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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力]卫兴华:经世济民的“人民教育家”
2021-04-28 09: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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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领导力
编辑:周 沫言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卫兴华(1925 – 2019))

他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他是经济学界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经济思想的学者。

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人民教育家——卫兴华。

2019年9月17日,卫兴华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9月25日,卫兴华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2019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一个为新中国经济学辛勤耕耘了70年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给予的最高荣誉之后,为自己的奋斗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1925年10月6日,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小山村——善文村。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初通文字。家里四代务农,四代人勤俭持家,到了他父亲这代,成为基本能够吃上饭的自耕农。卫兴华是家里的长子,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四个弟弟。父亲一心要通过他改变门庭,望子成龙心切,不到6周岁就送他去上小学。卫兴华上小学时,父亲还担任着学校的学董,由此足见父亲对教育的重视。

卫兴华从小就体验到了父母为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在村里,他家虽然不是最穷的人家,但由于那时是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辛苦劳作最终还是长年欠帐。在卫兴华的童年记忆中,妇女们吃的是高梁面窝头,有时也要配些野菜夹糠的窝头,玉米面是出力干活的男人才可以吃的。睡的是土炕,炕上铺个席子,除了父亲之外,其他人是没有毡子和褥子的。直到他上30里外的高小住校时,母亲才专门为他缝制了一床褥子。卫兴华说,那时,自己也习惯了粗茶淡饭,甚至连用生了虫子的枣连皮带核磨碎掺上糠做成的窝头也吃过。

卫兴华自幼酷爱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1937年春,他考上五台县东冶镇的沱阳高级小学,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了五台县。不久卫兴华就失学了。从1940年冬开始,先当了两年的小学教员,后在五台县的东冶镇上了半年中学补习班。在补习班,他的期终成绩被评为全校特等第一名。那时,卫兴华不但学习刻苦,而且抗日思想特别浓厚,看到日本统治下对学生采取奴化教育,他十分苦恼。在学校里,他偷读进步书籍,暗中给同学唱抗日歌曲。不久,学校老师从他被子里翻出两本进步书籍,校长和老师专门找他谈了话,迫使他将书当场烧毁。他的抗日情绪还反映在他的作文中,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作文,卫兴华在作文中写到:昨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穿黄衣服的“丘八”拷打一个农民,十分气愤。“丘八”是“兵”字的分解,是当地百姓对日本兵的一种蔑称。语文老师出于对他的爱护,在批改作文时,给他写下了这样的批语:牢骚话不可说!有一次下大雪时,卫兴华抑制不住对日本侵略者一腔忿满情绪,就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抗日的口号。

小时候,父亲为卫兴华起名叫“玉童”,小学时,老师给他改名叫“显贵”。在东冶镇上中学补习班时,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家乡的侵略行径,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救国、振兴中华的决心,遂自己改名为“兴华”。

1943年8月,卫兴华考入晋西隰县进山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的影响和培养。进山中学的校长赵宗复是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山西旧政坛上齐名的人物。他们是五台同乡,一为河边人,一为东冶镇人,相距仅十五里。赵戴文虽为国民党高级官员,思想却较为开明,他的儿子赵宗复早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秘密从事革命工作,曾担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利用合法身份和特殊的家庭背景,进行党的统战和地下工作。由于赵宗复的革命思想和他特殊家庭背景,他把进山中学办成了一所进步学校。进山中学集中了一批国民党高干子弟,在赵宗复的影响下,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

在进山中学,卫兴华所在的初中31班,办了一个油印刊物《三一园地》,卫兴华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不久他的文章就引起了赵宗复的注意。此后,赵宗复对卫兴华格外关照,不仅经济上给予帮助,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有时候卫兴华生病了,他就安排校医给送药。

革命青年走进人民大学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学校的进步组织“投枪社”。并被上级组织指定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还担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青年读书会。

在“投枪社”,卫兴华与太行解放区的太原情报站直接发生了联系。

1947年8月,卫兴华根据组织安排偷偷去了解放区,在解放区正式履行了入党手续。回太原不久,他就被捕了,被捕期间,他保守了党的机密,敌人没有查出什么具体证据,关押了近一个月后就把他释放了。

那时,从太原直接送往解放区的许多情报,很容易被敌人截获。为了保证情报安全送达解放区,最好的办法是转道北平,再送到解放区。于是,组织上决定派卫兴华到北平建立联络点,打通从北平去解放区的关系。于是,卫兴华就受命去了北平,在北平、太原、解放区之间打开了一条情报通道,为太原地下党传递为解放太原所需的军事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初,卫兴华回到解放区,先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班学习,一个月后,又回到山西解放区参加太原解放的做准备工作。太原解放后,1949年6月,他又回到迁到北平的华北大学二部教育系学习。

1949年10月1日,卫兴华与同学们参加了开国大典途径天安门的游行队列,见证了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

1950年,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同年,人民大学成立经济系,卫兴华听从学校分配转到了经济系,半年之后,转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

卫兴华说,在进入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最终却意外地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之路,完全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初接触经济学,就直接阅读《资本论》等原著,由于没有经济学基础,根本看不懂,像蚂蚁啃骨头般硬啃,所谓笨鸟先飞。当时学习、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两年中,自己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每天到饭厅吃饭总是买最便宜的菜,每份5分钱。两年间,他没有买过任何零食。当时,宿舍门口有个卖烤白薯的,每天路过看着很想吃,但最终也没舍得买一块。每天从早到晚只有一件事,就是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读书。虽然很艰苦,但是内心却很充实。

195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毕业了,卫兴华被留校任教,从此,他就与中国人民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

独立思考的理论品质

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卫兴华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不做风派理论家!20世纪50年代,卫兴华对当时在国内流行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苏联教材中讲,货币具有阶级性,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我国的有关论著中也跟着讲。1958年卫兴华在《新建设》刊物发表文章,否定货币有阶级性。1956年,他在《读书月报》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

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兴华积极参与理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针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论决定论,他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和6月 19日先后发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并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发表了《关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此文超越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并且说明: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隘,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中被忽视了。如,片面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物的因素;在物的因素中片面强调生产工具的作用而忽视原材料、电力和其他能源等的作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没有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强调群众运动,而忽视甚至鄙弃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还不断批判‘技术至上’、‘专家路线’;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的作用。”

改革开放新时期,有的学者通过错解或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其他原理,否定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卫兴华发表多篇论文对此进行辩驳,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在经济学界,卫兴华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经济思想的学者。这与后来党中央文件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是相吻合的。但是当后来不少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当做相同概念宣传时,他又首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二者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体系,不包括私有制经济。同理,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混同起来。为此,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还原与创新

在70余年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卫兴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精深和独到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将继续。《资本论》以严密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在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在当今,无论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都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地位和理论力量仍然不容置疑。

卫兴华指出,《资本论》所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它的某些原理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当做凝固不变的教条。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会尊重《资本论》的学术地位和生命力。对待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要有两方面并重的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坚持与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它的经济学说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和揭示经济规律的方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拘泥于他在一定情况下所作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联系起来,理清“源”和“流”的关系。“源”是马克思,“流”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与“流”不是对立的,而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马克思自己就讲过:“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不能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前,面对金融危机,西方人也在从马克思那里找原因。因此,我们对《资本论》应该很好的地研究、继承、发展和创新,但不能照搬。

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说到底是其制度本身的矛盾所造成,经济危机必然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找原因。应该还原马克思经济理论,尤其对《资本论》应该很好地研究。现在,我们有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粗浅地表述了《资本论》的思想。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并专门增加了《资本论》方向的研究,并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这对于我们继承、发展和创新《资本论》的思想,用正确的《资本论》理论和方法解决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研究《资本论》是卫兴华毕生的热爱。在卫兴华的书架上有一本60多年前的一部已经泛黄的《资本论》,几乎每一页都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在不同的年代作出的标记和读书心得,整本书被写得密密麻麻,由此足见这本书已经被主人不知读过了多少遍。94岁之后的他腰疼卧床,有时连吃饭喝水都在床上,不能起来。但是在床上,他依然坚持拿个硬板,垫上稿纸写文章。家人劝他躺下休息,他对家人说:“对我来说,写东西,研究《资本论》,是一种愉快,一种喜悦!”

自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卫兴华就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在中国人民大学,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书斋、醉心讲堂,淡薄名利,不仅成为授业解惑的“经师”,而且成为明德传道的“名师”。

学术等身,著作等身,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在创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同时,卫兴华也培养和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的成长,如洪银兴、魏杰、李连仲、黄桂田、张宇、张建君……这些“卫门”学者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卫兴华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学报总编辑、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发表论文、文章800余篇,出版教材、学术著作(含主编、合著)40余本,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先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30余项。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兼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成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

晚年的卫兴华依然初心不改,奋斗不息。对于社会上提倡让老学者发挥余热的观点,卫兴华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什么叫余热,余热是已经烧成灰的炭火,还剩下一点热气;我们这些老学者是还在燃烧的炭火,燃烧得正旺盛呢!”
今天,卫兴华——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心目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炭火依然在熊熊燃烧,并且正越烧越旺。

原文作者:程冠军

原文链接:[中国领导力]卫兴华:经世济民的“人民教育家”

(责任编辑:刘晓阳)