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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甘 薪火相传|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与人大的接续奋斗者
2021-03-23 1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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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
编辑:王 思琪

《共产党宣言》背后的故事

今天,《光明日报》刊登《经典的光芒,照亮前进之路<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传播背后的故事》一文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荣誉一级教授高放、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郑云天与《共产党宣言》的不解之缘。


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在极端艰苦的战斗岁月里,成仿吾参与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艰难办学的整个历程,为战争年代办学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为我党培养大批政治坚定、作风求实、具有真才实学的革命和建设人才,这在我党的教育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他强调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他一贯关心同志,爱护、培养青年,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艰苦开拓作出了杰出贡献。

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百年来,和陈望道一样,执着于“真理的味道”的共产党员数以千万计,其中就有曾经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

成仿吾曾先后五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他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一文中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部分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1938版、1954版、1978版)

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29年。1928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并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当时,蔡和森知道他知识渊博且通晓五种外语,就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成仿吾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他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牺牲了,所以译稿也就丢失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翻译的,被称为成徐译本。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成仿吾是陕北公学校长。这一年中央宣传部拿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要他们翻译出来。他们两人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工作条件很差,资料缺乏,连一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译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译文又通读一遍。同年,这个译本在延安作为《马恩丛书》第4辑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该译本收入《共产党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传播范围很广。

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45年。当时,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七大”,有时间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较大的修订,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可惜译稿也没有下落了。

成仿吾第四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52年。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抽空将延安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作为《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生135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成仿吾一人所作。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共产党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成仿吾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75年。1974年,他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希望能够重新校译原著。8月,毛泽东作出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9月,成仿吾到京,12月出任中央党校顾问。中央党校抽调王亚文、郑伊倩等同志组成校译小组,协助他进行校译工作。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把1848年第一版德文原著同当时通行的德文本作了对照,发现有48处不同。这段时期,成仿吾与助手们每天讨论三个小时,对修改稿逐字逐句进行研究,前后经过三遍重大修改,到9月初步定稿。讨论稿印出后,成仿吾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还邀请了在京的26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他们吸纳大家的有益建议,又对译文进行了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1897-1984)

《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经引进中国,犹如一场及时雨洒进了干涸的土地。《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借“火种”: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高放教授是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和发展以及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毕生心血。他知识渊博,造诣精深,治学严谨,成果卓著。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以勤勉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学术观点、丰富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理论界享有极高声誉。

……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曾在《〈共产党宣言〉探真》中记载过如下情景: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步青年聚集在红楼图书馆或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埋头攻读《共产党宣言》等新书,还共同探讨、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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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经典的光芒,照亮前进之路——《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传播背后的故事”刊于《光明日报》2021年3月22日16版)

续“薪火”:为翻译经典接续奋斗

百余年来,许多像陈望道一样执着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党宣言》翻译而接续奋斗,让经典的光芒更为璀璨。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不少珍贵史料陈列其间。沿走廊向前走,墙壁上张贴的一份《上海华兴书局书目》引人注目。192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行“文化围剿”的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秘密创办华兴书局,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30年,由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便在此出版。随后,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校译本,1947年乔冠华校译本以及由谢唯真译校、1949年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等相继问世。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要拼命向前啊!”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成仿吾在回忆五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时发出感慨。自1929年在欧洲第一次完成《共产党宣言》译稿后,成仿吾又于1938年、1945年、1952年、1975年四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与修订,因为革命形势严峻,第一次与第三次的译稿都在颠沛流离中不知所终。

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生动例证;中央编译局系统推出的译著,则反映出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编译精神。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多次重新校订出版《共产党宣言》。在与记者交流中,柴方国特别提及1964年版本。是年,中央编译局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中的《共产党宣言》译文进行全面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他举了两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译文: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1964年译本改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译文: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964年译本改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个译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编译术语概念更加准确,语言表述更为严谨。”柴方国介绍。

此后,中央编译局又分别在1978年、1995年、2009年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数次修订,2014年、2018年还编译出版了文库版、纪念版,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提高译文质量、增强译文可读性。

“充分尊重原著、正确理解原著、忠实表达原著是几代译者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柴方国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编译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科学精神,反映了编译者为传播真理不懈奋斗的赤诚之心和历史贡献。

(原文“经典的光芒,照亮前进之路——《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传播背后的故事”刊于《光明日报》2021年3月22日16版)

“接力跑”: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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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高校在探索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方式方法改进上取得成效。进一步拓展新媒体、音视频等创新传播方式,让学生接受知识更为通畅、便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郑云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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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经典的光芒,照亮前进之路——《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传播背后的故事”刊于《光明日报》2021年3月22日16版)

在《共产党宣言》百余年的翻译史中,有前辈人大人作为译者的身影,而在信仰的延续和传递接力中,更有年轻的人大学者,治学路上,与这本书、三座城结缘。

治学路上,与一本书、三座城结缘

【一线讲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郑云天

2007年,我来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里,我接受了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读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2008年,适逢《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我第一次真正参与国际性学术会议,从各国学者那里感受到《共产党宣言》的世界意义。

2012年,我来到马克思恩格斯曾投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伦敦。抵达伦敦后的第一个晴天,我就横跨整座城市,前往马克思长眠的海格特公墓拜谒。在幽静肃穆的墓园里,马克思的墓碑最为庄重高大。当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自发地向墓碑献花致敬时,我再次感受到那超越国界、荡涤身心的力量。

2010年至今,我生活在北京。从获得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到开启教师生涯的中国人民大学,《共产党宣言》给予我的力量始终不曾减退。不论是在清华园理论宣讲,还是在人大为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价值”都是我常常讲述的主题。

《共产党宣言》里有很多名言名句,最打动我的一句是:“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今后不论身在哪里,我都会发扬《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做一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原文《研究者感怀:治学路上,与一本书、三座城结缘》刊于《光明日报》2021年3月22日16版)

真理之甘,回味悠长。百余年来,《共产党宣言》以经典的光芒,照亮前进之路,人大人必将传承老校长成仿吾的精神,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责任编辑:杜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