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26岁，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首批学生走进校园，东门前拆建的马路尘土飞扬，我听着风钻咚咚作响，心里却觉得，那是改革开放后祖国欣欣向荣的心跳声。

从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算起，我在人大新闻讲台站了三十多个春秋。这几十年，我主要教两门课：春季学期是新闻采访，秋季学期是新闻写作。一拨学生带着收获的满足刚走出课堂，又一拨新生睁着好奇的眼睛坐满了教室。

采访写作是记者的基本功，但这个基本功要建立在正确的世界观上。新闻记者面对无穷变化的大千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世界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始终教导学生相信事实和调查研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听风就是雨”，辨不清大是大非。回望来时路，我觉得人大新闻教育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也是新闻学院育人的灵魂。

很多新闻学子把追求正义、追求社会公平当成学新闻的动力，他们偏爱监督性报道，认为曝光社会弊端很“过瘾”。想让这些孩子懂得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懂得主流媒体的社会功能，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新案例，也需要经常请一线的资深记者到课堂“现身说法”。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说过，记者的笔承载着千钧重量：“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在中国做记者，首先要懂得“责任”二字。我们要报道国家的成就和经验，让人民有信心；我们做监督性报道，同样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让人民有信心。

在采访写作的基本功上，要让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扎实的调查研究能力、严密的新闻写作逻辑和优美文笔在学生心里扎根，教师就要舍得下“笨功夫”备课：新鲜的经典案例、逻辑严密的教案、设计精巧的训练，让教学内容“易化”又“活化”，让课堂有“营养”又有“适口性”，得到学生“真没时间看手机”的评价——站上讲台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

都说老师是教书匠，那么匠心独运就是“必须的”。为了训练学生的观察力——记者的“眼力”，我常常在课上搞“三分钟观察练习”——请学院的老师们上台站三分钟，学生们就在下面写一篇人物速写。稿子交上来，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有些“冒犯”，但老师们都非常支持，乐呵呵地来当志愿者。正是这样的严格训练，让学生的观察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提升。

对新闻发现力的培养同样是教学的难点。同学们缺乏生活阅历，不了解国情，何来发现？老记者能够采访到真实的信息、感人的故事，能够拍到好照片、等到好镜头，就是因为对新闻事实的“临产状态”异常敏感——故事的高潮在哪，人物的情感爆发点在哪，受众的“共情”点又在哪？这就体现出实践的重要性，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两门实务课，在课堂讲授之外，更需要学生大量练习，教师大量批改辅导。

我有一个很大的书包，下了课，背着一大包学生的作业，回家熬夜批改。每一份作业就是学生伸出的一双手，作为教师，必须紧紧拉住学生的手，在字里行间听懂学生的召唤，才能精准答疑解惑，让蹒跚学步的他们尽快踏上新闻路。

写作更是要下“笨功夫”。我要求消息写作必须反复练习，少则七八次，多则十几次。有学生在课堂上甩着手喊：“老师，我手抽筋儿了！”但我坚信，在这里，数量就是质量。只有练到一定程度，写消息的逻辑能力才能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才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充满底气地举手说：“我来写！”带领学生去主流媒体实习，也是采写课堂从“学”到“用”的“关键一跃”。看着他们在真实的采编环境中迅速成长，我更加坚信，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宝贵传统。

教书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是你看到学生们的成长、看到他们在作业中的奇思妙想和灵动笔触、感受到课堂上明亮的眼神和昂扬的气息，就像玉米拔节生长时发出的悉悉索索的细小声响！那时你就想，啊！我种的花儿终于开了！

那些神奇的瞬间，只有老师才能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