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恩格斯在亲身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后，写下了这样一幅图景：工业革命使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绝大多数工人“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资产阶级则“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

一百多年后，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于2009年将这种“生产率攀升、工资停滞”的现象概括为“恩格斯停顿”——据测算，1780至1840年间英国劳均产出上升46%，实际工资指数却只提高了12%。

今天，相似的剧本似乎正在智能时代重演：1990至2024年间，美国工人每小时劳动产出累计增长97.9%，实际小时工资累计增长仅为42.2%。然而，如果只把“恩格斯停顿”看成一张涨不动的工资单，我们恐怕恰恰错过了它的要害：分配只是表象，生产资料的归属才是根本。

（人工智能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工资单停滞的背后是生产资料换了“模样”

“恩格斯停顿”看似一种收入分配现象，但其本质上是技术突进与制度适配滞后、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适错位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决定分配格局的并非具体的生产技术，而是生产条件的分配。换句话说，工资涨不涨，要先看生产资料姓什么、归谁管。

工业革命时代，核心生产资料是蒸汽机、厂房和矿山；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三要素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资料集中于算法模型与算力，劳动对象向数字化转型，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源，技术壁垒、数据垄断、算法霸权由此成为新的权力象征。

马克思早就提示过观察这一切的线索：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顺着这条线索看，今天谁掌握了数据、算法和算力，谁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支配劳动的权力。

平台通过供应链、外包和算法把骑手、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使其被排除在最低工资、工时限制等劳动保护之外；算法则以个体化方式分配任务、设定价格、实施奖惩，并对劳动者进行持续的数据监控。当语言模型、算法、算力等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端，个体的劳动便更容易被替代、被计价、被摊薄。

（外卖骑手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据垄断正在与“智能垄断”形成正反馈闭环：数据越多，模型越优；模型越优，用户越多；用户越多，数据又越多，新进入者面对的壁垒比互联网时代更高。

在资本逻辑下生产资料必然为资本服务

生产资料本身无所谓善恶，问题在于它被什么逻辑支配，技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站到劳动者的对立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更直白：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的根本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旦资本逻辑说了算，新的生产资料就会系统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天然强化了资本权力。资本为降低成本、提升收益，持续推进“机器换人”，压缩劳动就业空间；又通过垄断核心技术、数据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加剧分配失衡。于是，AI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更多流向资本所有者，广大劳动者们则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这正是智能时代的“恩格斯停顿”，其背后是以资本为导向而非以人为导向的发展逻辑。

（机械臂咖啡机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资本逻辑还有更隐蔽的一面。人工智能在算法更新、数据筛查以及非程序化工作分解等隐蔽环节仍需要大量劳动者参与，由此产生出“隐形就业”；推动人工智能系统的不仅仅是智能化技术，还包括幕后的隐形工人，资本以这种隐蔽的形式抽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可见，智能时代的“恩格斯停顿”不是技术跑得太快的意外，而是生产资料被资本独占之后的必然：只要数据、算法、算力继续攥在资本一端，工资端无论怎样修修补补，都难以改变“增长归资本、辛劳归个人”的结局。

中国的答案：以人民逻辑驾驭资本

面对AI时代的“恩格斯停顿”现象，中国不能只在分配上修补，而要在生产资料的制度安排上作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成为延伸和扩展人类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摆脱AI发展的逐利逻辑，摒弃它的资本主义应用。

首先，这份底气来自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资本的发展受“红绿灯”限制。从更深层的制度结构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条件虽然采取了资本的形式，但资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其终极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这集中体现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为国有资本的战略支撑、服务保障和产业引领作用。换言之，中国不是没有资本，而是有能力驾驭资本——对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资本力量进行节制，促使人工智能沿着人机协作的方向发展。

其次，对资本的驾驭已经落为具体的制度安排。2022年出台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首次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为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厘清权属边界，让社会公众得以共同占有这一生产要素，真正做到技术发展为人民造福。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能让AI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中就惠及劳动者。在治理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健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算法监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都是题中之义。

（人工智能 资料图。新华社发）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技术奔向何方，最终取决于它为谁所握、为谁所用。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恩格斯停顿”的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什么？应当看到：它看似一场收入分配的失衡，实则是一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拷问。在智能时代，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被赋予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形式；若一味放任资本逻辑，生产资料必然为资本服务，“停顿”就会换个马甲重来。

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逻辑驾驭资本，让数据、算法、算力这些新的生产资料更多回归公共属性，技术红利才能真正写进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里。

（作者黄泽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人大观澜｜AI改变生产，中国改变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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