺纸经和《龙藏》木经板逐渐出现病害隐患，虫蛀、霉变、缺损等问题日益凸显，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2016年，在云居寺首届晒经节上，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订《云居寺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保护协作意向书》，正式启动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工作。同年11月，云居寺藏纸经、《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书以及云居寺藏明代纸质经书、《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先后编制完成。2019年初，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启，修复团队严格按照北京市文物局批准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以科学化的修复手段，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修复。2020年7月，云居寺珍贵文物修复成果展在云居寺举行。

2025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更好传承和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文化瑰宝，《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云居寺藏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也标志着云居寺藏经的保护和传承开启新的阶段。如果“申忆”成功，将进一步确立北京作为东亚佛教文献中心的学术地位，推动失传经典的全球共享，让“北京的敦煌”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焕发新生。

（作者张雪松，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26年1月30日第8版。）

原文链接：[中国民族报]张雪松：云居寺藏经“申忆”：守护“北京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