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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举办
2020-04-20 1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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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编辑:张凯怡

4月18日,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线上直播论坛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致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张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主任吴逊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的17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讨。此次线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首发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主持。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超大城市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因此,对典型城市疫情防控进行系统讨论,探索可持续超大城市治理之道,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

刘元春发表开幕致辞,并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刘元春首先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疫情防控研究的基本情况与丰硕成果,同时对此次疫情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研究和分析百年未遇的大疫情,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理论治理思维。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此次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国际政治和社会危机等领域带来的冲击与以往的路径与规律不同。此外,疫情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考验也是多维度的,需要多元的治理评价观。对于决策者的治理能力、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以及公共治理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也需要多维的思考与理论创新。刘元春表示,由于疫情爆发的中心是超大城市,同时超大城市治理也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因此聚焦超大城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为疫情研究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刘守英围绕“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反思”进行了发言。从目前城市化模式反常规表现、城市化模式的问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三方面对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我国目前主流城市化模式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两轨并行。这种模式有三个反常规表现: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极大、2.6亿农民工成为候鸟、农业份额下降。刘守英在演讲中通过构建两个具体情景指出了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并谈到今后城市化模式改革的两个重要特征:以都市圈作为整个城市化的指导、在都市圈内实现城乡融合。

郁建兴以“整体智治:现代政府的新形态”为题进行了发言。围绕后疫情时代政府的新形态这一议题,郁建兴提出了“整体智治”的构想,他认为整体就是整体治理,治理主体之间有效的协调,共同开展公共事务治理,智治就是智慧治理,治理主体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精准高效的智慧治理。随后,他围绕整体智治可能的理论贡献,整体智治在浙江省“抗疫情、谋发展”中的初步应用以及系统推进整体智治的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对后疫情时代政府的理论创新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张杰以“全球防控新冠疫情背后的国家制度比较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从国家制度竞争的宏观视角探讨了美国淡化疫情影响的深层原因。他认为,此次新冠疫情不是简单的疾病问题,而是彰显不同国家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即强调个体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制度与强调集体发展权力和个体自由权利有机平衡的制度间的竞争。最后,张杰提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势在于人民的自觉性,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率先走出危机的先发优势。

杨开峰作了题为“重大问题,相似挑战:新冠疫情与国家治理”的发言。他以疫情增长率的国际比较为切入点,指出疫情所带来挑战的相似性。他认为,我们应当从三方面思考从这次疫情中能学到什么,包括:如何处理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常态功能组织需要考虑非常态变量,非常态功能组织中需要考虑常态变量,对国家治理规划的再审视;如何考虑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这些价值涉及权利、安全、生命、发展等;以及如何处理政治与专业化的矛盾的问题,它涉及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关系、人员配置、培训和领导力等议题。

李文钊作了题为“压实’四方责任’: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都治理经验”的演讲。李文钊从治理三角形和双层治理界面的角度分析了首都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模式。北京形成了内部的以领导小组为主面向决策的界面、外部的以新闻发布会为代表的面向公众的界面,双层界面实现了整体与分立相结合的疫情应对。基于治理任务、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的有效匹配,首都形成了“四方责任”的治理体系。最后,李文钊还提出从应急秩序过渡到疫情常态化的正常秩序,保持防控常态化的可持续性,是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韩志明以“进退裕如:上海精细化抗疫的经验观察”为题进行了演讲。韩志明以多个关键词为主线,从上海市的防疫压力、高效精准的防控措施、收放有序的常态防控和精细抗疫之路四个方面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面对防疫压力,上海市通过启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依托“一网通办”和“一网通管”平台等助力精准防控。最后,韩志明总结道,上海面对沉重的防疫压力,防控工作始终比较温和、理性和平静,各项防控措施有条不紊,做到了精心设计、精准施策和精益求精,在常规治理和应急管理之间切换自如。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作了题为“通往管理之路:疫情防控的深圳案例”的发言。马卫红简要介绍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基本盘和疫情防控背景,总结了深圳所采取的几个重要的抗疫措施,以及相比于其他城市的更为突出的特点:信息公开度和科技创新。随后,她通过分析深圳的官员和深圳独特的企业化社会探讨了为何深圳能够做到当前良好的疫情防控情况并从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与良好体制等视角进行了解释。最后围绕“管理”这一关键词,总结了疫情防控中深圳经受的考验以及深圳可以完善的地方。马卫红提到,对于深圳的样本和对它的解析,我们也不能无限地放大,最关键之处是要达到政府社会市场的均衡,发挥管理在其中对于个体主体性的激发作用。

吴逊在论坛上做了题为“新冠肺炎危机与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政策能力”的发言。他着眼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抗疫实践措施,通过横向比较讨论了其抗疫理念、抗疫措施以及危机反应速度的不同,并进一步阐述了隐藏在体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下,不能简单“抄抗议措施作业”的真正原因。他认为新冠肺炎的危机正日益成为一个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没有标准解和最优解,只能我们探寻自己要走的路。最后,吴逊用政策能力的框架,通过分析能力、运作能力和政治能力角度具体分析了不同地区的抗疫经验。我们在抗疫中可以不断提高这些能力,把政策能力的短板逐渐补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围绕“人类百年流感史的政策启示”进行了发言。马亮以史为鉴,在回顾过去一百年来人类流行病防治情况的过程中,对于疫情防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观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十大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疫情防控研究、疫情信息管理、医疗物资储备、疫苗、财政分配、群众动员、科技战“疫”、历史经验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强调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疫情防控中重复性错误发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孟天广以“信息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之核”为题进行了讨论,从信息的角度解释了危机治理中政府的策略和效果。孟天广认为,信息治理在整个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枢纽性作用,他将新冠疫情防治作为自然实验,利用在线样本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实验,一方面,实证检验了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评估了公共危机情境下督查行动的政治后果,指出同时利用垂直的问责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可以促进信息机制发挥作用。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颜昌武以“在自由与力量之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为主题进行了发言。颜昌武以特朗普为什么要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为引子,指出例外状态的概念,详细阐述了施米特对例外状态讨论的原因和理解,以及例外状态的意义。随后,颜昌武追溯了行政国家的权力逻辑与自由逻辑、融自由与力量于一体的行政国家的历史渊源,指出行政国家诞生于国家危机和国家非常状态之时。最后他结合当前疫情探讨了“例外”常态化下平衡自由和权力之间张力的路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锁利铭以“中国卫生防疫的区域府际合作:进展、特征和未来取向”为主题进行了演讲。锁利铭阐述了区域卫生防疫需要合作的原因以及区域卫生防疫合作进展的三个阶段,指出当前区域卫生防疫合作存在区域上不均衡、水平上不充分的不足。锁利铭结合区域卫生防疫的研究逻辑,对泛珠三角区域进行案例分析,探讨了泛珠卫生防疫合作的整体情况、合作意愿、结构性特征。最后,锁利铭基于外生冲击的内生化、单一事件的泛在化、短期治理的长期化的时代特征,阐述了我国卫生防疫的区域合作建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教授宋雄伟以“央地视角下的伦敦疫情防控与治理——观察与诠释”为题,进行发言。通过线性的故事梳理,从央地视角出发,为我们解读了伦敦目前的治理结构。由此提出需要探讨的问题:“疫情防控中伦敦治理怎么表现?”。宋雄伟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市长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总结了整个伦敦市疫情防控治理的六大特点,并且深刻指出了伦敦市目前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宋雄伟从英国的法治模式、地方政府的角色、基层市政发挥的功能和“调试期”的应对几个方面,对伦敦疫情防控治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诠释与思考。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做了以“不确定性与循证治理:新加坡佛系抗疫启示录”为题的发言,从新加坡的国家概况出发,对“佛系治理”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解读。于文轩按照“政府、科学、政治、社会”四个维度来划分全球抗疫策略,指出新加坡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仍然没有改变以精英为领导,循证科学决策为导向的战略。接着指出新加坡仍然面临着“wicked problem”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最后,于文轩根据新加坡的经验,从大城市常态化治理的加强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应对两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本土化启示,并为中国今后应对挑战提供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李国峰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下的韩国首尔市应急防控管理体系研究”的发言,总结了疫情防控的首尔经验。李国峰介绍了韩国疫情基本情况,进一步指出首尔经验是对新冠疫情的正确认识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每个人的“有机统一的行政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他总结道,首尔市虽然是地方政府,但是其政策建议和行政执行力并不是被动的,反而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主动了解新冠疫情问题的根本特点等问题,然后提出合适的对策和行政措施,使得首尔市民积极配合一起攻克难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娜拉作了题为“日本疫情防控中医疗机构的应对与策略”的发言。在介绍了日本的国情和日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独特的背景条件后,娜拉阐述了她的研究目的、方法与结果。并进一步说明了医疗崩溃现象的概念和日本面对医疗崩溃所采取的措施。随后,聚焦于日本对抗疫情的治理结构和医疗系统的“业务持续计划”(BCP),指出未来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也可以借鉴和利用日本的方法和工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论坛最后研讨环节,与会嘉宾再次分享了他们对于疫情治理和人类治理的看法。李文钊对本次首都治理论坛进行总结,他说论坛主要围绕三对关系展开,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是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三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基于此,李文钊分享了在治理方面的一些看法:第一,治理没有万能药。所有的治理都嵌套在各地情景当中。第二,地方知识是重要的。要发掘地方知识,理解情景概念。第三,促进信息的共享,信息的分享和信息的治理仍然是治理的关键。第四,要共同行动起来,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行动起来,还要在国与国之间行动起来,在人和自然之间行动起来。第五,个人的责任使命仍然非常重要,需要从个人出发进行行动。第六,根据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情景对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第七,需要有比较的视野,通过比较相互学习与借鉴。第八,身处全球化的时代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从全球化视角思考中国治理。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就是全球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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