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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环境风险与社会转型”分论坛举行
2011-08-03 02: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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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人大新闻网

7月23日下午,在2011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环境风险与社会转型”分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洪大用教授和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阿江教授共同主持,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到会致辞,对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了祝贺。韩国社会学会会长朴在默教授、前环境社会学会会长李时载教授也出席论坛并致意祝贺。

会前,本论坛围绕“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风险的内涵与特征”、“中国环境风险的社会认知”、“中国环境风险的社会根源”、“中国环境风险的社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未来发展”、“环境风险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建设”、“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等议题征集了30多篇会议论文。

本次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单元,安排了12位学者发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洪大用教授、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分别主持了两个单元的报告与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陆益龙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包智明教授分别对两个单元的报告进行了总体评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中国环境的恶化既源自其制度缺陷,也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出口隐含的能源消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都占到中国总消费量和排放量的30%左右。同时,三个象征性产业(稀土产业、太阳能产业,以及废弃物进口)也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就此看来,“中国模式”整体上具有“自虐式发展”的特征。这一结论并未忽视国内的加害-受害关系:企业家通过无视环境获得了超额利润,地方官依靠污染产业的扩张获得了政绩,而相关地区的农民则受困于污染了的空气、河流和土地。

西南财经大学邓燕华博士以华镇事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如何利用政治机会开展环保集体行动。她认为:(1)在中国,中央提供的政治机会常会被消减成形式政治机会;(2)面对多种政治机会,农民会重点运用易于操作的机会进行抗争。在华镇事件中,农民选择了在土地政策上开放的特定议题政治机会,“借土地问题做环保文章”,并工具化地使用了形式政治机会,这两方面的努力都促进了抗争的成功。

南京财经大学于海量教授认为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显示出理性的双重特性。法兰克福学派以此为基础对技术理性的功利性趋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是对技术理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技术理性过度扩张带来负面影响的反思。通过对由技术理性扩张造成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审慎的思考,要求人们弘扬技术的合理性,走出由技术异化造成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困境。这一理念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重和谐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秦明瑞教授通过对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调查,说明环境问题与社会的复杂性。他认为通过对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调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乡结合部人口密度大,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这一状况使得这一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偏低、内生的环境压力大。大多数居民为外来暂住人口,对居住地缺少家园意识,其保护当地环境的责任感较弱。面对快速增长的环境压力,城乡结合部的环境设施严重匮乏,导致村内随地焚烧垃圾、随地倾倒污水、空气污染严重等现象普遍存在。居民的环境行为与环境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恶性循环关系:由于村内环境状况差、环境设施欠缺(如垃圾桶少、无污水处理厂等),很多居民愈发不注意保护环境,做出随地乱扔垃圾、乱倒污水等行为;而这类行为又在加重村内的环境压力、使村内的环境状况恶化。基于这些情况,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城乡结合部的环境状况:应更加重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治理、统一城乡结合部与城区环境治理标准、加强城乡结合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宣传。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告管理学院石超艺副教授认为发展机会的平等是保证社会公平的基本起点。水资源作为是人类生产生活必需的独特资源,其配置必须首先立足和着眼于公平。然而我国的水资源配置以效率优先的作法极为普遍。本文以海河流域为例,阐述了水资源配置问题下的环境风险与社会危机,论证了水资源配置应以“公平为先”的观点。公平的水资源配置不仅是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引发的癌症等疾病已引起多方的关注,通过孟营村“癌症村”的典型案例,孟营村改水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就方法论看,仍然有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精神极其重要。其次,跨学科研究“环境-疾病”非常必要。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杨达研究员认为环鄱区地方党政启动“创建农村示范社区”催生村治“新气象”,系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有益试水。然而,官民界面显示“乡村治理困境”依然存在,其背景则是县域“治理—发展模式”问题。湖区多年来的生态治理三大难题,还与更大范围的行政管理体制及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缺陷相关,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在管理体制理顺、监管技术升级的前提下,方能真正体现乡村治理的重要价值并发挥好农民作为生态经济区建设主力军的作用。

广东省委党校段华明教授认为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对风险的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借鉴和吸收国外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中国如何认识风险,怎样防范和应对风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站位、独特性的工作语言、统筹性的实践机制,彰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张倩认为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频繁的干旱和增加的协同灾害给牧民畜牧业经营带来很大冲击。选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分析案例地的气候变化特征和牧民应对策略的有效性。研究表明,案例地近40年来有暖干趋势,协同灾害频率增加;而草场使用权的私有化不仅增加了牧民的风险暴露程度,而且使牧民原有的灾害应对策略,包括移动、贮藏、多样化、社区共同分担和市场交换,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草场保护项目又给牧民的灾害应对施加了诸多限制,由此导致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脆弱性增加。

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蔡萍通过对汾河(汾河上游娄烦段)污染治理过程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汾河污染治理中,政府、市场、科学、社会共同组构成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科学是环境问题的守门人,是基础行动者;市场虽然是后来被招募的行动者,但作用不容小觑;社会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潜在的重要行动者,其参与汾河污染治理严重不足。只有民众真正自觉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汾河污染治理才会真正取得成效。

论坛最后,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洪大用教授分别进行了总结,指出参加本次会议的中青年学者较多,提交的论文紧扣本次年会和本论坛的主题,向大家呈现了多样化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实践,并有不少论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希望大家加强联系,深入研究,广泛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新发展。论坛还通报了2011年10月将在韩国举办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将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

据悉,社会与人口学院洪大用教授和卢春天博士合作完成的提交论坛的学术论文“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被评为中国社会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编辑 杨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