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甘惜分，著名新闻理论家、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创办并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首任所长，创办《新闻学论集》并任首任主编，创办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荣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编写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新闻理论基础》，主编我国第一部大型新闻学辞书《新闻学大辞典》。2016年1月8日22点55分，甘老百岁的风雨人生划上句号，一个世纪的学术追求完美落定，一个时代的新闻使命圆满完成。 “多少舆坛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值此甘老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6年1月9日凌晨，喻国明教授在微博中发布的一条讣告震动了大半个中国新闻界——被誉为“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的甘惜分先生逝世了，享年一百岁。斯人已逝，一个世纪的风雨里，甘惜分在困境中变革，又在变革中坚守。

突破困境的变革者

1916年，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三岁那年父母双亡，哥哥、嫂子将他抚养成人。虽然家境不好，但也读完了初中。毕业后，他回到村子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在县政府做了个小职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五哥那里接触到了几本来自上海的新闻报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拜托他的五哥求助多方，最终订阅了几本报刊，自此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外界讯息传到这个四川小县城的青年人耳中，而记者邹韬奋也成为他最崇拜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些报刊时，甘惜分讲到他的思想变化多亏了那几本报刊。

或许这是冥冥中的注定，让这个邻水的年轻人以这种方式与报刊结了缘。当然，那时的他也绝不会想到，自己日后竟会以此为业，并成为新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

不安分的甘惜分并不满足于自己阅读，他以五哥的阅览室为联络点，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当地的进步青年被纷纷招至麾下。新中国成立后，邻水县委的资料中有这样一句话：“甘惜分同志那几年的革命活动为后来中共建立组织奠立了组织基础。”

此时已经接受了思想启蒙的甘惜分又遇到他人生中一位重要的朋友，他就是甘惜分的表哥熊寿祺。熊寿祺早年与毛泽东参加过秋收起义，又先后在上海、日本求学，是当时知名的共产党人。他们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而伴随着书信，熊寿祺也为甘惜分寄来了马克思主义。那是甘惜分第一次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尝试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人看事。也正是在与表哥的交流中，他第一次听说了苏区，也萌生了去苏区的想法。

而最终促成他去延安的，是另外的一个朋友熊复。熊复是甘惜分初中读书时大他两届的师兄，后来熊复去了上海、成都，其间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二人志同道合，经常针砭时弊，讨论天下大事。“这使我开阔了眼界，也锻炼了写作水平。”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时，甘惜分这样评价。

1935年，甘惜分到成都培训，在成都见到了老友熊复，当时恰逢“一二·九”运动爆发，两位青年终于亲眼见到了那些出现在他们书信里的“革命”，甘惜分说那是他人生中接受的第一次的革命洗礼。抗战爆发后，甘惜分想有些作为，遂将自己的秘密读书会改造为抗日移动宣传队，他们走街串巷，演出抗日戏剧，张贴抗日宣传画。

“革命”的实践让甘惜分愈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思想哪里在邻水？在全国，在全世界”。为了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甘惜分欣然接受了熊复的邀约，瞒着家人到了延安。

甘惜分把“去延安”形容为人生的第一个大转折，而这转折的背后其实正是他不安分的性格使然。三岁就成了孤儿的他，受尽了凌辱，在家挨打，在外被人歧视，那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打死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我将来就是要出息给你们看看”，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不安分、叛逆、反抗的性格。当时，他的大哥看他心眼好，没有坏习惯，又很用功，就想把他培养得能够光宗耀祖，早日承担家里的担子。但是，心中已有革命种子的他早将这些置之度外，他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世界。事实见证了他的选择，“我在邻水能干什么，我就是当了县长又能怎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早已看透了那个社会，怀着对现实的不满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他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在困境中不被打倒并寻求解决之道是一个优秀革命者的品质之一。而甘惜分的革命之路也并不平坦。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其间遭到日军突袭，不幸被俘。被俘后，他伪装成给八路军做勤务的闲杂人员，以使日军放松警惕，与敌周旋，准备见机逃脱。在他被俘虏四个月之后，他借敌人利用他了解民情的机会得以逃脱，找到八路军。然而，满腔欢喜的他迎来的却是暂停党籍、接受审查的待遇。好在当时被俘前，慌忙中将随身携带的机密资料埋入土中，才留下了没有泄露机密的证据。在闲居半年后，甘惜分终于回到了被俘前所在的单位。

1960年，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人民大学也不例外，当时新闻系的许多领导、教授被扣上“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相继被打倒，于是几个“反右”的“骨干”就将矛头对准了甘惜分。

然而，甘惜分却不以为意，他白天开会，晚上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天就发文反驳。他指出，这些所谓的“反右”的人其实是犯了极左的错误。在全国都在“反右”的环境下，独他一人“反左”。后来，他还将事件上报中央。不久后，中央派来工作组调查，经过调查，甘惜分的观点获得了肯定。“我这个人啊，在政治上是从来打不倒的。”甘惜分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往。

历史变迁中的坚守者

从1916年到2016年，中国几千年来未曾有之变局覆盖在甘惜分的身上，他一生也经历了数次转折，而在这些环境与个人的变迁中，他却有着自己的坚守，他坚持着独立思考，他守望着马克思主义。

坚持独立思考是甘惜分一生不变的信条。1938年，他到达延安，开始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后转到中央马列学院，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然而，在延安所见的经济、政治现实却与马克思理论诞生的重要背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甘惜分并不教条地

遵守马列主义的条框，他明白这些理论是要有变通的。

而1947年甘惜分所在的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犯的一次错误则让他更加深了对于独立思考的理解。当时正处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晋绥日报》就以“贫雇农路线”“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为主要的宣传基调，让当地的改革不仅对一些已变化阶级的地主依旧“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将大批中农也排斥在外。宣传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连新华社总社都刊文对错误路线大加赞扬。最后，还是毛泽东意识到了事态发展的不合理，及时制止了错误。

那起事件让甘惜分深深感觉到：外界越是喧嚣，就越要保持头脑清醒，努力做到独立思考。坚持独立思考也让他在“反右”运动中保持了自我，坚持了真理。

晚年的甘惜分曾说“自由平等”是他最大的愿望，而让人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看来是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途径。

当晚辈们问起甘惜分的学术秘诀时，他常常用“博览群书、独立思考”这八个字回答。甘惜分除了在新中国新闻理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外，还带头做起了中国的舆论研究。作为党培养的新闻从业者，他一直接受着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但是他并没有盲从。他提出，过去的新闻观点不全面，缺乏辩证法的思考，“报纸的作用与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批评集中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政府的工作”。他的勇敢源于他的思考。

延安可以说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1938年，他抵达延安，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正是那几年的学习经历，让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将秉承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生的信仰。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于这句话，即使是在被暂停党籍的40年里，他也从未含糊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是单单一个党员身份就能代表得了的。他的革命之路并不平坦，被俘事件、“反左”事件、“文革”，对于常人，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足以将人彻底改变，然而甘惜分却坚持了下来，“我没有东倒西歪，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他是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新闻理论家。“文革”后，他老当益壮，独自担纲完成《新闻理论基础》。关于新闻学的根本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最终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答案。他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来写新闻理论的书。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要求必须有特殊的理论服务于新闻实践，而苏联在新闻方面的理论同样也很欠缺，所以甘惜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新闻现象是具有开创性的，他开拓了新闻研究的新领域，后人也把他称为“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

甘惜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其实还蕴含着传统中国文人兼济天下的情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最吸引他的就是如何处理报纸与人民的关系，“人民是党的母亲，没有母亲，哪有共产党”，经历了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特殊探索阶段的甘惜分，更深深地理解着“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含义。“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我们可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我们到底给了人民什么？”如何办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报纸，成为他“文革”后所有理论思想的核心。“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这是甘惜分曾经写下的一副对联，他对新闻业的要求也蕴含在这18个字中。对于新闻记者，他也反复强调应该具有社会大局的观念，“记者不是文字匠，记者是政治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记者的眼界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

百年沧桑在甘惜分身上留下了强烈的济世情怀，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是20世纪遗留下来的文人，有责任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这像是他的承诺，他做到了。

（原文刊于《大师渊范——中国人民大学名师大家专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