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有幸成为人大复校后第一批本科生，开始了自己的为学之路。

彼时人民大学百端待举，办学条件非常艰苦，甚至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三个班的学生都在临时搭建的木板大棚房里上课。夏天酷暑难耐，衣衫尽被汗水浸透；冬天又寒风刺骨，屋内清冷逼人。所幸的是，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国内经济学泰斗。后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卫兴华教授，就是我们基础课的教师，并兼任经济学专业的班主任。老师们倾囊相授的敬业风骨，深深印刻在我心底，我现在都还能清晰回忆起老校长成仿吾、郭影秋在闷热的木板房与我们同堂听课、对我们悉心教诲的温暖场景。

几乎半个世纪，我见证了人民大学复校以来从筚路蓝缕到发展壮大的全部过程。其间，我也从事了很多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等，但教书育人、传道受业解惑，始终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厚重的底色。

授课，是教师最核心的职责之一。记得本科上课时，所有老师都是立身讲台，脱稿授课，风骨与学识尽显。印象最深的是卫兴华教授主讲《资本论》第一卷，每次上课，仅携一本《资本论》原著，放在讲台上备查，全程极少翻阅。几个小时的课堂，他从容伫立、引经据典、言辞精炼、出口成章。彼时作为学生的我，心中满是震撼与敬佩。及至我走上讲台，也自然把卫兴华等教授当作楷模，给自己立下两条从教准则：站立上课，脱稿讲授。站立上课，能全神贯注、身心投入，目光兼顾全场，声音传彻课堂，呈现最佳教学状态。脱稿讲授，则需倾注百倍心力潜心备课、深耕内容，将知识烂熟于心、融于脑海，方能在课堂上娓娓道来，把讲课化成一场生动活泼、严谨流畅的学术讲演。这两条准则看似简单，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却实属不易。几十载教学生涯，纵使事务繁杂、时间紧迫，我从不敢松懈对自己的要求，始终站立讲台上，脱稿授课，将每一堂课，当作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讲演、一次对教学初心的考试。

除了讲课，指导学生是教师的另一大工作。指导学生学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因人制宜，因材施教。但我的指导理念可以归结成两条：要求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谓读万卷书，就是要海量地读书、读文献。就像谚语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果学生能把自己专业领域的经典文献读全读熟、如数家珍，他的研究能力一定会大大提高。所谓行万里路，是说只读万卷书还远远不够，还要深入到鲜活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去调研、学习，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社会科学没有传统意义的实验室，它的实验室是在实践中、在社会中，单纯的书斋里培养不出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人才。当然，在学生培养中，坚持并落实这两条理念，做到“两全其美”并不容易，但这份坚守值得且必要。每当看到我们培养的学生，前一天还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宣读论文，后一天就能脱下西装、挽起裤脚，走进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在祖国的大地上解决实际问题，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留下的皆是欣慰。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书育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几十年里，教书育人对于我，已不仅仅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是融入身心的一份乐趣，一份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