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中国人绵延数千年的敬称。一声“先生”，可以俯身，可以仰视，流露出对师者的感佩和尊崇。

从事新闻史研究66年，方汉奇只做着一件事，就是潜心筑就学术阶梯，让后来人踏着他的肩膀向上攀登，让新闻史这门冷学问升华为时代的显学。

以史为镜守护本心

1926年，方汉奇出生在广东普宁的书香世家。祖父给他起名“汉迁”，寄望他治学当如司马迁，可七七事变后，他的名字因为与广东话中“汉奸”谐音成了被人打趣的对象，于是改名“汉奇”。

生逢乱世，他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学业。当时的中国，不同信仰的人抱持抗日救亡的相同信念，方汉奇赞同这种同仇敌忾的爱国心，他认为青年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接受历史教育和爱国教育，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

在运动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方汉奇搞“四清”，进“牛棚”，当“牛鬼蛇神”，后来又下到“五七干校”……十几年间，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几近停滞。他随遇而安，笑称自己从“老运动员”最终锻炼成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知识分子，却又在思想上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高度的政治自觉。

学而慎思勤行至简

方汉奇与新闻的邂逅始于一次不期而遇。

高中时，他意外发现了一位亲戚参加北伐战争时留下的藏报，这些“古董”报纸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球，从此方汉奇开启了自己的藏报生涯。第一次，新闻二字，在他内心深处有了最本真和最直接的触动。1946年，他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上课之余，方汉奇几乎跑遍了苏州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短短几年，竟搜集到了3000多份报纸，其中不乏《述报》这类海内外孤本。

全国解放后，方汉奇应邀赴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在这里，吸引他的仍然是旧报纸，“那又是一个富矿，有500多种报纸，《申报》《新闻报》都是全套的。”从此，他一生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新闻史。

“做研究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尊者讳”

学界同仁和方门弟子都知道，老教授有一座“学术宝库”，就坐落在他书房中触手可及的一个特别设计的抽屉里，那是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之所在——10万张学术卡片。这10万张学术卡片为他绘制了一张纵横交错、宽广绵密的学术地图。“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方汉奇像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用的时候一声号令，都到跟前。”

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没有了做学问的条件，方汉奇就在与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中积累素材，照样坚持研究。

方先生治史，史料的积累只是第一步，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真正走进新闻史研究的大门，把学问做实、做深、做透，就必须怀有一颗对史实的敬畏之心，不唯上，不唯书，不慕虚名，不鹜虚声。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大学新闻系曾有过一次“左”的学术批判运动，号召全系师生对“旧教材”中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进行批判，如方汉奇提出的对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思想观点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就受到很大冲击和否定，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符合革命导师的相关论述的。最终，此事受到中宣部的关注，被错误批判的观点重新被订正了过来。

中国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方汉奇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墙”令人目眩神迷之余唯有赞叹。且书后有书，重叠而放，暗藏玄机——这竟是一片双层书墙。置身这片书海，方先生找书犹如探险，先用望远镜从书桌处仔细“侦察”，确定方位后，再登梯徐徐取下。

而这汗牛充栋的专业藏书，仅仅是“文革”结束以来的积累。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再次回到教学研究岗位时，方汉奇已经56岁了。在方先生的治史生涯中，接下来的这40年，是他潜心治学、“精耕细作”的“黄金时代”。

268万余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上中下共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最权威的工具书和教学参考用书。方汉奇埋头书斋，“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现在，年过九旬的方先生仍扎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针对当前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提出要“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他常常说，“题目要小，挖掘要深”，新的概括、新的分析、新的语言、新的材料、新的见解、新的结论这“六新”的功夫下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推动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方汉奇说，“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他的一天，开始于新闻，结束于新闻，早翻微信晚阅报，与朝闻天下、新闻30分、新闻联播的相会同三餐一样准时。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蹲在网中间的蜘蛛，每天捕捉着由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交织而成的信息网上最为敏锐细微的搏动。

1996年，他用上了286电脑，用“一指禅”输入得飞快；1998年，他开始“上网冲浪”，后来还玩起微博、成了大V，拥有175万粉丝。他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七搞八搞就老了”，但91岁的方汉奇不但没有停下来，他好奇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怎么也好奇不完、怎么也学不够。

 “我愿意做学生们的拐杖”

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开始，及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再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这方三尺讲台上，方汉奇一站就是一个甲子。从学生到先生，他树立了为师育人的典范。

方先生讲课，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掌故信手拈来。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他讲邵飘萍，提到“府院之争”，正史、野史，大人物、小人物，大事件、小事件，统统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让同学们拍案称奇。

从1985年到2016年，在从事新闻教育事业的60多年时间里，方汉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中不乏郭超人、陈锡添等杰出代表。1996年，这位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人们赞扬他和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两座高峰”,他平静地说:“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鲐背之年夕阳最美，满目青山晚照情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