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华晚年总结说，他的一生，一没偷懒，二没说假话，三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Right（权利）是被证明的Power（权力）。”

89岁的法学家孙国华，微微佝偻着腰，慢慢腾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目光扫过放在茶几上的《法学摇篮：朝阳大学》等书，大臂一挥，声如洪钟地讲起了那些尘封的往事：

23岁时，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两次上“黑名单”，被捕后“连放风的权利都没有”。

30岁时，他撰文对人民民主法制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论述，却很快被下放劳改。

61岁时，他被邀请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等领导讲课，成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

……

爱拉小提琴，却终生专注法理学研究；被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晚年却险些被骗子拆掉家中空调；著作等身，却被长孙在法学理论著作中挑出两个错别字；为避免伤感，刻意改过阳历生日，人生却在农历生日当天谢幕……

孙国华一生，饱经沧桑，但他始终豁达、乐观、开朗。

2017年4月14日13时32分，战士、学者、师者、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理学主要奠基人孙国华，溘然长逝，享年92岁。4天前，家人、学生刚为他过完92岁阳历生日。

爱琴如命

李宗盛曾在1993年创作的经典歌曲《真心英雄》中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生于军阀混战年代的孙国华，注定要经历战火的洗礼，在抗争中开始演绎自己的跌宕人生。

孙国华，字文元，1925年4月10日生于山西省阳高县（现属河北省阳原县）。“九一八”事变后，1937年，他的故乡被日寇侵占。一次，他因不愿意向日本兵行礼而招来一顿毒打。

家乡沦陷，日本兵四处肆虐。1941年，年仅16岁的孙国华，告别家乡前往北京汇文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沦陷，学校被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九中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求学。1946年中学毕业后，孙国华考入当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的朝阳学院司法组学习法学，从此和法学结下不解之缘。

朝阳学院，原名朝阳大学，由法学界著名人士汪有龄、江翎云等人创办。它是一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为主的著名法科大学。1930年12月，在高等学校体制改革中，因只有一个法科而改称“朝阳学院”，但一直沿用朝阳大学印信，被人们一直称为朝阳大学。

但孙国华最初不想学法律，他素来爱好音乐、平生最爱小提琴。他的侄婿王文元回忆说，孙国华喜欢小提琴成癖，收藏有好几把小提琴，最好的一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意大利小提琴。他曾满怀好奇地请求拉一下这把意大利小提琴，孙国华面露难色，迟迟不肯松手。

孙国华喜欢音乐是入骨的。他爱琴如命，小提琴稍有毛病，就会四处咨询解决。晚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每逢举办毕业或开学典礼，只要身体允许，大家总能看到鹤发童颜的孙国华，戴着金丝边眼镜，神采飞扬地拉着小提琴，醉心于忘我的音乐世界。

孙国华曾自述，他15岁开始学拉小提琴，从此再没有间断过。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来，他一直是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每年“五一”“十一”，他都会教学生唱歌。他作词作曲的歌曲也曾获过校内奖，“像开国典礼啊，都是我组织去参加的”。

除拉小提琴外，孙国华还会弹钢琴。2005年除夕，4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因故留校未能回家过年，孙国华得知后，将他们邀请到家里过除夕。席间，谈笑风生中，他顺手弹奏起了《致爱丽丝》《梦幻曲》等钢琴曲，还清唱了歌剧《茶花女》片段。

孙国华家里客厅一直摆放着一架小提琴。然而，虽然他终生痴迷音乐，但在音乐世界，他也常因知己难求而倍感落寞。外孙女孙珠珠长于音律，曾常给他伴奏。爷孙俩长期搭档，可谓珠联璧合。自从孙珠珠去美国发展后，孙国华多次说，身边再也没有人可以给他伴奏了。

这种落寞大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孙国华曾开玩笑说，“搞了法理学，把我的音乐天才给耽误了。”中学毕业后，孙国华原打算考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一方面北师大是公办院校，另一方面那边有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但入学考试前，他突然得了斑疹伤寒，发高烧，一连两个月卧床不起，数理化功课落下不少，迫不得已，他上了私立学校朝阳学院。

但孙国华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上朝阳学院第一年暑假，他又参加了北师大入学资格考试，可可际遇不佳，“就差拉小提琴”考试时，北京爆发了著名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孙国华因参加学生运动，办壁报，两次上“黑名单”，1948年8月20日，被捕入狱。

云消雾散

“可怕的大雾，挡住我久未奔放的视线，使我望不见天坛绮丽的身影和北海矗立的塔尖；但总有一天，会云消雾散……”上中学时，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雾”。国难当头，孙国华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酣然如此写道，原以为老师会怪自己，却不料得了全班最高分。

雨过天晴，云消雾散。大自然的馈赠，有时何尝不是一个人的心境？孙国华被捕的第二年——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0天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峰回路转。孙国华，虽然因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被捕中断了学业，但是他和所有中国人都迎来了新生。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朝阳学院后，在其校址成立北平政法学院，同年8月5日把校名改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13日，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

这一年，孙国华25岁。爱好音乐的他，得知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工团，特向组织申请调往人大文工团学习音乐。孰料，他去人大文工团时发现，专业文艺工作者大多去了专业团体，剩下的一批人也面临转业，人大文工团随时可能解散。

这时，前苏联专家来了，得知孙国华学过法律，组织上将他调入人大法律系，跟随前苏联专家谢米里亨和我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研习法律（侧重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学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期法科研究生。

谢米里亨，是一位参加过前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士，主讲《资本论》《歌德纲领批判》、国家与法的理论。何思敬主讲国际法、指导研究生看参考书，做笔记。彼时，人大研究生教学实行导师制，在两位名师指导下，孙国华等研究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等课程。

研究生毕业后，孙国华留校任教，开始了他65年的法学教育和研究生涯。孙国华的学生冯玉军说，从此，他学术生涯的每一步，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不管是潮涨还是潮落，都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息息相关，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留校从教的1952年，孙国华撰写了论文《法的物质意义上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之关系》。他在该文中提出，法存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两者必须结合起来阐述、研究，不能只看到其中一面。只看到法的内容或只看到法的形式，是造成法的理论错觉和盲目实践的基本原因。该观点成为他后来提出的著名论断“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滥觞。

新中国，百废待兴。年轻的孙国华，英姿勃发，三年后的1955年，30岁的孙国华发表文章《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之有机组成部分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论述。同年，他出版了个人专著《谈谈守法》，对公民自觉遵守反映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

学生冯玉军说，这些著作的发表，初步奠定了孙国华作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的地位。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雾”来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几年后，“文革”又开始了，孙国华等人大法学教师，被下放到江西鹰潭劳动锻炼。

在江西，屈居“牛棚”，孙国华并不消沉。女儿孙际平回忆说，除认真改造锻炼外，他还打家具，做躺椅。当时的“五七战士”们编了很多打油诗和顺口溜调侃干校生活，他笑说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别人笑他饭量大，他说吃饱好干活。

女儿孙际平入党时，组织须考察说明自己家庭情况。她不知道对父亲的“问题”怎么写，私下问母亲。孙国华得知后，主动找到女儿把真实情况及当时自己被强加的罪名一五一十告诉她，并满怀信心的鼓励女儿，“给组织时间，相信党和组织最后是会把所有问题搞清楚的。”

“水中”授课

王文元说，孙国华名字中“国华”二字，典出《国语·鲁上》：“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意思是“国家的光荣”。或许，真是苦心人天不负。1975年，孙国华重回讲坛，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主讲法学基础理论（当时称“国家与法的理论”）。

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学生何勤华回忆说，孙国华是他们法学基础理论的第一位任课老师。当时，他已50岁了，但精力充沛，声音洪亮，讲话中气十足，且激情澎湃，才华横溢。每当讲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学观和基础理论来，他总是如数家珍，几乎不看讲稿。

在女儿孙际平的记忆中，“文革”前，常听到孙国华大嗓门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有时也跟学生发火，以至于女儿那时常想“我将来可不要给这样的老师当学生”，但每次下课后，他又很和气地送学生出去。有一次，女儿问他，“上课就上课，那么激动干吗？”他笑着回答，“这叫革命激情。再说你没经过考试，就旁听研究生课程，我还要向你收学费哩。”

孙国华一生有许多头衔，但他最看重“老师”这个头衔。1975年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前，孙国华一直在北大讲学。许多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至今仍记得，当时北大教室漏雨，地上积水，孙国华穿着布鞋，站在水中，脚底透湿，仍高门大嗓，坚持授课。

孙国华曾说，做人就应当有激情。他把这种激情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生命弥留之际，孙国华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有一天，他跟女儿感慨说，自己老了。女儿说，“叫孙际的都没有老呢，你是孙际爸，怎么能老呢？”他笑了笑说，“对，我是孙际爸，我不能老。”

那是一段女儿们难忘的故事。据孙际平回忆，她上小学时，常有同学来家里做客。一次，有同学好奇地问：“你们家人都叫孙际……啊？（孙家姐妹名字第二个字都有“际”字）”。孙国华接过来说，“是啊。我叫孙际爸，阿姨叫孙际妈，奶奶叫孙际奶。我们一家都叫孙际……”

1978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孙国华重回人大任教，开始了人生新征程，后历任副教授、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孙际平眼里，1978年人大复校后，父亲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发动机，浑身充满力量。2014年9月5日，再忆当时的情形，孙国华爽朗的笑声涤荡在时雨园家中，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着大手，情绪饱满地叩问：“时间都到哪儿去了？都到民主与法制那儿去了！”

就在1978年这年冬天，孙国华在《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4日）发表文章《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法律虚无主义”，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法制建设的主张；发表《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等文章，并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法制宣教班、政法干部培训班上，讲授加强民主和法制问题。

雨过天晴。孙国华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1980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副教授的孙国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主编，主持编写《法学基础理论》。该书首次系统介绍了英美、大陆两大法系，由此奠定了中国法理学理论学科体系。

“一五普法”第一年——1986年，孙国华受邀前往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法制课。当年，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尚未形成，这次法律讲座是中南海“第一课”，孙国华因此被称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当时，组织交给他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作用》。但他认为中央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遂将题目改为《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

此次讲课讲稿分为四部分，最后一部分讲述了确立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观（当时还未提市场经济）。讲课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课后，胡耀邦建议把听讲课范围再扩大一些，李鹏提议，讲讲刑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等。此后，孙国华还多次给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讲课。

“我给你唱歌”

苦尽甘来。1986年，是个收获年。这一年，孙国华除进中南海讲课外，还主持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点，成为该专业博士生导师。他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被前苏联法学专家誉为“专著性教材”，随后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重回中国人民大学，孙国华的事业很快走上人生巅峰。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法学基础理论》自1982年出版以来发行200多万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教材之一；1995年主编并参与多章节撰写的《法理学》教材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孙国华在中国法理学界的影响日渐深远，法学界公认他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权威，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但他依然质朴、随和、热忱、敬业、深情。年逾古稀，甚至快80岁了，他还出门坐公交，骑一辆老式28自行车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但骑车给孙国华带来了厄运。2004年3月12日，79岁的孙国华从位于北京世纪城的家骑自行车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上课，被一辆呼啸而至的汽车撞倒。医院诊断发现，孙国华的三根肋骨被撞成七截，还折了一根腿骨，由于伤情严重，他被安排到单间抢救室。

入院第三天，妻子范老师和女儿前往医院探望。由于尚未脱离危险，医生准许进屋看看，但不让与之交谈。妻子准备离开时，孙国华动了动手指，示意她靠近。当范老师慢慢俯下身去，孙国华用微弱的声音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一天是范老师的生日。

见此，范老师和女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泪流满面。在场的人跟着孙国华一起低声唱完生日祝福歌，医生、护士、学生眼角湿润，有的人转过身去任由清泪横流。

但孙国华内心平静。大家唱完歌，他微笑地闭上眼睛，轻轻挥手，示意家人、学生可以走了。学生孟强说，孙国华和范老师相伴一生，可谓白头偕老、举案齐眉的典范。2014年上半年，范老师不慎摔伤了腿，在距家不到两公里附近的一家医院康复。一个周二的下午，他到孙国华家里开完汇报会得知，范老师病了，遂提出，和老师一起到病房探望师母。

孟强想到了孙国华想念师母了，但他忘记了时年老师已89岁了。师徒俩人徒步而行，中途休息两次，到医院时天已黑了。当他们赶到范老师病房，孙国华似乎忘记了身边的学生，他坐在病房床头的凳子上，握着爱人的手，深情地说“范老师你得快点好，我给你唱歌……”

在生命灯火燃尽的最后日子里，范老师每天下午都去丈夫病房看看。那时，孙国华已经下不了病床，但每逢病情好转时，他总忘不了给爱人唱一段老情歌。这段佳话被医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笑称为“每日一歌”，以至于女儿孙际平也感慨类似浪漫深情“不多见了”。

重情重义，是孙国华人生重要的B面。侄婿王文元说，有一年重阳节，孙国华在登茱萸山时想起胞弟孙国英，情不自禁打电话给他，吟至“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时，声泪俱下。再忆及他阴历生日的次日是胞弟的生日，遂不再过农历生日，改过阳历生日。

这一点学生冯玉军感同身受。孙国华和冯玉军同住一个小区。早年学校选房时车位有限，冯玉军未购得车位，而孙国华买了车位无车。于是，他坚持将车位免费让给冯玉军使用，冯玉军不答应，几经商量，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租金。弥留之际，他又和家人商议，最终将车位遗赠给冯玉军。

对家人、学生如此，对他敬重的人，同样如此。在冯玉军记忆中，有一年，他和孙国华等专家学者受邀前往江西共青城开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一行前往位于共青城市的富华山胡耀邦陵园敬献花圈。刚到陵园，孙国华就哭着走上前说，“耀邦同志，我来看你了。”

追赶潮流

学生冯玉军说，孙国华热情、开朗、乐观，好学，“孙老师，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人”。他精通俄语、英语、日语，熟悉德语。在冯玉军的记忆里，孙国华讲前苏联法学理论时，常把英语翻译文稿讲完后，再把俄文本意又讲一遍。

但孙国华的好学，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女儿孙际芳、女婿陶昌宏研习物理学，孙国华有一次问女婿：“昌宏，什么是物理学呀？”2016年6月16日，女婿陶昌宏在电视台做完高考评论录像，赶到医院看望他。得知女婿刚在电视台做节目，孙国华又平静地说：“勿妄自尊大，妄自菲薄，实事求是就好。”

侄婿王文元喜欢研究儒家文化。每逢俩人见面，孙国华就和他探讨国学中的法与礼。王文元说，《周礼》名曰礼，实际上也包含法，是富有人情的法、讲道理的法、以防范为主而非以惩治为主的法。孙国华立即表示认同，又说不讲天理、人情的法律不是好法律。

女儿孙际平研习统计学，上世纪80年代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研究生。孙国华常向女儿请教一些有关统计学的知识，以期应用到法学研究中。一次，孙国华带的博士研究生写的论文用到了通过社会调查方法得出的结论，他特意拿给女儿让从专业角度给个意见。

晚年，孙国华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如果不是法律限制70岁以上不能学车，他也想学开车。女儿孙际平记得，1980年前后，人大给教师开设了外语课，孙国华报了德语班。

女儿问他，为什么报德语？他说，俄语不用学了，英语从ABC学起浪费时间，自学为主就好。德语没接触过，得抓紧时间再掌握一门外语。女儿受他影响，大学也选修了德语，但没上几次课就放弃了，而孙国华乐此不疲，每天早晨起来，用德语对女儿说，早上好！

学生孟强说，孙国华是一位特别喜欢追赶潮流而且能追的上的人。2013年10月15日，已经88岁的孙国华，给2013级博士生上“法学研究方法导论”课。课程安排前一天，孟强打电话给他表示，第二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在人大西门等他，随同前往教室上课。

可第二天快到下午两点正式上课时间了，仍不见孙国华身影。孟强赶紧拨电话过去，原来不到下午一点，孙国华已到教室了。孟强匆匆赶到教室看见，孙国华正拿出自己的iPad，给坐在下面上课的100多名年轻的博士研究生照相。

这不是孙国华第一使用iPad。他曾告诉学生孟强，自己有两部iPad。第一部，是iPad刚上市时买的，后来又买了个最新款。平时，他用iPad上网，收发邮件，还几次召集博士研究学生在网上开视频会议。孟强说，他总是带点自豪地自诩为互联网时代的网民。

这个自诩互联网时代网民的孙国华，不仅能熟练使用iPad，还能使用微信和朋友圈。他常在学生们朋友圈发言、互动点赞。于是，学生干脆建了个微信群，时不时和他在网上打打趣。

白发萧萧，声如洪钟。这是孙国华给他晚年带的博士研究生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但他讲课也准备课件。在孟强的记忆里，2013年10月15日那天，孙国华讲课3个小时，他准备的PPT课件长达77页，还不时对PPT课件进行修改、调整、完善。

但学生冯玉军说，孙国华有一次差点被骗。一天，他正在屋里看书，突然接到孙国华电话说，有人上门免费给换空调，但要先拆走旧空调。冯玉军迅速赶过去发现，有人谎称是空调公司售后人员，但他们并没有穿工作制服。冯玉军拿起电话准备询问客服，对方悄悄溜了。

冯玉军说，孙国华生活中不拘小节，买菜、买水，别人喊多少，他就给多少，从来不砍价。他常常出门不带钱，坐地铁，乘公交，学生们付了钱，他回头一定要还给大家。

2014年6月，正处毕业季，人大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学生孟强、李亮、李佳明相邀孙国华听音乐会。大家五点会面后，学生们起哄孙国华请客，他欣然前往。

吃完饭，学生印象中很少用钱包的孙国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双开红色纸巾，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一堆零钞。付完账，他们沿着人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的马路，走到人声鼎沸的跳蚤市场。孙国华饶有兴趣地一个摊子一个摊子看过去，和年轻毕业生聊天、砍价。

“我讲了真话”

孙国华一生追求真理，相信马克思主义。学生冯玉军说，他矢志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作毕生奋斗的事业。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盲目崇拜，也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因为他很早就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女儿孙际平说，孙国华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人。她上大学期间，常看到父亲在家给研究生上课，每次说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父亲总能顺口说出这段论述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几卷第几页。父亲始终强调，做事情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弥留之际，父亲再次问她：人生有没有相同的道路？做事情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信党相信组织，服从组织安排，是孙国华终生不渝的信条。在“文革”那段特殊日子，他教导女儿：“我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党和组织最后是会把所有问题搞清楚的。”在女儿人生道路选择上同样如此。孙际平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人大法律系，后被调到统计系。

这让终生希望五个女儿中有人能传承他衣钵的孙国华十分失望。他找到人大负责招生的老师。对方说，怎么不先打个招呼？你女儿的成绩完全可以进法律系，但报考法律系的人多，报考统计系的人少，所以学校挑了一些数学成绩好的学生调到了统计系，且通知书已发。

女儿与法学失之交臂，孙国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当看到专业已不能调整时，他又安慰女儿：既然已经这样了，就服从组织分配吧！女儿大学毕业后，想报考法学专业研究生，工作单位不同意，不愿意开具证明信。女儿想先考上再汇报单位，他又劝女儿要服从组织安排。

这让女儿孙际平再次与法律专业擦肩而过。此后，孙际平专心研习统计学，成为一名高校统计学教师。她一直以为，父亲对自己没有学成法律早已不在看重。不料，父亲离世后，母亲说，“你父亲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你没有学成法律”。但斯人已逝，唯憾事长留。

孙国华，爱真理，也爱正义。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邱昭继说，孙国华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开创者，是一位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法学家。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太霞说，孙国华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学到和传授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曾随孙国华学习的现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说，如果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学术史，孙国华是不能缺席的重要学者。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法学理论教材《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并在内容上开始了中国化探索。

在黄建武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孙国华主编的经司法部审定的教材《法学基础理论》，形成了具有人大风格和特点的法理学教材，渗透着苏联教材及马克思经典与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它和沈宗灵主编的带有英美法学术风格的北大版法理学教材，相互辉映，各成体系。

孙国华笃信马克思主义，且不唯上，只唯实。黄建武说，他讲授“苏联东欧法理学研究”时，常延伸到国内不同教材和论著的观点及英美学者的观点。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风云巨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不能用了”，但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欧美为首的西方文化传播迅速，有人认为，欧美流行的各种“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但孙国华认为，面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70多岁的孙国华提出“法是‘力’与‘理’的结合”，并解释说，“理”是基本的、主要的，“力”是必要的、辅助的，二者缺一不可。“理”与“力”的结合，正好反映了法律对人行为的“自律性”“他律性”。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这正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表达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理论渊源。

晚年，为进一步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认识、研究，孙国华连续主持完成两项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为主题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关于法的概论和本质的原理、关于法的形成与运作的原理。2000年，他主持完成了教育部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法治论”。

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在人生最后几年，孙国华集中思考公平正义、价值和价值观、限制权力等问题，发表了《公平正义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价值有普世性，但价值观没有》《公平正义仿佛是治国理政的‘牛鼻子’》等文章。2016年7月，还与学生孟强合作在《法学杂志》发表了论文“权利和权力辨析”。

回首自己从事法学研究50多年的风雨人生路，孙国华曾说：“有几点可以自慰：第一条是我没敢偷懒；第二条是没说假话，也许我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我讲了真话……还有一条就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孙国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法学会评选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被誉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

学生朱景文说，孙国华从来不是“风派”。在一种倾向很厉害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而当大家都异口同声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他又总能想到另一面。

在学生张小军记忆中，孙国华曾幽默地说，“‘文革’时侯，（有人）说我‘右’，现在（改革开放后）又有人说我‘左’，依我看，既不能‘左’，也不能‘右’。”

学生冯玉军说，生活中的孙国华喜爱游泳、滑冰、足球等各种运动，周末或假期会去各处游玩，关爱家人，乐观豁达。

学生张恒山说，孙国华是心怀大善大爱之人，每逢在法学的理性思维山路上攀登跋涉感到困顿时，他会拉起小提琴，让《云雀》明亮清丽的旋律回荡在书房、厅室。但人们再也看不到鹤发童颜、拿着小提琴演奏的孙国华了，琴声远去，唯余音长存。

（原文刊载于《法制与新闻》2019年12月刊，文/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