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鹏发布题为《开放型经济的亚太共同体——APEC驱动开放、创新、合作与亚太繁荣发展》的研究报告。）
9月18日，第四届“人民·大公”湾区智汇政策圆桌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举办，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鹏发布了题为《开放型经济的亚太共同体——APEC驱动开放、创新、合作与亚太繁荣发展》（以下简称《报告》）的研究报告。报告结合2026年APEC深圳会议所提出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方向，基于全球治理视角下的机制复合体理论分析框架，用翔实的数据和事例对APEC组织的治理实践与效能进行了初步评估，全面总结了APEC在制度开放、创新融合和多边合作三个方面存在的挑战，并从深化制度型开放、统筹创新协同和完善多边合作体系三个方面，对提升APEC在全球治理中的效能提出了政策建议。
刘鹏指出，APEC成立37年以来，持续推动区域内关税持续削减，推进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与协调，促进商品、服务与资本跨境流动，夯实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基础。同时，经济体之间相互深化科技研发协同，共建跨境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以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孵化，并构建多层次对话协商机制，在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形成共识，打造包容、普惠的区域治理新范式。
问题评判：开放创新协同部分受阻
在开放维度，目前APEC区域内部贸易规则、投资准入与标准互认仍存在较多壁垒，各经济体监管体系差异突出。《报告》指出，制度对接不足推高要素跨境流动成本，不利于构建协同高效的区域市场规则基础。在创新维度，各经济体科技研发存在明显 “孤岛效应”，核心技术领域合作壁垒较高。跨境产学研协同联动不足，创新成果转化与共享渠道不够通畅。在合作维度，区域各类合作机制数量众多，但相互之间缺少有效统筹，叠加地缘因素扰动，集体行动协调成本抬升。
成因分析：异质性与机制局限
《报告》指出，APEC成员异质性显著。APEC成员涵盖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阶段、利益诉求及制度文化上差异悬殊，这种天然的异质性导致政策协调成本高昂，达成广泛共识面临结构性阻力。其次，制度竞争与机制博弈复杂，亚太区域内多边机制蓬勃发展，规则体系的碎片化导致资源分散，机制间的协调成本攀升，一定程度上稀释了APEC作为核心论坛的凝聚力与治理效能。此外，合作体系缺乏硬约束，APEC长期奉行“非约束性”原则，依赖单边行动计划与自愿执行。这种“软法”特征虽保障了灵活性，却也导致协议缺乏强制力，执行力度不足。
路径重构：开放创新协同共治
《报告》建议需要从三方面路径来推动APEC治理提质升级：第一，扩大制度型开放。以FTAAP长期愿景为引领，推动区域自贸协定的规则协调与标准互认。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框架下的跨境协作实践，可以为亚太制度型开放提供“试验场”参照。第二，强化创新驱动治理。聚焦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转型，围绕AI技术赋能发展与数字鸿沟弥合凝聚共识，推动探索面向中小企业的亚太人工智能赋能合作项目。第三，深化多边协同共治。强化APEC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核心平台的协调作用，坚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兼顾发展中成员诉求，推动从共识倡导向务实行动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