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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陈彦斌:应对当前困境既要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也要深化市场化改革
2020-05-25 09: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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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网
编辑:渡边 樱子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给全球与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与挑战,全球生产活动几近停摆,产业链与供应链更是面临断裂风险,金融市场也处于动荡之中。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刚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可以说,对于当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本次疫情的影响超越了人们对于经济冲击的传统认识,它同时作用于总需求与总供给,从而导致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笔者认为,要应对这一困境,只扩大总需求或者只扩大总供给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需求与总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一方面需要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扩大总供给,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恢复到正常轨道。

一、疫情冲击同时恶化本就处于下行态势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使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就总供给而言,疫情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潜在增速持续放缓的局面,疫情的出现将使潜在增速进一步放缓。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持续下滑。根据笔者的测算,2014—2019年中国潜在增速平均为7.3%,比2008—2013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潜在增速更是下降至6.5%左右。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潜在增速的下滑主要源于劳动供给与资本存量增速的下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较低增长。劳动供给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影响下,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缩减,截至2019年已缩减近3000万人。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每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资本存量方面,受高债务与国民储蓄率下滑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14—2019年的资本存量增速比2008—2013年下滑了5.2个百分点。根据IMF的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至40%,从而导致资本增速继续下滑。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由于技术的追赶效应逐步消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尚未得到彻底释放,技术创新速度有所放缓。同时,僵尸企业难以得到有效出清以及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历史经验,重大疫情往往会对经济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明显拉低潜在增速。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诸如黑死病等使全球死亡数超过10万人的重大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持续数十年之久。就本轮疫情而言,主要会通过以下几条机制影响潜在增速。一是,疫情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国家会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调整和重构供应链的全球布局,这将导致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由于疫情下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强度显著提高,从而显著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今年一季度,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同比下降30.6%,也就是说疫情导致多达5000万左右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农村而未进城务工。三是,疫情会通过影响出口和消费需求,降低生产性投资需求,从而影响资本积累。当前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影响,1—4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幅已收窄至10.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更是收窄至3.3%,然而制造业投资的同比降幅依然高达18.8%,反弹动力明显偏弱。

潜在增速的放缓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社会稳定方面,当前中国城镇就业弹性已经从2015年的0.4降至2019年的0.3,由此使得GDP增长1%可以拉动的城镇净增就业规模从150多万人的历史峰值降至130多万人。这意味着,如果想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那么GDP增速至少需要达到4.4%。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的潜在增速或将逐步下滑至这一水平以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从国际经验来看,GDP的较快增长与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仍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潜在增速的持续放缓也不利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就总需求而言,疫情发生之前,在高债务压力下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与政府支出增速已经显著放缓,疫情的发生加大了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风险,从而会进一步抑制总需求。

高债务风险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思路时就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就企业债务而言,根据BIS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重,下同)仍高达149.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首位。就政府债务而言,虽然政府部门显性债务率为54.2%,尚未超过60%。但是,IMF以及国内一些研究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或已超过70%。企业与政府部门债务高企的直接影响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不断下滑,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5%这一近20年来的最低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更是下滑至3.8%的低位。

除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之外,居民部门的债务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BIS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居民部门债务率已经上升至55.2%,5年间债务率增幅高达19.5%。相比之下,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年中上升幅度也不过18.8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用“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用“居民债务/GDP”测算居民部门债务率更加合适。如果以“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测算,当前中国的居民部门债务率已经超过120%,显著高于美国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如果再将居民向亲戚朋友的借款考虑在内,那么实际的居民债务风险更高。而且,当前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之上,这进一步加大了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减慢,导致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以2018年为例,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3.1%,而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达8.8%。众所周知,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体消费的核心力量,但在债务压力加重与收入增速下滑的双重因素影响下,该群体的消费需求显著下降。这也导致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一直较为疲软,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触及近20年来的低点,包含服务消费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5.5%,同样是该指标自从发布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本次疫情的出现加剧了经济的通缩迹象,4月份中国的核心CPI涨幅已缩减至1.1%,PPI降幅更是扩大至3.1%,由此使经济面临的“债务-通缩”风险加大。历史经验表明,高债务与通缩相叠加,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是因为,通缩会加大债务的实际压力,而债务压力的增加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支出减少,进一步加剧通缩迹象。除非对症下药,否则经济会陷入恶性循环困境而难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都是典型的“债务-通缩”型大衰退。

由此,疫情不仅因为导致全球生产活动几近停摆而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形成冲击,而且对消费和投资需求也将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对总需求形成全方位的抑制。事实上,这一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从出口需求来看,制造业PMI中的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在3月份短暂回升后再次下滑,4月份降至33.5%,远远低于50%的临界点。从消费需求来看,虽然目前国内疫情已经从应急状态转变为常态化防控,同时消费券等短期提振政策相继落地,但消费并未实现之前所预期的报复性反弹,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降幅依然达7.5%,若剔除食品等必需品消费,消费降幅将更大。从投资需求来看,受企业和政府债务压力的影响,民间投资增速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持续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月份分别仅为-13.3%和-11.8%。

二、由于疫情冲击的特殊性,简单照搬传统宏观调控理论无法应对当前经济困境

传统宏观调控理论主要聚焦于总需求冲击,因而在国外通常被称为总需求管理,即当总需求不足时,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扩大总需求。相比之下,面对总供给冲击时,宏观调控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如何应对总供给冲击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共识。针对于疫情这一既作用于总需求又作用于总供给的冲击,而且总供给与总需求本就处于下行态势,因此,简单照搬传统宏观调控理论更是无法应对。

首先,宏观调控主要作用于经济的短期波动,难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的问题,已超出宏观调控的应对范畴。不仅如此,由于潜在增速持续放缓,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在此情况下实施过于积极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加剧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由此,经济会陷入衰退式资产泡沫困境,面临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市场过度膨胀的分化局面,不仅难以改变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而且还会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总需求不足既有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影响,也有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的影响,因而仅靠宏观调控是无法应对的。根据相关调查,本次疫情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下滑幅度最大,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将提高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消费倾向。在此情形下,降息、降准等常规货币政策和减税降费等常规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果会显著减弱,进而会导致对投资需求的带动作用降低。经济会持续陷入“低消费-低投资”状态,宏观调控难以起到根本性作用。

再次,由于出口需求的下滑难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行消化,现阶段运用过于积极的宏观政策加大投资力度,会在未来引发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验已经表明,通过积极宏观政策加大投资力度,虽然会在短时间内推动经济快速反弹,但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提振,很容易导致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持续面临产能过剩与高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给经济带来长期下行压力。

三、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与深化市场化改革相配合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困境

面对疫情下总需求和总供给双双下行的局面,需要将宏观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虽然宏观政策不足以抵消总需求的下滑,但宏观政策力度不足一定会导致总需求更大幅度的下滑,因而宏观政策必须要加力提效。市场化改革则能够促进经济潜在增速的提升,并破除抑制总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

宏观政策的加力提效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发力,并加强两者协调以提高效率,但要谨防演化为赤字货币化操作。

货币政策发力的重点是要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利率水平。疫情以来,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央行数据显示,近期M2增速显著上升,4月末增速已经达到11.1%,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如果从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利率来看,由于核心CPI与PPI等价格指数的下行,相较于2019年底,2020年以来贷款加权实际利率并没有显著下降,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反而还有所上升。因此,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强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其中“持续”两字意味颇深。

财政政策需要提高赤字率,尤其不能让财政支出增速跟随财政收入增速出现大幅回落。受疫情的影响以及减税降费等举措的落地,今年1—4月份,预算内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5%。同时,1—4月,预算内财政支出也同比下降2.7%,比2019年同期回落了17.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的下降幅度,这表明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还有所不足。因此,下一阶段,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提高赤字率,从而积极发挥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事实上,政府工作报告要求2020年的赤字率目标确定为“3.6%以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目标赤字率首次突破3%,由此体现了中央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的决心。

此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加强协调,这是当前提高宏观政策调控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增强乘数效应。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对资金的有效引导,也可以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减轻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不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不应以丧失央行独立性为代价,更要谨防赤字货币化的倾向。这是因为,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还拥有较宽裕的政策空间,可以通过两者的正常协调配合形成合力,从而在避免各自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而一旦央行丧失独立性,被动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很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政府高债务风险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实际上会大幅压缩政策可操作空间,得不偿失。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供给端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从需求端破除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困难挑战越大, 越要深化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已明确指出,“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更进一步地看,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达到同时提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目的,与宏观调控形成相互协调促进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着重针对以下几点。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疏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同时,加快构建由市场主导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二是,全面完善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等制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切实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积极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的“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以及“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等一系列要求。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激发投资需求。

三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破除抑制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在初次分配中,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在再分配环节中,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根本性地解决好广大居民所焦虑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后顾之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根本上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需求。

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迈向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一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也导致了资本积累明显偏离黄金律水平,从而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使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本次疫情则凸显了“世界工厂+低消费”发展模式的弊端,以及在外部环境冲击下的脆弱性。因此,未来需要调整和优化发展模式,不能再一味地追求资本的快速积累,而是逐步使其回归黄金律水平,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将中国真正打造为消费规模够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构建起“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陈彦斌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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