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他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贝德士文献》，那是南京沦陷后，滞留南京的传教士贝德士的所见所闻。他把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专章整理出来，用事实说话，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颁奖词中说章先生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是的，对学术永怀赤子之心，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章开沅还有一件广为流传的逸事，就是他数次请辞“资深教授”的故事，他的希望是把“位子”让出来，给更多学者机会，学术不搞“终身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对此十分感慨，“他是中国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第一人，真正体现出教师、杰出历史学家和优秀教育家的追求与本色”。
尽管所获荣誉早已说明章先生学术成就之高，他却几番推辞，他认为，自己不敢称“人梯”，因为“那需要高度”，他只愿称自己为“铺路石子”，“让年轻人走得更顺一些、更远一些”。
“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章开沅的名言。当一段历史随风而逝的时候，抓牢桅杆，并按下快门，留下珍贵一刻，这就是章开沅的工作和他的毕生追求。
“我是人大学历最低的教师”
（吴易风 资料图片）
融会贯通、学贯中西也许是很抽象的词语，但在吴易风那里，他的理解就是“扎实”。
他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只教授俄语，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他就从国际音标开始自学，硬是把英语啃下来了。经济学还需要数学的底子，他就向当数学教师的妻子学习数学，攻微积分、做习题、再交给妻子批改，这样，数理经济学需要用到的“线性代数、概率论”等他都掌握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开始自学电脑教程，一通百通，成了真正的“三通经济学家”。
扎实的学术修养背后，是吴易风的“珍惜”，他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在颁奖现场，他解释了深层原因。“我出生在江苏高邮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只读了几年私塾和乡村初级师范。新中国成立之后参加工作，1955年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当时报考的条件是高中毕业或相当程度，我凭着‘相当程度’报考，有幸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59年。目前我是我校学历最低的教师，别的老师是博士，我什么‘士’都不是。”
这样艰辛的求学之路让他深知贫困学生的艰难，于是，他当场把奖金全数捐出，成立贫困生奖学金，这是一位老师的拳拳之心。
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这需要扎实的功底和勇气，需要了然于胸的学术自信，还需要超然的眼光和心胸。当今天西方新自由主义风潮袭来，他稳稳站定，对此进行批判，这是学者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