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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家]宋健: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国家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021-02-06 0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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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观察家
编辑:郭 玉喜

1月2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谈论“人口拐点的到来”。

据估计,“十四五”期间,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3亿,生育率走低趋势难以根本扭转,我国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拐点将到来。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我们能否以教育提升人口质量,以制度促进自由流动,为正在到来的老龄时代做好准备?计划生育40年之后,我们希望重新认识人口。

除了养老,生育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多转变。近年来,国家不断放宽生育政策,但生育率走低趋势仍然明显。那么,中国当前的生育状况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生育?

▌生育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

当我们在讲中国生育率很低的时候,需要先来看看我们周边的世界。从2019年最新的数据看,世界平均的总和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是2.3,在中国大陆是1.5,一个很低的水平,当然韩国0.9是最低的。非洲目前还是很高。就亚洲整体来讲,并没有像欧洲和北美那样非常低,但是亚洲内部还是存在差异的。

先简单说一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现在用来描述生育情况时用得非常多的一个指标,它实际上是假设一批同年出生的妇女都按照当前的年龄别生育率保持不变,在整个育龄期内平均生的孩子数是多少,这个假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世界主要地区和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我们来看世界主要地区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刚才是2019年一个时期的值。如果我们从1950年一直看到现在,最新的数据到2015年,中国是红色的这条线,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里差不多最陡的,的确,中国的转变过程是非常陡的,也是非常迅速的。

即使在东亚地区,中国同样是红色的这条线,东亚地区无论有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最初的人口规模如何,现在都有殊途同归的感觉,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家都扎堆到了统一的水平。其中蒙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今天鉴于时间不讲这个。

中国的生育转变是一个“压缩型”的转变,为什么会有“压缩型”的转变?通常在讲转变的时候有内因主导型和外因诱导型,中国是外因诱导型的生育转变,这个外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次重大调整)

在这非常简单地给大家罗列了1970年代开始实施人口控制政策到目前的生育政策宽松化历程。可能大家比较清楚的是1980年代前期,主要是以1980年公开信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84年、1985年的所谓“开小口、堵大口”的适当放松调整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持续下来,19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了。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率的调节作用是在不断减弱的。对于生育率下降或者我们说的生育转变起作用的,第一个因素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中国特有的,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比如印度,但是他们的政策实行得不像中国这样成功。

另外一个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有学者就注意到不同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不同的。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型的,1980年代,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平分秋色了,到1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主导。此外,也应当注意到计划生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实际上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所以,在现在的生育政策宽松化调整的过程中,生育政策究竟还有没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一直是存在分歧的。石人炳老师做了一个梳理,大概梳理出这样三种结论:一,现在的生育政策已经基本没什么用处了,失去了弹性;二,这个政策还是有用而且是符合预期的;三,效果难以判定。

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待二孩生育政策?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中国妇女生育的孩次结构)

首先,我们从指标上来看,二孩的出生比例,从生育政策宽松化调整以来,很明显是在不断上升的。大家可以看这条线是1995年-2015年每年的出生情况,1代表第一个孩子,2代表出第二个孩子,3是三个及三个以上的孩子,三以上的孩子比例是很小的,但是红色所代表的第二个孩子的比例是在不断增加的。

近些年的数据虽然不是很完整,我们能看到2014年,二孩在全部出生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3,2015年是将近40%,2016年二孩及以上的孩子的比例占45%,2017年之后超过了一半。所以,从二孩出生占比不断增高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二孩生育政策本身还是有效果的。

但问题在于二孩生育政策只是短期内增加了出生人口数。从数据反映,年度的出生人口数,2016年是一个峰值,就是1786万人。但是在2016年和2017年的短暂增加之后,后面就不断地下降,特别是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但大家的预期并不乐观。

(2000—2019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数)

红色这条线是出生率,大家看到出生率的下降是更为迅速的,当然出生率它本身还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我们看到二孩生育政策它并没有能够遏制实际生育率的继续下降。

(中国妇女孩次别总和生育率)

我们从现在这张图里看到,中国生育率从1995年到2015年这20年间的情况。为什么从1995年开始?因为这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我们叫它低生育水平的时期。

其中我们非常关注的是这个灰色的线,就是二孩的总和生育率。二孩的总和生育率是我们在全部的生育水平中比较能够体现政策效果的指标,能够看到这个值实际上是在增加的。

但是为什么二孩总和生育率提高了,可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呢?关键在于红色的这条线,就是一孩的总和生育率是不断下降的。这两个一相比较,我们发现二孩总和生育率的提升幅度不足以弥补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幅度,这就是实际生育率继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分年龄来看的话,20-29岁的女性一孩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因,或者换句话说,同龄妇女二孩生育率的上升是不足以弥补一孩生育率下降幅度的,这也是大家为什么非常担心的一个缘故。

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看一下终身生育率。因为刚才在给大家介绍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它是个假设的条件,就是假设妇女如果她终身的生育率都按照某一时期的生育率度过的话,会怎么样。终身生育率是她实际完成了生育之后看到的情况。

(中国出生队列妇女终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我们选取了1935年-1950年的出生队列,因为这些妇女都已经全部完成了生育,从终身生育率来看,这个队列的效应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年纪越轻的这个队列或出生越晚的队列,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是在下降的,只不过这两张图相比较,左边的终身生育率相对稳定地下降,而右边的总和生育率通常看到的数据波动性会更大一些。

我们也很关注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因为能够从他们的意愿和表达大概来猜测他们未来的生育情况。我们看到平均的理想子女数和平均的意愿子女数都是低于更替水平的。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值,通常他们想要的孩子应该比他们实际生的孩子还要更高一些,连这个想要的孩子数现在都不到2个。

(按户口性质划分的理想与意愿子女数)

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总体上现在的生育形势是不太乐观的,另外计划生育政策所起的作用随着时代不断下降。

▌社会变迁、婚育观念与行为

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现在年轻人这种生育意愿和行为,我这里做了一个逻辑框架图:

(当代青年婚育行为改变的逻辑框架图)

左侧我们能看到政策和社会变迁的作用都会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现在的生育形势实际上跟人们观念的改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细分观念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地分为动机、意愿、计划等等。经过动机、意愿或计划之后才会转变为行为。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下社会经济的变迁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的。

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很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8年之后,高等教育有个很大的普及。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高校开始扩招。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婚育的推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中国上大学的人已经超过了50%,2019年的数据,有一半的人是能够上大学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人们平均的初育年龄,就是生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在1990年是23岁,到2015年就已经到27岁左右了,推后了4年。即使不能直接折算,这4年大概就是上大学或者受高等教育所推迟的时间。二孩的平均生育年龄,就是生第二个孩子的年龄,也不断地推迟,1990年是27岁左右,2015年是30岁。

不仅如此,我们的研究显示,教育能够显著地影响青年的婚育观念和行为,例如青年的同居观念,事实上这是现在非传统的婚姻形式的一种。

我们看到,青年自身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高其对同居行为的接受度。这样一个指标就表明,青年现在对于婚姻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受教育的影响。还有初婚的行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而且他们的初婚年龄更晚。

对于女性来讲,高等教育对青年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婚姻市场和社会性别观念发挥间接作用。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我们仍然会有所谓“甲女丁男”,或者说大龄女性婚配困难的这样一些讨论话题。

教育也会显著地推迟初次就业年龄。我们的研究显示,上大学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初次就业年龄,有着非常显著的推迟效应。总体上,上过大学的人的就业年龄会推迟,间接地也会推迟他们的婚育年龄。

从就业角度,我们现在经常会提到,人们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甚至连第一个都不愿意生,是因为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或者说他的心里缺乏安全感。从数据上显示,青年的失业率相对更高。虽然这是中国的数据,但是全世界的数据基本上显示了同样的现象。青年的失业率相比其他人群要高很多。

我们也研究了生育对于就业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个相互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讲,生育第二个孩子,家庭中有婴幼儿或者说她有曾经因为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都会对女性目前的就业状态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即使是为了工作,为了收入,为了事业,大家可能对于生育也是会有犹豫的。

从流动的角度。流动已经成为新常态了,流动人口虽然年龄和性别结构不断在变化,但是对于年轻人和对于男性的选择性仍然是存在的。有学者认为,在2000年的时候15-29岁流动人口是6000万,2010年已经超过1亿,这个量还在不断地增加。

流动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原因,我们通常会用务工经商来表示。务工者和经商者在省内流动中所占的比例是1/4,如果跨省流动的话这个比例就更高,大概超过7成的人都是为了找工作,去谋一份职业,或者是为了去找更高的收入才流动的。青年中务工经商的人数也是上千万计。

(人口流动的相关数据统计)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就会更高,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6年的数据显示,流动青年中只有5.6%明确表示希望返乡,而大多数是希望在其他的地方生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留在他乡。

流动毫无疑问会抑制生育水平,有中断理论和融合理论两种不同的解释。

中断理论认为短期由于夫妻分离等原因,流动会推迟生育,进而给生育数量带来负面的影响。研究表明,流动会推迟女性的生育年龄,会延长初婚和初育的间隔,和一、二孩生育的间隔。

融合理论是说,从长期来看,流动人口的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会和当地逐渐接近。比如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或者从小城市进入到北京这样大城市的人,他会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环境,这会导致他的生育意愿数量下降,男孩偏好减弱等等。也有研究认为,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是处于在留守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

总体上,流动的人口无论是从曾生子女数量(即生过的孩子的数量),还是从调查前一年时期的生育率,或者是分年龄、分孩次的递进生育率等等,多方面的指标都显示流动对于生育水平的抑制是显著存在的。

我们刚才从教育、就业、流动三个不同的层面,概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看到生育率的降低几乎是不可避免。

我们一方面看到死亡率的下降是一个大势所趋,无论从国家到个人,都希望活得越长越好,都希望不断地降低死亡率,提高我们的健康和预期寿命。

但是生育是一个受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影响非常大的要素。死亡率不变,而生育一直在低迷的状态,中国的人口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新格局。人口从过快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和内在负增长。1992年之后,中国人口总量虽然在增加,但是人口内在的核心已经是负增长了。人口总量即将到达峰值,进入到负增长的时期,而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不仅大幅降低,而且未来提振的信心是不足的。

当然,乡城流动可能会随着城镇化终止,但是“城城流动”会取代乡城流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迫在眉睫的一些问题。这些形势几乎是不可扭转、不可改变的。

▌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新理念

面临人口发展的新格局,我认为人口发展是需要新理念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现实,新一代的生育主体已经拥有了不同以往的婚育观念,呈现出非传统的婚育行为。最近网上热议的一些包括代孕、隐婚、冻卵等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表明了现在的年轻人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大幅度的改变,当然这个跟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

我们需要重塑的是文化氛围,长期以来,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使得计划生育在宣传上,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晚婚晚育,现在应该把适龄婚育提起来。

另外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需求,我们的研究一直都表明,人们的意愿和行为之间是有偏离的。人们想生两个孩子,但实际上只生了一个。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可能受到经济的影响,可能受到时间的影响,可能受到没有人照顾的影响。

所以国家能够做的就是解决好适龄人群在教育、婚育、工作等多领域的角色冲突和时间资源压力问题,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和保护,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当然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包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政策建议、以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这是头一次提出来三育成本降低的要求,以及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和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后面两个都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老龄有关的。

总体上,少子老龄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蕴含着人类进步的成果。从死亡率的降低和人类寿命的延长来看,这毫无疑问是人类战胜死亡和战胜大自然的成果。生育率的降低,我们看到无论是教育,就业,流动,都蕴含着人类的进步。

我们要做的是认清并适应形势,努力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挑战,这是国家的战略,也是每个家庭和个人理性化选择的基础。

▌圆桌讨论

 南都观察 :宋健老师的分享既有理性的现实视角,又有人性的理解关怀。就刚才的分享,请邱月老师做一个回复。

邱 月 :生育水平受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根本上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第一性的,生育政策可能只是调节了到达最终结果的速度。

老龄化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需要我们从全方位、多角度来认识。但对于目前生育率降低的情况,我们也提到了它跟教育水平和流动现象密切相关。

那么如何来增进“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提到的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我想可能还是要从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上来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更加以家庭友好型和生育友好型政策为目标,比如在制定人口迁移政策的同时考虑流入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流出地的发展。降低生育成本,让更多家庭可以承受,这可能是提高生育率的根本做法。

我们也看到,像北欧国家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效果都不是那么可观,所以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第一性的。但具体来讲,这几年国家比较专注“养育”方面,比如完善托幼服务,还有在婴幼儿期对于母亲的关照,尤其是职业上的关照。这些也能够产生一些效果,但我们可能落实得还不足够。至于教育,教育提升了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同样需要继续推进、增强。

宋 健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生育转变,可能使得生育率降低这个问题更凸显,它是短期内从高到低的,跟老龄化的形势一样,让大家可能都有点“猝不及防”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已经在致力于从各方面提振生育信心,增加生育水平,但我想这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在生育意愿或者生育信心的层面,可能物质基础已经满足了。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往上的家庭,仍然有很多的焦虑。因为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第二件事就是教育成本会成为很多家庭很焦虑的事情。有一些家庭可能想生孩子,但是没有老人带,所以每个家庭的要求、需求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些人就斩钉截铁地说,“别说生孩子了,连婚都不想结”,这种年轻人也不少。

我们也一直希望能有个借鉴,无论是我们的邻居日韩(至少东亚国家的文化可能是同源的)还是北欧(福利性国家),很可惜的是,他们的政策对于中国的借鉴效果是有限的。

第一个原因是人口数量不同。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虽然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已经在变少了,但实际上也是1400多万的数量级。日韩或者北欧国家的相对人口数量比较少,所以能做到给每个家庭(或者每个母亲)一些经济补贴,即便如此,也已经遇到了难以持续的问题。中国的生育补贴金政策做过预演,推算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更难以持续,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来支持的。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里隔代照料资源的衰减。中国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老年人承担着隔代照料的责任,如果老年人不愿意照看子女的第二个孩子,就直接决定到这个家庭会不会要第二个孩子。家庭的作用是在衰退的,而且老年人的观念也已经发生了转变。有些老年人觉得,给子女看管一个孩子就够了,这是我第一个孙子/女,也是责无旁贷的,但是第二个孩子我肯定不看了,因为要寻求自己的老年生活。当然,也有健康的原因,照料第一个孩子就已经够累了,老人的身体健康可能无法支持看管第二个孩子。在照料孩子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和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中国的特色。

总体上,对于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或措施,中国能够借鉴的并不是很多。不过别国的政策理念,比如说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理念,包括国家对托幼服务的一种公共服务的完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李建新 :宋健老师和邱月老师讲得非常好,从“出生-死亡”、“少年-老年”更加周全详细地解释了我们当前的人口形势的严峻性,我们要直面这种困境。

在生育方面,实际上新生代的婚育观和他们父母一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把它称之为“根本性”的,是指它不是一种渐进的,而是完全不同的变化。

用比较新的人口数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我们国家是“逢0”大普查,“逢5”是小普查。我们通常说25-29岁是最佳的婚育期,根据2015年的数据,当时20-24岁这组女性人口,就是“90后”,未婚的比例是75%;25-29岁组,也就是“85后”的比例是27%。而她们的母亲辈们“60后”在她们25-29岁时,未婚比例不足5%,也就是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即30岁以前,基本上是该结婚的都结婚了。

传统社会是一个婚姻至上的社会,结婚不是社会问题。到了新生代,“90后”们当然就是现在的婚育主体了,他(她)们的观念已经改变成,结不结婚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而结了婚要不要生育又是个问题,再往下,生几个孩子也同样成为问题。

所以我觉得,人口危机还表现在新一代人的婚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十四五”规划有两点相关建议,一是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包容性,这可以解读为鼓励、允许自主性的生育;二是降低生、养、教等三育成本,减缓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但是我是觉得,目前这些建议仍停留在政策文件上,处于规划阶段,还没有落到实处。我们应该更有一种紧迫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原文链接:

[南都观察家]宋健: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国家能为他们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