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文海，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十四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学科评议组组长、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文海先生上的课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他的声音洪亮，语速比戴逸先生略快，比胡绳武先生略慢。他善于根据学员的特点，抓住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展开他的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仍记得30年前做学生时听李文海讲课时的情景，“比如，讲戊戌政变，重点介绍房德邻关于戊戌政变日期的考订，让学员明白考证考据的方法。讲戊戌维新思潮，从人物、地点、学会三个方面让学员能够清晰地把握全貌。关节之点的讲述，不厌其详；而历史脉络的交代，不觉其略。”

从一个年方二十、涉世未深的青年到耄耋老人，李文海用一甲子的光阴成长为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清史撰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用一甲子的人生告诉人们“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32年初，李文海出生在江苏无锡农村。担任几十年小学校长的父亲和能读书、能看报的母亲对教育十分重视。因为家境清贫，李文海的初中课程最初两年是由当小学国文教师的父亲亲授。他学习了大量古文名篇，虽然偏科严重，但这为他走上历史研究道路打下了基础。

高中毕业后，李文海在家乡附近的小学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两个月后，他在革命大潮中，投身于江苏丹阳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并于1952年初入党。这段经历为李文海开启了革命启蒙教育的第一步。是年夏，李文海因素质较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被列为“调干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被分配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入学后，从未读过一本马列原著、只学过少数毛主席著作的李文海，上了整整一年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对于他来说，“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自此，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他心中。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李文海，从中国历史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主任，再至学校党委书记，他的成长与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李文海曾多次引用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的谈话来为唯物史观正名：“在学术实践中，唯物史观除了给我提供了观察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外，并没有妨碍我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探索’，更没有妨碍我去探求和认识历史真相。”

校门之外，李文海也始终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发展的各项工作中。1958年，他加入中宣部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编写组；人民大学停办期间，他被调入后改为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小组，尽力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1994年起，他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主持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一手抓理论研究，一手抓宣传教育，主持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8月，李文海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李文海逝世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缅怀道：“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大学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人类完整知识体系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关于自然对象和现象的知识，即自然科学；一种是关于人类社会、人的活动和人的思维的知识，即人文社会科学。这两种知识相知为用，相互促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2000年，在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和外经贸部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著名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李文海作为特邀嘉宾发表题为《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的演讲。

“他不是一位只埋首书斋的学者，把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密切结合起来是他治学的重要特色。”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曾如此评价李文海。
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李文海多年来进行历史研究始终坚持的理念之一。他曾多次表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与世隔绝，关起门来搞科研，是不行的。我们的研究，必须要融入社会，融入学术界”， “有人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是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做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李文海不仅关注如何让历史学适应时代发展，他的大局观念也让他一直致力于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长期以来，社会上重理工、轻文科的观念十分浓厚，“重理轻文”的现象渗透在高校经费投入、学校评估标准、人才地位和待遇、学术水准评定等各个方面，甚至教育和教学的管理也常常以理工科思维去对待与处理文科学科的问题。当时任校领导的李文海意识到，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这种观念极大地限制了学校发展，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都产生了一定阻碍。因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视和同等的地位。他在一些重要会议及报刊上，先后发表了《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等文科教育》《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三重挑战》等讲话和文章，让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直至李文海晚年，他仍未放弃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呼吁各方。2010年，年近杖朝之年的他不顾车马劳顿，赶赴昆明参加云南大学等举办的灾害史年会。在会上，他振臂直呼：“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
“不管担任什么工作，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员、一位老师，这才是自己最重要、最带本质意义的角色，”李文海说，“这一种观念，一直到后来担任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点。”

始终不变的“史学工作者”

童年的经历为李文海进行历史研究打下基础，但真正学习历史却并非他的主动选择：“那个时候的人们，专业选择、志愿选择的观念很淡薄，组织观念则很强，领导分配你学什么就学什么。因为组织上调你来学习，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你学好本领来服务。加之像我这样的调干生，过去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长，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所以是一张白纸，学什么都一样。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跨进了历史学的门槛，从此以后，历史教学与研究成了我一辈子再也分拆不开的事业，这却是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李文海在尚钺和戴逸等大家的引领下走进史学殿堂，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的编写过程中选择“近代史研究成为我一辈子从事的事业”。他对学术的热情从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三年困难时期成为李文海在学校难得能够专心读书的几个时期之一；重新回校加入清史所时，他也只提了唯一一个请求：“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

在长期担负繁重的学术和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李文海从来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他总是在“八小时”之外，以惊人的勤奋，在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努力耕耘，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特别是在灾荒史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从1985年开始，李文海组织了一个近代灾荒史课题组，将灾荒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结合起来。近三十载来，他笔耕不辍，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荒政书集成》等重要论著和资料集，对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成就，也为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到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

李文海在晚年仍然醉心于学术研究。2012年8月，他最后一部著作《清代官德丛谈》出版，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在临终前一天，他还完成了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的“不管怎样，我的最基本的、始终不变的角色是一名‘史学工作者’”。

（原文刊于《大师渊范——中国人民大学名师大家专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