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学生问起我的学术经历，我都会提醒他们：“可不敢走我的老路，我的路是‘倒’着走的。”

这不是谦虚，是真心话。因我现在立身的领域是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思想研究，而从大学到40岁之前，却是由明清到宋代再到六朝，一路逆流而上最后才到先秦的。

1979 年我从豫北农村考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我们这辈人在中小学没有学到多少课堂知识，所以古文基础比较差，进入大学后感觉最适合自己的，自然是文字障碍较少的现当代文学。但在一次课上，任课老师郭志刚先生提醒我，要想学好当代文学就必须打好古代文学基础。因此，我选了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为阅读重点。1983年大学毕业任教后，便请求讲授研习元明清文学。

1986年，我读古代文学硕士课程班时，在众多名师的授课和研究方法点拨下，真正获得了学术启蒙——王运熙先生曾专门讲解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提醒我做学问需从目录学开始，按图索骥去读典籍；王水照先生提出了用小学的“显微镜”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望远镜”做大学问的更高理念；陈尚君老师则指导我们做学问要先学会文献考据，指出还原文献原貌是学术评判的基础。最终，我的论文选择以苏辙史论散文为题。由此，我的初步学术研究，就由明清移到了宋代。

1988 年，我完成学业后再次进入大学任教，而该校需要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段的老师。因此，我刚刚起步的宋代史论散文研究又转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此后，一方面，我在俞绍初先生的指导下校勘8个“文选学”版本，接受古籍整理基本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张凌先生让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撰写相关词条，这让我眼界大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基本认知，理论思维有所提升，也对王水照先生的“二镜”治学理念有了更深的体会。

后来，我跟随曹道衡先生进修“文选学”，每周一次的李善注《文选》读书汇报，训练了我的文句辨析能力。随后，我和台湾“文选学”专家游志诚先生合著了《昭明文选斠读》。如此，我的教研工作就定位在六朝文学和文学思想领域。

机缘巧合下，年逾 40 岁的我在2000年跟随赵逵夫先生读博，赵先生让我潜心研究先秦文学。自此，我又从六朝文学移到了先秦文学。赵先生传承的是郭晋稀先生以音韵、文字、训诂之小学解读先秦经典的学脉，这些都是我非常欠缺的，于是，赵先生本着“依沟挖河、依土堆山”的培养理念，让我将研究转向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领域。其时恰逢上博简《孔子诗论》文本公布，于是最终将甲骨文、铜器铭文、上博简及先秦佚文献中的文学思想研究确定为我的主攻方向。没想到赵先生的这一学术安排竟然成就了我，让我慢慢走上了追溯文学思想源头的学术之路。

之后，黄天骥先生接纳我做了他的博士后，鼓励我继续做上博简《孔子诗论》而不必重回元明戏曲研究领域。直到今天，我还坚守在这块不断有新文本出土的肥沃土地上。

201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对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等继续进行研究。

回顾多年的教研经历，王运熙先生“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俞绍初先生“学问的本质是求其真”、赵逵夫先生“要耐得住寂寞”的教诲，我铭记在心并一直恪守，也获得了一些教研心得。依我的体会，研究先秦出土文献，第一步是要对文本中的字体作出隶定，进而作出字义辨析；第二步是要疏通文本本义；第三步是与共时性传世文献及佚文献、历时性传世文献及佚文献对研，以揭示其独特价值；第四步是与历代乃至当下相关传世文献研究成果相比较，以彰显其观点的源头性；第五步是将其放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长河中，作思想理论贡献的提升阐发和历史定位；第六步是将其放到东西方文艺思想的大格局中，对其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独特风貌与贡献作出客观定位，进而揭示其在当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学术意义。

概括起来就是，以小学为根基，做有思想的学问。

（原文节选自《光明日报》2026年4月29日《以小学为根基 做有思想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